历史不忍细看

历史不忍细看

序言 历史的真实细微之处往往令人震惊。然而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历史往往是不可靠的，同时代人 所写的历史尤其不可靠。胡适先生也曾有过一个精彩的比喻，历史就是一位任人梳妆打扮的小姑娘。 不要说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里，文网恢恢，动辄得咎，书写历史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因秉笔直 书而遭遇血光之灾甚至祸及九族者不知凡几；就是到了近代乃至现代，历史仍然充满了数不清的谜 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史料的发现，有些谜团才陆续地得以解开。 因此可以说，史家的任务就在于区别真实的和虚构的、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以及可疑的和不能 接受的。这就要求，史家须摒弃功利，独立思考，严肃认真，不断地对历史进行追问。把那些或者 是因为利诱和威胁，或者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或者是因为偏见，或者是因为个人的感情和爱憎， 或者是我们所无法知道的原因，而背离了真实的历史，一点一滴、持之以恒地去伪存真，恢复其本 来面目，从而使历史成为时代的见证、真理的火炬、记忆的生命、生活的老师和前人的使者。 说到底，历史就是对细节真相的探究。然而，说出真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鲁迅先生说过，谎 言和假话越来越多，中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瞒”和“骗”的文化。它已经成了民族 的心理痼疾，因此，说出真相就具有挑战某种民族思维的性质。真相的获得，需要历史学家的勇气 和责任感，需要探索，需要发现。值得庆幸的是，近些年来，一些史家和历史事件的知情者、亲历 者，孜孜以求，以史实为依据，按迹寻踪，见微知著，决不妄加穿凿，挖掘史料中的深层内涵，探 寻历史的本相、本质和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地评价人物的是非功过和历史作用，体现了历史学家的 史胆、史识和史德。笔者有感于此，把近年来发表的有新意且有价值的文章，略作分类，编就此书。 这些文章，有些是历史事件知情者、亲历者的回忆，把僵硬的历史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变得有血有肉，呼之欲出；有些是把被有意回避或语焉不详的历史，经过作者的调查和探索，使其 重见天日并予以合适的评价；有些是根据逐渐解密的档案或史料，把尘封多年因而被长期误读的历 史赋予崭新的生命和意义；有些是对历史上某些事件、人物的说法、评价甚至是“定论” ，根据作者 的研究和发现，建构起迥异以往的命题和意蕴；有些则是将被歪曲、篡改甚至颠倒的历史，还其本 来面目或重新颠倒过来。 本书所收入的文章思想开放，无论是观点还是材料，都有很多新鲜感，那种陈陈相因的陈词滥 调，在这里无处安身。阅读本书犹如走进一个陌生的国度，新颖的景观层出不穷，身心会陶醉在一 种受到新知刺激才会产生的精神愉悦。 学人和专家们阅读本书会受到领悟、启发甚至震动，但本书主要还是以大众为阅读对象。对那 些“纯学术”的鸿篇巨制，敬谢不敏。眼睛向下，拒绝枯燥，注重文采，把平民化、生动性、可读 性和趣味性作为遴选文章的取向。学术只是一种精神，一种风骨，而鲜活丰满的血肉和生命，才是 我们的追求。

应该说明的是，本书的分类完全是为了阅读的方便，多数文章因意蕴的多元，都是难以强作划 分的。人物和事件的顺序基本上按时代先后编排，个别长文做了一些删节。书中所收文章大都是“一 家之言” ，并不能完全代表编者和出版者的观点，敬请读者明鉴。

序 作者 : 编选:中国散文协会 主编:文欢 孔子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中承前启后第一人，也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及民族精神的形成影响最 大的文化巨人。他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条大河，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江河的源头之一。 万花筒式的朝代走马灯般的逝去，唯有孔子与他的思想不朽。他的不朽，当然不是因为历朝历 代统治者的尊崇与封谥，孔子恰恰反因为统治者热捧掩盖下的霸占而遭到莫大的连累。即使受到了 历代统治者霸占的连累，孔子仍然穿过岁月的风尘，从过去走入现在，并必将还要从现在走向未来。 也许我们会自以为已经将他忘记，但是他的语言，他的思想，甚至他的形象，却会活在我们的 思考与语言中。也许我们会以现代人的“进步”与“文明” ，去批评他甚至嘲笑他，可是随着时间的 淘洗，我们又会发现在我们的进步与文明里，有着孔子的帮助与参与。我们更多的时候，当然是会 把他看作圣人，一个离我们很远却又高高在上的圣人。其实，当我们有了人生的阅历，回过头来看 看，又会发现，原来孔子就是我们的朋友。 不要说《论语》开篇的那段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已是尽人皆知，常常会挂在我们口头上作为“口头禅”了。更多 的或者已经成为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或者早已化作千年不易的做人与行动的准则，或者干脆就已 变成众人服膺的学习、处世与生活的智慧，为人类、尤其是普通民众点亮一盏盏明灯。如关于仁， “当仁，不让于师” ，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巧言令色，鲜矣仁” ；如关于教 育与学习，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有教无类” ，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反三，则不复也” ；如关于君 子、德行， “德不孤，必有邻” ， “朝闻道，夕死可矣” ，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君子坦荡 荡，小人长戚戚” ，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还有如“逝 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岁 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欲速则不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道听 而途说，德之弃也” ，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两千多年来，关于孔子的文字资料，可说是汗牛充栋。但是真正有关孔子传记类文字，第一篇 当推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 。至于现当代所出有关孔子的传记类书籍，我最看重的还是我国历 史学家、后来定居台湾的钱穆先生所著《孔子传》 、南京大学教授匡亚明先生的《孔子评传》和日本 井上靖先生所写《孔子传》 。 一些年来，关于孔子，我曾经写过《杏坛》、《孔林随想》、《曲阜古柏》等文章，但是从来也没 有过撰写孔子传的计划。而今，之所以能够欣然接受出版社写作《人味孔子》的任务，其主要原因 还是有一个念头早已在心头酝酿，那就是拨开历史的烟云，还孔子本来的面目。这个孔子，当然不

是被历代统治者所神化所利用的孔子，也不是被时光模糊得光剩下“至圣”光环的孔子，而是一个 历史上所真实存在的那个实实在在的孔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孔子，一个中国第一位教师的 孔子，一个独立思考、并开中国百家争鸣先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孔子。

2006 年 6 月于山东省济宁市

关于秦始皇不死药的考证 龙 文

徐福渡海为秦始皇寻找不死药的传说，由来已久。日本方面有研究说，不死药名叫“千岁”，就 出产在地处濑户内海的祝岛，更令人惊讶的是，今天它正在进行人工种植。 在中国和日本流传着一个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徐福为秦始皇求不死药而东渡的传奇。我在日本 期间，兴趣使然，对此做了一点儿考察，包括到和歌山“徐福登陆处”现场考证和收集日本有关的论 文。 徐福，在中国古籍中，是一个头脑聪明、胆大心细的骗子，因为当过“方士”，大约还是个早期 化学家。秦始皇完成了他一统天下和建造长城的伟业，便开始憧憬长生不老的神奇。于是徐福在公 元前 219 年来到秦王的宫廷，声称《山海经》上面记载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就在东方海中， 他愿意为秦王去那里取来不死之药。第一次东渡，徐福并没有带回长生之药，他告诉始皇，东方的 确有神药，但是神仙要三千童男童女、各种人间礼物。同时，海上航行有鲸鱼拦路，他要强弓劲弩 射退大鱼。秦始皇全盘答应条件，助他再次东渡。结果，徐福一去不复返，在东方“平原广泽之地” 自立为王，再也不回来复命了。根据考证，徐福并非传说人物，1982 年，更有文章考证他的故乡正 是今天江苏省连云港郊外的徐阜村。 看到这里，不禁令人生疑，秦始皇何许人也？荆轲那样的职业刺客都死在他的手里，怎么会上 徐福的大当？除非……除非他能让秦始皇相信东方真的有仙山，仙山上真的有不死药。 传说中的仙岛，倒并不全是虚妄，仙没有，岛是有的。按照日本的记载，徐福所说的就是日本 的本州、四国、九州三岛。日本的文字史料中，对徐福的记载含糊不清。这也不能责怪日本人，因 为徐福登陆的时代，日本还在蒙昧之中，还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呢！但是按照部分日本史学界人士 的观点，徐福，就是日本古代著名君主神武天皇。他登陆日本的地点，便在日本的关西平原。“神武 东征”横扫日本的传说，就是基于徐福登陆日本、南征北战的事迹。 日本人的思维比较独特，因此他们在考证徐福问题的时候，想法也一样富有个性。他们根据考

古发现，分析古代墓葬遗骨证明，徐福东渡时期，日本关西近畿地区的居民平均身高骤然升高了 5 厘米，由此推断，这很可能是徐福和他的部属登陆后造成的局部人种改良。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日本科学家发现日本人的基因里，有 1％来自中国云南地区，而日语训读发音（土语发音）也 和云南纳西族的语音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是怎么回事呢？从徐福东渡，或许可以找到答案。根据中 国方面的史籍记载，徐福要求的三千童男童女，秦始皇也没法一下子凑齐，这个时候，秦军刚巧征 服了西南夷，于是秦始皇就下令这些被征服的部族提供所需要的童男童女。西南夷，就是现代云南 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因此，如果这些西南夷的后代借徐福东渡融入日本人种，带给日本人 1％的云 南基因便有据可循了。在日本，据我所知，流传有徐福传说的地方至少有 20 处，北到富士山所在的 静冈，南到九州的熊野、鹿儿岛以及关西地区，它们都涉及两个主题：蓬莱和不死药。大家都知道， 今天的世界，是不存在不死药的，别说 2200 年前了，但是，徐福的不死药，我倒相信它有一点儿影 子，甚至，当徐福第一次东渡的时候，或许自己也相信它的存在呢。 秦始皇从来不是一个愚蠢的人，若徐福全靠造谣生事，怎能骗得了这位精明过人的千古一帝？ 那可是囚母弑父、统一六国的一代枭雄啊。就算是求药心切，徐福第一次的失败，难道不会引起他 的怀疑？而徐福也很奇怪，如果他从来没有到过日本，他怎么知道一直往东航行就可以到达日本？ 而且依靠几千人加强弓劲弩的先进兵器就可以征服这个国家？他显然对日本有一定的了解。 假如日本真的是传说中的仙药产地，而且徐福善于花言巧语鼓吹一番，骗取秦始皇信任，再得 到所需要的人员和装备，就比较符合逻辑了。否则，在石头上种花，要想让秦始皇拿出血本来，只 怕更大的可能是自己先掉了脑袋。 问题在于，日本古代，真的有“不死药”存在吗？幸运的是，我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意外地 发现了日本“徐福会”理事重村定夫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认为，这种神奇的不死药，不但存在，而且 就出产在他的故乡祝岛。 祝岛，地处濑户内海，在九州、本州、四国三岛环绕之间，人烟稀少。自古以来就流传，在它 的腹地深谷有一种神奇的植物果实，俗名“窠窠”，日本古书中名为“千岁”，大小如核桃，汁浓味甘， 据说食用可保千年不死，闻一闻也可以增寿三年三个月。 19 世纪末，日本植物学家牧野富太郎曾经慕名前往，经过艰苦工作，采到了“千岁”的标本，并 欣喜若狂地给友人写信：“这是我最弥足珍贵的发现，它的价值无法形容。”在祝岛民间，还有用这 种植物的枝条制作手杖的习惯，称为蓬莱杖。 如果“千岁”的传说曾经在当年传入中土，徐福家住东海之滨，听到它应该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这样的传说，加以附会，通过其他途径传入秦始皇耳朵里亦非不可能，那么此时徐福就可以乘机下 说辞了。甚至，祝岛的人至今相信徐福曾经光顾过他们的岛屿，因为在海湾的岩石上，留有一副石 刻的棋盘，当地人讲就是徐福所留。 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提出一个假说，那就是当年徐福为秦始皇寻找的不死药，很可能就是出 产在祝岛的神奇之果——“千岁”。 但“千岁”究竟是什么呢？它现在是否还存在？带着这个疑问，我查阅电话簿，和祝岛方面取得 了联系。结论非常令人鼓舞，祝岛的一位公务员先生竟然给我寄来了照片，并证实千岁不但存在， 而且正在进行人工种植。我把照片寄给了北京农科院的一位老同学，希望他能够给我一个鉴定性的

结论，这真的是能够令人长生不死的灵药？ 一个星期以后，我的朋友回信，告诉我，这种“千岁”的确是一种稀有的植物，学名 Actinidiachinensis Pianch。藤状灌木。以根和果实入药，具有调中理气、生津润燥、解热除烦、活血 消肿之功效。果肉绿色，果皮软而带毛，今天已经存在人工栽培的品种，果实大小也增大了几倍， 常吃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它还有个中国名字，叫做——野生猕猴桃。 天！秦始皇倾天下之力寻找的，就是它！ 鉴于秦始皇的老家，陕西秦岭一带就是野生猕猴桃的产地之一，这东西只怕皇上经常用它来开 胃，难怪……难怪徐福找到了“长生不死药”，也不敢归国了。

焚书坑儒原是一场阴谋 作者 : 徐水涯 编选:中国散文协会 主编:文欢

焚书、坑儒二事，是阴谋，抑或并非阴谋？似乎很少有人究问。一般笼统的看法，当然认为至 高无上的秦始皇，说焚就焚，说坑就坑，何须搞什么阴谋？但若细读有关史料，会发现事情并不那 么简单。 焚书，可以肯定不是阴谋。这从《史记》、《资治通鉴》等记载中可以明显看出。焚书方案是李 斯策划的，方案拟成后正式上奏秦始皇。秦始皇批准后，正式颁焚书令，天下遂大张旗鼓烧书。由 此可见，焚书一事，从焚书令的形成，到焚书令的实行，都绝对不是阴谋。 但坑儒一事，史书的有关记载就值得研究一下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坑儒的记载是这样的：“(方士侯生、卢生潜逃后，秦始皇大怒)于是 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 后。 ”御史是刑狱之官，诸生即儒者。御史把诸生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密，秦始皇便亲自圈了犯禁 者 460 余人，把他们活埋了。活埋以后，又告知天下，以示儆诫。从这段记载看，坑儒应该说也不 是阴谋。因为所记御史问案，一则是奉旨行事，二则与一般的官府办案无甚差别，不像是秘密行为， 不像是阴谋。坑儒之后，又告知天下，更显出不是阴谋。 但且慢，史书中还有另外一种记载，所记的坑儒一事则完全是阴谋。这一记载见于《史记·儒 林列传》之张守节“正义” ：

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诏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 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 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 记载的大意是，秦始皇焚书以后，为威服天下而对儒生进行了屠杀，其具体办法是先以官职引 诱儒生，再以种瓜之计诳骗儒生，最后将儒生坑杀。这段记载中的坑儒过程，完全是经过精心策划 的阴谋诡计。 从《秦始皇本纪》看，坑儒不像是阴谋；从《诏定古文尚书序》看，坑儒又是阴谋。那么哪个 记载可信呢？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有可信度，不宜以一种说法轻易地否定另一种说法。理由是：第 一，不能只重视司马迁的记载，不重视卫宏的记载。卫宏是东汉人，《后汉书·儒林列传》中有传。 从时代上说，他是晚于司马迁的，但不能因其晚，就说他的记载肯定不可靠。其实他的记载与司马 迁的记载一样，其史源都是对前代史料的继承，尽管有可能他的记载的传闻因素多一些。第二，从 秦始皇本人的特点看，他是个为了需要什么谋略都搞的君主。他贵为天子，口含天宪，所以杀起人 来一般采取的是“明火执仗”的办法。此非阴谋。但他又深受韩非之“术”的影响，有很重的秘密 主义的倾向，所以杀起人来也会根据实际需要而采用“密裁”的方式。此为阴谋。第三，从《秦始 皇本纪》看，所记载的坑杀过程很简单，只四个字——“坑之咸阳”，而《诏定古文尚书序》所记， 则是坑杀的具体过程。因此，有可能两书所记的实际同为一事，后书是对前书坑杀事件的具体记述(尽 管某些细节未必准确)。也就是说，两书所记并不矛盾。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秦始皇坑儒，可以说就 是使用了阴阳二谋。第四，两书所记可能实际上反映的是前后两事，也就是说，秦始皇坑儒可能不 止一次。因此，两种说法都是真实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秦始皇坑儒，可能一次是阴谋，一次不 是阴谋。 秦始皇焚书坑儒，对中国文化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其焚书坑儒的具体操作过程， 不论是阴谋，抑或其他方法，都是非正义的、反文化的歹毒之谋。可以这样说，在焚书坑儒这一点 上，秦始皇是理应背负万载骂名的。

司马迁之惑 向 熹

2000 多年前，当中国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开始撰写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时，他陷入了矛盾 ——孔子说，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其何怨乎”，但司马迁在一篇以伯夷、叔齐口吻写的诗中看到怨 愤之气，于是他只能怀疑是不是自己对这首诗理解错了。 接着司马迁又借他人之口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困惑：如果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为何像伯夷、 叔齐这样一生“积仁”的人却终于饿死？为何像孔子最推崇的弟子颜渊也常常食不果腹？而盗跖无恶

不作却寿终正寝？司马迁比照当时的现实，这并不是个别，而是普遍的现象！他终于忍不住将疑惑 说了出来：“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面对的困惑是循环的：如果天道酬善，那伯夷、叔齐的死就证明他们不是善人；如果他 们是善人，那他们的死又在证明天道不是鼓励从善的。 解决不了这样的困惑，司马迁只好到他最尊崇的孔子那里找答案，找来找去，只找到三条不无 勉强的根据：一条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各人按自己的志向做人，不必考虑结局；一条是“富贵如可 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从商风险太大，太不确定，于是孔子也被迫选 择跟着志趣走；一条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所以行善的人才显 出伟大，这也就是他们的价值。 很显然，写史重在史观，“个体选择”、“被迫为之”、“难能可贵”三个理由用于道德说理可以，但 如果用来建构史观、指导历史叙述却极其困难。 “司马迁之惑”所针对的价值与得失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其背后是人类进程的一种必然 规律。对这个规律的认识，有助于理解中国目前转型进程的关键任务。 人的管理，实质就是欲望的管理，通过管理实现欲望的释放与管束。释放欲望，可以激发人无 穷的创造力；欲望的满足可以带来幸福感，欲望的不满会带来痛苦。于个体而言，欲望满足往往是 暂时的，而痛苦却是经常的；于群体而言，欲望的创造力与破坏力并存。因此，欲望这把双刃剑需 要约束。 事实上人类一直在寻找管束欲望的方法，以保证社会运作的正常，保证人们痛苦的减轻与幸福 感的增进。在这个找寻过程中，各民族的智者都贡献了智慧，其中一些幸运的智者的思想成了宗教， 并成为约束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时至今日，凡有生命力的宗教无不在约束人的欲望。 在释放与约束消长往复的漫漫历史进程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了神龛，不同的是龛中的“神”不同。 在中国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因而中国人心中的神龛中没有一个 具体的神，但神龛却不是空的，仁、义、礼、智、信居于其中，它们是中国人心中的“理神”。与其 他民族的神一样，起着约束欲望的作用。 当约束欲望的价值观成为个人与社会的普遍价值时，约束自己的欲望的人可以由此获得内心的 自我犒赏和社会的精神犒赏，于是产生极大的幸福感。久而久之，这种精神需要变成另一种欲望， 宗教或道德也获得不依存于物质得失的发展动力，对人的征服更加有力，人类也渐渐成了有普遍宗 教性的动物。但是，当现实得失与精神价值有巨大落差时，就会出现对价值的怀疑，这就是“司马迁 之惑”。 人类总是在释放欲望与管束欲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如果完全用精神的标准，想建立一个价值 理想国，社会将丧失活力，走向衰亡。如果完全用实用主义的标准，以绝对的利益得失比较，社会 即使在短期内获得发展，也将陷入物欲横流，“形势大好，人心大坏”的境地，最终走向破产。 今天读《史记》 ，我们可以推断，面对困惑的司马迁做了两个决定：其一，为《伯夷列传》做总 结时，完全不纠缠于天道存否，伯夷、叔齐贤否，而是绝对实用主义地总结出，伯夷、叔齐、颜渊

如果不是孔子称道他们，他们将寂寂无名，所以结论是，凡夫俗子“非附青云之士”，名不能留于后 世；其二，司马迁在修史中所持的观念，虽在轮廓上是儒家的，但其价值观更多实用主义的成分， 例如他对人的私欲的认识。 当然，这些年过去了，我们也应看到，“神”被换了几轮的中国人心中的神龛，目前多是空的， 从历史规律来看，这样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人呼唤幸福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折射出的，正是认 识人生目的的渴望、对欲望制衡的渴望。这时，传统文化的热潮就显得那么自然。

女子穿开裆裤的汉朝后宫 言语如剑

汉灵帝(156-189)刘宏，东汉皇帝，公元 168 年即位。在其统治期间，党锢之祸兴起，宦官 把持大权，公开标价卖官，肆意大兴土木，百姓难以为生。中平元年(184 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 巾起义。 汉灵帝刘宏的“灵”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汉灵帝确实是个极度追求淫欲的 皇帝。 灵帝继位之后立宋氏为皇后。宋皇后是扶风平陵人，因为她性情平和，缺乏女人味而得不 到灵帝的好感。但是又处在正宫的风口浪尖上，后宫里受到宠爱的嫔妃都交相诋毁她。中常侍王甫 枉杀勃海王刘恢及他的王妃宋氏，宋氏是宋皇后的姑母，王甫怕宋皇后迁怒于自己，就与太中大夫 程阿诬陷宋皇后在宫廷里挟巫蛊诅咒皇帝。灵帝正愁没有废去皇后的借口，于是在光和元年收回她 的玺绶，宋皇后不久忧虑而死。 接着宋皇后的父亲以及兄弟全部被杀，宫中众常侍及大小黄门在省署的人都暗中可怜宋皇 后。有一天灵帝梦见已故的桓帝对他说： “宋皇后有什么罪过？你听信任用奸邪的大臣和嬖姬使宋皇 后绝命。以前勃海王刘恢，既然已经自贬了，但还是被你杀死。现在宋皇后和刘恢都到天帝那儿去 告你。天帝极为气愤，你的罪过太大，很难赦免！ ”灵帝被惊醒了，梦中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他将 这件事说给羽林左监许永，问他这是什么征兆。许永就趁机把宋后和渤海王无辜之状说给他听，并 且请求改葬以使冤魂得到安宁，灵帝终究没有听从许永的话。不过梦是心境的外显，可见在内心的 深处他多少也有一些愧疚。 灵帝十分好淫，他在后宫里随时随地看中了哪个女子长得美艳，就拉到床上交欢。汉朝的宫廷 女子与后世不同的是都穿着开裆裤，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而且开裆裤里面什么也不穿，为的就是 让皇帝临幸起来方便，连衣服都不用脱。明朝末年的张献忠让姬妾不穿下衣在室内晃荡，更是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当然这是后话了。 灵帝与众多的姬妾在西园裸体游玩，为了盛夏避暑，他盖了个“裸游馆”，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

并将它覆盖在台阶上面，引来渠水绕着各个门槛，环流过整个裸游馆。他选择玉色肌肤、身体轻盈 的歌女执篙划船，摇漾在渠水中。在盛夏酷暑，他命人将船沉没在水中，观看落在水中的裸体宫娥 们玉一般华美的肌肤，然后再演奏“招商七言”的歌曲用以招来凉气。渠水中所植的莲花荷大如盖， 高一丈有余，荷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叫“夜舒荷”。又因为这种莲荷在月亮出来后叶子 才舒展开，又叫它“望舒荷”。 灵帝与美女在裸游馆的凉殿里裸体饮酒，一喝就是一夜。他感叹说：“假如一万年都如此，就是 天上的神仙了。”灵帝整夜饮酒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天亮了还不知道。宫廷的内侍把一个大蜡烛扔在 殿下，才把灵帝从梦中惊醒。灵帝又让宫内的内监学鸡叫，在裸游馆北侧修建了一座鸡鸣堂，里面 放养许多只鸡。灵帝每当连夜饮宴纵欲醉了以后，往往到天亮时还在醉梦中醒不过来。这时候内监 们便争相学鸡叫，以假乱真来唤醒灵帝。灵帝的“裸游馆”后来被董卓纵火烧了。到曹魏咸熙年间， 当年内侍为了唤醒醉酒沉睡的灵帝而扔蜡烛的地方，深夜里还有闪闪的光亮，人们说那是神光，于 是就在那里盖了个祠，名叫“余光祠”。 宫女年纪在 14 岁以上 18 岁以下都浓妆艳抹，脱下衣服与他一同裸浴。西域进献了茵墀香，灵 帝命人煮成汤让宫女沐浴，把沐浴完的漂着脂粉的水倒在河渠里，人称“流香渠”。 灵帝在后宫中设列市肆，让宫中的婢女嫔妃打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而他自己装成是卖货物的商 人，玩得不亦乐乎。肆中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异宝，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陆续偷窃而去，甚至 她们为了你偷的多我偷的少而暗地里争斗不休，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他白昼与宫女们贸易，夜里 就抱着她们恣意地淫乐寻欢。据《古今情海》引用《文海披沙》的记载，灵帝甚至在西园里弄狗与 宫女进行交配。 宋皇后被废之后过了两年，灵帝耽于淫乐还没有打算再册立皇后。朝臣上表请求他赶紧确立中 宫，因为这是国家的一个象征。灵帝便册立了贵人何氏为皇后。何皇后的出身很微贱，她是一个杀 猪屠夫的女儿。但何氏的容貌美艳无比，她身高七尺一寸，肌肤如雪，亭亭玉立。灵帝一见到何氏 就喜欢上了她。于是她夜夜独占灵帝，后宫又多了许多灯下打发寂寞光阴的女子。几度春风之后， 何皇后怀孕生下了皇子刘辩。何皇后的兄长何进被封为侍中，她已故的父亲何真被追封为车骑将军。 何后性情刚刻多忌，正位中宫之后，时刻提防其他的嫔妃夺宠，宫里的嫔妃都很害怕她。赵国人王 氏是前五官中郎将王苞的孙女，她在后宫里的姿色比何后还略胜一筹，而且能诗擅画，谈吐优雅， 举止端庄。灵帝对她极为宠爱，颠鸾倒凤后不久王氏怀了孕，被晋封为美人。在汉朝宫廷妃媵制度 里美人比贵人要低一等。 何皇后将王氏恨入骨髓，私下里时刻图谋加以陷害。王美人生性聪敏，她早知道妒忌心强烈的 何后不会容她，所以在进谒何后的时候用帛束住腰部，不让何后看出她怀了孕。只是腹中的胎儿一 天比一天大，王美人朝夕辗转不安，便买了堕胎药喝下去。因为一旦生下儿子，可能母子都保不住 性命，但是多次服用堕胎药并不见效，她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不再喝堕胎药，听天由命了。十月 怀胎后生下一个男婴，灵帝十分高兴，给婴儿取名为刘协，这就是后来的汉献帝。 生下了孩子，王美人要服药调理，何后密遣心腹内侍用鸩毒代替药物，毒死了王美人。灵帝听 到王美人忽然去世的消息，急忙前去探视。他一看王美人四肢青黑，就知道是中毒而死，不禁流下 了泪。不久追查到是何后下的毒，灵帝顿时愤怒难遏，打算将何后废去。胆大包天的何后这才感到 害怕了，她急忙花钱贿赂曹节、张让等阉宦为她说情，灵帝一生最相信宦官，于是何后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虽然放过了何后，但灵帝对她从此心生顾忌，他将王美人所生的儿子刘协寄居在永乐宫让董太 后抚养。由于董太后的精心呵护，刘协才没有遭到何后的暗算。灵帝怀念王美人不已，因而撰写了 《追德赋》与《令仪颂》两篇辞赋纪念她，辞赋里的字句缠绵悱恻，如泣如诉。常言说失去的才是 最好的，也仅此而已。 汉灵帝时阉宦流毒于天下，各地爆发了黄巾起义，汉朝的江山已经朝不保夕了。灵帝此时也显 得无精打采，热衷的淫欲好像逊色了不少。传说郁林郡中有一个珊瑚市，是海客买卖珊瑚的地方。 市中有数枝珊瑚呈碧绿色，一株有几十枝丫，枝间满是叶子。大的高五六尺，最小的也有一尺多。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郁林郡进献了一个“珊瑚妇人”，皇帝命人植于殿前，宫里戏称为女 珊瑚。这株女珊瑚一直枝叶繁茂，到了灵帝时却忽然枯死，世人都认为是汉室将衰的预兆。 中平六年（189 年） ，灵帝去世，14 岁的皇子刘辩即位，尊何后为皇太后。何太后临朝称制。何 后的兄长大将军何进想诛杀宦官，反而被宦官所害，并州牧董卓带兵入洛阳，诛杀了宫廷里全部的 宦官，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而立王美人生的刘协为皇帝。不久何后与她的母亲舞阳君也被董卓逼迫 而死。这时的汉朝实质上已经灭亡，汉献帝刘协成了一个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傀儡。一个群雄并起 的三国时代拉开了帷幕。

中国历史上最淫荡残暴的帝王 杨 军

北齐开国君主文宣帝高洋在称帝前任京畿大都督，掌管外朝大政，但是他假装愚钝憨直， 连他的妻子被他哥哥齐王高澄多次调戏他也假装不知道，无论国事家事，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相安无事。可是，当高澄因为专横跋扈被杀死后，他忽然变得办事井井有条，一清二楚，推行 新法，把一个晋阳城管理得市井繁荣，井然有序。 东魏帝元善见看他办事认真，不怕苦累，便封他为大丞相，都督全国的军队，还承袭了他 哥哥的爵位，当上了齐王。可他哪里知道高洋早有当皇帝的野心，经过密谋策划，终于逼东魏帝元 善见禅位，自立为帝，国号齐，历史上称为北齐。 当了皇帝的高洋，嗜酒成性，变得昏乱妄为，脾气暴躁，甚至泯灭人性，大发兽性。有时 喝到酣畅时，他自己就起身擂鼓，然后跳舞，直跳得筋疲力尽。有时他脱光了衣服，乱叫乱闹。有 时他披头散发，穿上胡服，到街上挥刀舞剑。有时又随意乱走，到大臣或勋戚家乱闹一通，搅得人 人胆战心惊。三伏天，他赤身裸体躺在地上晒太阳；三九天，他在风雪中光着身子跑来跑去。他不 但自己发狂，还让随从们也仿效他，弄得随从们苦不堪言。 高洋极爱喝酒，常发酒疯，酒劲上来，往往人性泯灭，兽性大发。一次，他斥退左右，疯

狂地撕扯他父亲的小妾尔朱氏的衣带，企图强奸尔朱氏。尔朱氏不从，双手紧紧护住身体，哀求他 千万不要乱伦。高洋假意应允，却用刀捅进尔朱氏的下体，在尔朱氏死前痛苦的挣扎中获得快感。 又有一次，他竟残暴荒淫得失去人性，将自家宗室的全部女人聚于宫中，要她们脱光衣服，然后叫 他的宠臣去跟这些女人群交乱淫。高洋瞪着血红的眼睛狂笑不止。 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高洋同样丧失人性。有一次，母亲劝说他不要荒淫，他却勃然大怒。 他扬言，如果母亲敢再管他的事，就把她嫁给胡人，让胡人去糟害她。当时胡人有个风俗，一个女 人嫁给哥哥，哥哥死后，弟弟有权娶嫂为妻。胡人粗鲁残忍，尤其喜欢中原女人，如果一个胡人得 到一个汉人女子，弟兄几个会日夜奸淫，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高洋对母后都敢如此，其后妃的遭遇就更加悲惨了。 高洋有个宠妃姓薛，早先与清河王高岳相好，后被高洋看中，强行将她迎入宫中。薛氏的媚惑 之术，令高洋感到新鲜、刺激，他那三千宫娥顿时变得索然无味。薛氏极受宠幸，被封为薛嫔。薛 嫔有个姐姐，长相也很妖艳，高洋干脆将她也弄进宫来。高洋与薛氏姐妹，有时一连数日不离床榻。 两姐妹则极尽风流，博取高洋的欢欣。她们自以为得计，便恳请皇帝封她们的父亲为司德公。高洋 知道，薛氏姐妹的父亲是个卖唱的人，地位卑贱，不配当官。后来他又探知薛嫔依旧与高岳藕断丝 连，不禁大怒。便令人当着他的面，将薛嫔的姐姐活活锯成八块，接着又砍掉薛嫔的头，将她的尸 体乱刀剁碎；又把两姐妹的血掺进酒里，让大臣共饮。他还叫乐师剔去薛嫔大腿的筋肉，用白森森 的腿骨做成乐器。在每次杀人后的酒宴上，让乐师用薛嫔腿骨做成的乐器弹奏“佳人再难得”的曲子， 以示对薛嫔的“怀念”。 仆射崔进是三朝重臣，曾经是高洋父亲高欢的心腹。他死了之后，高洋前往吊唁。崔进的小妾 李氏见皇上驾临，连忙跪地“接驾”。李氏只有十七八岁，是个既年轻又十分漂亮的妇人，正值丧夫 之时，穿着一身缟素，更显得唇红齿白，不施脂粉，现出天生的肤如凝脂，增添几分凄艳的姿色。 高洋见到李氏，又禁不住心旌飘摇，想来个雨打梨花。他不顾身在灵堂之上，当着治丧者的面，一 把抱住李氏，尽行挑逗猥亵之事。李氏有重孝在身，对高洋的兽行深恶痛绝，坚决不从。高洋干脆 强行撕开李氏的衣服，面对李氏诱人的躯体，他双眼通红，伸出两手要去抚摸李氏的酥胸。李氏惊 呼着逃进人群。高洋恼羞成怒，令人搬来一把椅子，高坐其上，审问李氏道：“这么说，你很想念故 去的丈夫喽？”“回陛下，”李氏颤抖着声音说，“谁不想念自己的丈夫啊！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未等李氏说完，高洋就接过她的话头说：“那好，你这样忠贞，我很佩服。现在我命令你做我的使者， 前往阴曹地府，去探望一下你的丈夫，看看我的崔爱卿是否平安！”言毕，还未等李氏醒过神来，高 洋就叫人杀死李氏，并亲手割下她的头，扔进阴沟，说是“送她去阴间”。 又有王氏姐妹，姐姐已嫁给崔修，妹妹被高洋封为王嫔。高洋有个丑恶癖好，特别喜欢淫人妻 女。他多次借故去崔修家，一边挑逗他的妻子，一边直截了当地对崔修说出自己的要求。崔修竟然 毫无怨言，一切照办，后被高洋提拔为尚书郎。 段昭仪是段昭之妹，地位仅次于皇后。高洋与段昭仪成婚之日，段昭的妻子元氏按风俗闹洞房， 玩笑开得过大了一点。高洋不顾自己大喜的日子，竟在婚宴上对段昭说：“你给我听着，我非杀了你 老婆不可！”段昭仪从中劝解，高洋不予理睬，吓得元氏只好逃到高洋生母韦太后家中，直到高洋死 后才敢露面。这时，她因过度惊恐，神经已经失常了。 高洋的女人，只有一个没有受到他的欺侮，那就是皇后李氏。李氏是汉人，才色俱美，高洋为 太原公时娶她为妻，当上皇帝后立她为皇后。高洋对众多妃嫔虽喜怒无常，厌烦了就杀掉，但对李 氏却以礼相待。至于对李氏的母亲和姐姐，他就另眼相看了。一次酒后，高洋闯进岳母家中，见岳

母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发起无名之火。他从随从手里拿过弓箭，一箭射中岳母的脸，并对流血如 注的岳母说：“我打过母后，还没有打过你，这不公平，我还要打你一顿才好。”于是又命令手下抽 了岳母一百鞭子才罢休。 李皇后的姐姐是魏安乐王元昂的妻子，长得香艳迷人。高洋早就对她垂涎欲滴，于是故伎重演， 借口到元昂家饮酒，酒后装疯，同李皇后之姐调情。他故意把酒洒在自己身上，让李姐为他擦拭， 趁机在李姐身上摸摸捏捏。他甚至将酒吐在裆处，要李姐清理。正当李姐把手伸过去，擦也不是， 不擦也不是时，高洋突然一把把李姐抱住。元昂和李姐拒不受辱，面呈不快之色，高洋虽欲火中烧， 却无从下手。 为了得到李姐，高洋想将她纳入宫中当三昭仪，但又怕她留恋丈夫，便心生一计，找个借口， 召元昂进宫，用乱箭射死。李姐设置灵堂，祭奠元昂。高洋假装前往祭祀，欲火攻心的高洋就在元 昂灵前把李姐奸污了。朝廷命官吓得从此不敢蓄美纳艳，有了美女也只送往宫中。 一天早晨，住在北齐皇宫附近的一户李姓居民，起床后忽然发现屋檐下有一群蓬头垢面、赤身 露体的男人。他赶忙向官府作了报告。地方官带着兵役赶来捉拿这帮人时，看见其中一人正在奸污 李氏的女儿。小女呼天抢地地哀号着，施暴者却哈哈大笑，连地方官到了面前都视若不见。地方官 不禁大怒，心想这畜生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幼女，正要喝令拿下。谁知“拿”字还未出口，这地方 官已吓得屁滚尿流，慌忙俯伏在地，口称“死罪”。原来那个奸淫幼女的人，正是当今皇帝高洋。 到了三十岁，高洋已经不能吃饭了，每天只靠几碗酒度日，最后终于死在昏醉之中。历史上， 像高洋这样的淫迷狂皇帝，还是少有的。曾有人说，高洋是因为酒醉才乱性，应该说，他是借酒装 疯，酒后暴露了他荒淫、残暴的本性。

张丽华与“玉树后庭花” 一 眼

歌伎出身的张丽华后来做了南朝陈后主的贵妃，她长相上最大的特点是发长七尺，光可鉴人， 眉目如画。此外，更具有敏捷的才辩及过人的记忆力，所谓“人间有一言一事，辄先知之。”她在做 龚贵嫔的侍儿时，陈后主一见钟情，封为贵妃，视为至宝，以至于陈后主临朝之际，百官启奏国事， 都常常将张丽华放在膝上，同决天下大事。特别是张丽华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之后，当即被立为太子， 张丽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提高、巩固。 陈后主陈叔宝，小字黄奴，他即帝位的时候，北朝的隋文帝杨坚正大举任贤纳谏，减轻赋税， 整饬军备，消除奢靡之风，随时准备攻略江南富饶之地。而陈后主竟然奢侈荒淫无度，臣民也流于 逸乐，给隋朝以可乘之机。

陈后主除宠爱张丽华之外，还有龚贵嫔、孔贵嫔，还有王、李二美人，还有张、薛二淑媛，还 有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当时陈后主在光照殿前，建造“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高 耸入云，其窗牖栏槛，都以沉香檀木制成，至于其他方面当然是极尽奢华，宛如人间仙境。 陈后主自居临春阁，张丽华住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同住望仙阁。三阁都有凌空衔接的复道， 陈后主往来于三阁之中，左右逢源，得其所哉！妃嫔们或临窗靓装，或倚栏小立，风吹袂起，飘飘 然犹若神仙。 此外陈后主更把中书令江总，以及陈暄、孔范、王瑗等一班文学大臣一齐召进宫来，饮酒赋诗， 征歌逐色，自夕达旦。著名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就是这时由陈后主写的：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当时陈后主还特地选宫女千人习而歌之。这明明形容的是嫔妃们娇娆媚丽，堪与鲜花比美竞妍， 但却笔锋一转，蓦然点出“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的哀愁意味，时人都认为是不祥之兆。 当时隋文帝处心积虑地要灭掉陈朝，完成统一，但陈后主认为“王气在此，役何为者耶？”孔 范附和： “长江天险，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耶？”居然大事化小，无视隋文帝的勃勃雄心。 隋文帝开皇八年（588 年）三月，下诏： “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 授律，应机诛殄，在期一举，永清吴越。”于是发兵五十一万八千人，由晋王杨广节度，分进合击， 直指陈朝都城建康。 晋王杨广由六合出发，秦王杨俊由襄阳顺流而下，清河公杨素由永安誓师，荆州刺史刘思仁由 江陵东进，蕲州刺史王世积由蕲春发兵，庐州总管韩擒虎由庐江疾进，其他还有吴州总管贺若弼及 青州总管燕荣也分别由庐江与东海赶来会师。大军很快攻破建康。其中韩擒虎亲率五百名精锐士卒 自横江夜渡采石矶，紧接着贺若弼攻拔京口，形成两路夹击，最先进入朱雀门的是韩擒虎。 当时陈后主陈叔宝惊慌失措。平日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班侍臣，还力劝他仿照梁武帝见侯景的故 事，摆足架势会见韩擒虎。 当年侯景以千人渡江，攻下台城，去“拜见”梁武帝，面对八旬老翁，犹觉天威难犯，背上冷 汗涔涔而下，惶恐不已。而今时移势易，韩擒虎不是当年的侯景，而陈后主也不是昔日的梁武帝， 陈后主不理会群臣的看法，只说：“非唯朕无德，亦是江南衣冠道尽，吾自有计，卿等不必多言！”

大家听他说“吾自有计” ，立即作鸟兽散。 韩擒虎本期望攻入宫中，抓住皇帝，立下头功，想不到宫殿中空空如也，鬼影也没有一个，陈 后主不知去向，这可大事不好。陈后主虽然无能，但一个有野心的人却可利用他起事，给政权带来 不稳定因素，当即下令搜查。 后宫佳丽都已列在景阳殿前听候发落，还不见了张丽华与孔贵嫔，韩擒虎差一点把宫苑掀翻过 来。最后只剩下后花园中的一口枯井了，一群士兵趴在井口大呼小叫，但井中寂然无声，士兵中有 人建议用大石头投入井中，这时井中忽然传来讨饶的声音。于是士兵用粗绳系一箩筐坠入井中，众 人合力牵拉，觉得十分沉重，大家先是以为皇帝的龙体确实不同凡体，等到拉上一看，才发现陈后 主、张丽华、孔贵嫔三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坐在箩筐中。士兵们一见欢声大笑。据传由于井口太小， 三人一齐挤上，张丽华的胭脂擦落井口，从此，这口井被叫做“胭脂井”，但也有人不齿于陈后主与张 丽华、孔贵嫔的作为，把它叫做“耻辱井”。 倘若陈后主能够及早防备，隋军不见得就能轻而易举地渡过长江天堑；如果守城军士十万人能 够齐心协力，隋军又焉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假使城破之时陈后主能够奋其勇毅，登高一呼，未尝不 可以收拾军心，重整旗鼓，拼掉韩擒虎的区区五百人马。无奈陈后主只是一个脂粉堆中出色当行的 风云人物，一旦到了与敌人拼战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个胆小如鼠的窝囊废，自以为得计地投匿胭脂 井中，不啻是死路一条，徒然给后人留下笑柄。 陈后主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在国亡城破之际，理当以死殉国，否则有何面目苟且偷生？张 丽华、孔贵嫔等人也应殉节兼殉情，为南朝最后留一抹凄美的色彩，然而她们都丢人现眼地硬是要 等到敌人来决定她们的命运。 后人有感于此，作诗讽刺：

擒虎戈矛满六宫，春花无树不秋风。 仓皇益见多情处，同穴甘心赴井中。

韩擒虎当时并没有为难陈后主，等到贺若弼入城，听说韩擒虎已抓到陈后主，赶来相见，对他 说：“小国之君，入大国之朝，不失作归命侯，无劳恐惧！”陈后主一再拜谢，惶恐战栗不已。 诸事停当，各路军马业已次第攻略陈国各州郡，统帅晋王杨广派遣高先行入城，收图籍，封府 库，并索张丽华。高一一照办，唯独认为：“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妃，今岂可留张丽华。”于是在清溪旁 将张丽华处斩。从此杨广恨透了高，也埋下了后来杀高的种子。 唐代魏徵在《陈后主本纪》中评论说：“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复溺淫侈之 风。宾礼诸公，惟寄情于文酒；眼近小人，皆委之以衡轴。遂无骨鲠之臣，莫非侵渔之吏。政刑日 紊，尸素盈庭，临机不寤，冀以苟生，为天下笑，可不痛乎！”

张丽华已经香消玉殒，杨广为之惋惜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要争夺皇位的继承权，不得不多所 矫饰，装出一副礼贤下士、恭谨仁厚的模样，故示俭约，不好声色。及其登位而为隋炀帝，接二连 三地糟蹋女子，甚至不惜杀兄奸嫂，但这些都不能满足他对张丽华的想念。最后不惜开凿运河，三 下江都，劳民伤财，归根结底，就是对江南风物人情与佳丽的思慕，特别是为了满足他未曾得到张 丽华，在心理上以获得一些补偿。 唐代大诗人杜牧夜泊秦淮，闻岸上酒家女子还在月下高歌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歌声凄婉， 兼蕴南朝幽怨气韵，良夜宁静，益增遐思，于是作《秦淮夜泊》：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南朝虽亡，但张丽华留下的风流韵事，至今仍惹人悬想不已。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啊，几许风流随风而去。

天才诗人白居易的生活秘闻 作者 : 王青笠 编选:中国散文协会 主编:文欢

白居易，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 年) 正月二十生于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 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 75 岁。晚年官至太子 少傅，谥号“文” ，世称白傅、白文公，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白居易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偶像级人物，他的文字的影响力不仅在文化圈子里流传，同时也风靡 娱乐界。他的《长恨歌》 、 《琵琶行》等流传之广，即使到今天大概都不比《双截棍》差。 同时，也有很多人对白居易的一些作为很不以为然。 少年得名，被人当做偶像追捧

在众多名家当中，白居易大概属于天才那一类。 他出生不过六七个月的时候，家里人指着“之”和“无”两个字逗他玩。他竟然就此记住，以 后每次有人问还不会说话的白居易这两个字，他都能准确指出来。这样的天才儿童要是放在 20 世纪 末，没准就读上那些著名高校的少年神童班了。 难得的是，白居易没有像那些高校神童班的孩子们那样流星一现，他五六岁就学做诗，9 岁就 熟悉了声韵——这个人天生就是吃文字饭的。而且白居易读书很用功，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长茧， 这样，他 16 岁的时候已经写出了“春风吹又生”这样的佳句。 白居易初到长安拜见前辈寻求提携，文名赫赫的顾况素来目下无尘，就跟白居易摆起了老资格， 说:“京城米价很贵，想要居住在这里大概不太容易。 ”等看了“春风吹又生”之后，马上改口说： “以 你这样的才华，在京城肯定能混得很好。 ”想来当时的首都只是米价高，房价还不怎么吓人，否则任 春风怎么吹，也吹不出广厦华堂。 后来白居易诗名日盛，在全国的学校、旅舍、码头、妓馆这些公共场所，男女老少都在吟诵白 居易的诗歌。 当时有个军官想招个歌伎，有个歌伎为了自抬身价，就说自己能够背诵白学士的《长恨歌》。果 然这招奏效，这名歌伎的身价真的被抬起来了。白居易对此大约多少有点得意，在给朋友的信上特 意炫耀了一下。 唐朝流行文身，社会上也不完全把文身和不良青年画等号。一位狂热的超级“白迷”，从脖子往 下浑身三十多处文上了白居易的诗句，经常洋洋自得地在街头袒胸露臂，放声高唱。 政坛失意，与歌伎同病相怜 文学上的成就固然值得自负，但那不是白居易心目中的目标，建功立业才是永恒的主题。白居 易生活在唐朝的衰落时期，面对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混乱局势，白居易积极向皇帝进言，希望能 够得到采用。 这个时期的白居易是坦荡刚直、勇于任事的，但无论什么时代，这样的人总是显得很不“懂事”， 他管闲事甚至管到了皇帝的后宫。时值大旱，白居易居然斗胆请求皇帝遣散一部分宫女，一则缩减 开销，二则减少社会上的旷男怨女。结果谁都能料到，他这分明是去找骂。 壮年气盛、直言无忌的白居易并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反倒给自己招惹了不少强大的敌人。事实 上，他那过于急切直率的作风，让亲自提拔他的皇帝都受不了，有时皇帝老子话还没说完，白居易 就直愣愣地顶嘴：“陛下错了。”皇帝当场变了脸色，事后对人说：“这小子是我提拔的，居然敢这样， 多半是不想混了。” 虽然皇帝没有马上拿白居易怎么样，但祸根已经埋下。后来宰相被刺杀，白居易第一个建议追 捕主谋，政敌们趁机指摘他越权，照例再加上些谣言，就把他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的第一个政治 高峰结束了。

江州司马白居易虽然失意，在著名的《琵琶行》中，和偶然相遇的长安歌伎大起同病相怜之叹， 但他还在等待机会，他仍旧怀着希望。 再次回到京城，一开始，白居易行事的风格依然不改，为了坚持立场，甚至不惜和多年好友元 稹翻脸。然而政治集团之间激烈的倾轧斗争终于让他渐渐“懂事”了，白居易从忧虑到失望，再到逃离。 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为了躲避政治旋涡，甘心外放，做地方官去了。 个人的意愿在庞大的命运车轮前显得实在太渺小，只有少数人一生都是斗士，白居易不是那种 政治需求特别强烈、个人意志特别坚定的人，诗人早年的理想已经在现实中渐渐消磨。 老来享乐，几多荒唐几多愁 白居易也有老的那一天。 到那个时候，他开始享受生活了。 他人是老了，却开始蓄养大量家姬，还亲自指点她们学习乐舞。拜他的诗歌流传之赐，白居易 的家姬非常有名，其中最有名的是小蛮和樊素，“素口蛮腰”这个香艳的说法，就来自于白居易。 不仅如此，白居易似乎还很喜新厌旧，他 10 年内换了 3 批家姬，只是因为过了几年就觉得原来 的家姬老了不中看，而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 67 岁了。 当然，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生硬地评判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在那个时代，白居易的行为不论在 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没有什么不妥。不过，以白居易当时的年龄，怎么说也不够自重。当青春不 再时，人往往会遇到精神上的危机，白居易在这个时刻再一次显示出了自己意志上薄弱的一面。 一场大病之后，白居易大约也感觉到了自己来日无多，虽然恋恋不舍，还是把他最钟爱的小蛮 和樊素都遣散了，算是为她们的前途做了一点打算。当初吟唱出“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那个悲天悯人的 白居易，此刻多少又有点回魂了。 然而白居易对待女性的态度一直被质疑，后来就有了他逼死朋友侍妾的传闻。关盼盼是白居易 好友的妾室，好友死后，关盼盼独居 10 年没有再嫁。白居易听说后，写诗一首送给关盼盼，大意是 感慨好友一死，好友当年在关盼盼身上的心思全白费了。本来人死万事空，这种感叹可说是很正常。 但也可以理解为谴责关盼盼不够意思，没有以死殉夫。关盼盼看了这首诗，不久绝食而死。 这段公案后来就成了白居易的罪状。不过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传说的可信度不免要打个折扣。 白居易虽然晚年沉迷于声色，但也不至于非把别人的老婆逼死，他好歹没那么糊涂吧。 没有人是完人，白居易当然也不是。他会退缩，会消沉，但他自有掩盖不了的光彩，我们记住 他，最终还是因为他的诗篇。

唐代人的衣食住行 佚 名

每逢到国外的 Chinatown（唐人街或中国城）去购物，不管是纽约、华盛顿还是波士顿、多伦 多，都能生出无限的感慨：怎么这么脏？我不知道外国人怎样看我们中国人，但就我自己看着那些 个街道和商店，心就兀自先虚了下来。接下来，就会自问：原因出在哪里？我们的祖先是否也这样？ 老实说，我没有答案。 最近偶读写于晚唐时期的一本书，叫做《中国印度见闻录》 （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华书 局 2001 年版） ， 是阿拉伯人根据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亲见亲闻记录而成， 据说史料价值非常高。 里面对唐代国人的衣食住行有不少有趣的记录，是正史不载或不屑记载的。因为有宗教的原因，阿 拉伯商人的观察未免偏颇，但看起来误会的地方不多，今抄录如下： 关于如厕方面的：“中国人不讲卫生，便后不用水洗，而是用中国造的纸擦。”“无论印度人还是 中国人，在不洁净时都是不做大净的。中国人解过大便以后，只用纸擦一下；印度人每天只在午饭 前洗一次，然后才去拿食物。”所谓“做大净”，即是全身洗浴。与此相对应的是所谓“小净”，就是洗浴 下身。“大净小净”，都是伊斯兰教对教徒的规定，中国人是不讲这一套的。 又说：“中国人习惯站着小便，一般老百姓是这样，王侯、将军、高官、显宦们也是这样，不同 的是他们使用了一根涂了油漆的木管。这木管约摸一肘之长，两端有孔，上面那个孔稍大一些，用 来套住阴茎。要小便时，两脚站着，把木管的小端伸出身外，就可以把尿撒在管子里了。中国人认 为，这样小便于身体有益。据他们说，凡膀胱疼痛，或撒尿时感到胀痛的结石病症，往往是因为坐 着小便引起的，所以只有站着小便，膀胱里的尿才能完全排出来。”这段记录最奇怪。为什么要把木 管套在阴茎上，管子通向哪里，都不清楚。这种风俗好像也没有其他佐证，但看起来并非为卫生准 备，而属于医疗保健的范畴。 关于饮食方面的：“中国人吃死牲畜，还有其他类似拜火教的习惯。”“中国人和印度人屠宰牲畜 时，不是割其喉让血流出，而是击其头至死。”所谓死牲畜，原来是指先击其头而置其于死地的牲畜， 并非腐肉。 关于个人卫生方面的：“印度人使用牙枝，他们如不用牙枝刷牙和不洗脸，是不吃饭的。中国人 没有这一习惯。”虽然在唐代的敦煌壁画里我们已经看见过刷牙的图像，但中国人保持口腔卫生的通 常做法是漱口，有所谓“漱口茶”。普通人的刷牙只是近代同西方交往之后才有的。关于住房方面的： “中国人房屋的墙壁是木头的。印度人盖房用石头、石灰、砖头和泥土。在中国有时也用这些东西盖 房。”“中国城市是用木材和藤条建造房屋，这种藤条可以编制用具，正如我们（阿拉伯）用破开的芦 苇编造东西一样。房屋建成以后，还要涂上灰泥和油料。这种用蓖麻子榨成的油剂，一涂到墙上， 就像乳汁一样，闪着洁白而晶莹的光泽，实在令人叹服。”（法文本译者认为“藤条”当是竹子之误） 关于丧葬方面的：“中国死了人，要到第二年忌日才安葬。人们把死者装入棺材，尸体上面堆生 石灰，以吸收尸内水分，如此保存一年。如果是国王，则尸体放入沉香液和樟脑里。亲人要哭三年，

不哭的人不分男女都要挨打。边打边问他：„难道对死者你不悲痛吗？‟死者被埋入坟墓，其墓葬和阿 拉伯人的坟墓相似，但继续为死者供奉食物，并声称死者是可以吃喝的。事实上，人们把食物放在 死者旁边，到了夜里或第二天早晨，食物便不见了，故称是死者吃了。只要尸体停在家里，就哭声 不断。为了死者，有的甚至不惜倾家荡产。过去，当埋葬国王时，往往是把他生前的用具、衣服和 腰带（他们的腰带是很贵重的）一起埋掉，现在这一习惯已经取消，因为坟墓常常被挖，坟中什物 都被盗走。”如果把死者的棺材放在家中一年，无论如何都于健康无益。 关于服装方面的：“中国居民无论贵贱，无论冬夏，都穿丝绸。”“女人的头发露在外面，几个梳 子同时插在头上，有时一个女人头上，可多达二十个象牙或别种材料做的梳子。男人头上戴着一种 和我们的帽子相似的头巾。” 整体看来，阿拉伯商人对中国的观感颇好：“中国更美丽，更令人神往。印度大部分地区没有城 市，而在中国人那里则到处是城墙围绕的城市。”“中国人比印度人更为健康。在中国疾病较少，中国 人看上去较为健壮，很少看到一个盲人或者独目失明的人，也很少看到一个残废人。而在印度，这 一类的人则是屡见不鲜的。”“在印度，很多地区是荒无人烟的，而在中国，所有土地均被耕种，全国 人口密集。”“中国人比印度人好看得多，在衣着和所使用的牲畜方面更像阿拉伯人。中国人的礼服很 像阿拉伯人衣着。他们穿长袍，系腰带，而印度人不分男女，一律披两块布当衣服，另戴金手镯和 首饰做装饰。” 正像本书法文译者所说的那样，这些阿拉伯商人对中国和印度风俗的记载，并非由于“他们对外 国习俗的关怀，而是由于伊斯兰教的法律规定了其信徒的„社会行为‟以至生活细节。因为外国习惯和 他们本国风俗相近或者相反而引起伊斯兰教徒感情上的爱和憎”。除了那些与伊斯兰教规明显冲突的 风俗以外，比如吃不洁的食物、不做大净等等，看不出中国人在卫生方面有什么特殊落伍之处。相 反，中国人的外观和城市面貌还颇引起外人的好感。 唐代的中国真的是非常整洁卫生吗？本书没有回答。读过这书，似乎真的是向往多于厌恶。不 过，书中也写到黄巢暴动的时候，“强者一旦制服弱者，便侵占领地，捣毁一切，连平民百姓也都杀 尽吃光”。还说：“这种（吃人肉的）事情，是中国风俗所允许的，而且市集上就公开卖着人肉。”这 又让人感到恶心和悲哀。

唐朝望族不愿娶公主 恶魔之泪痕

唐朝有个比较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士族不愿娶公主为妻。我们透过唐代正史、笔记的有关记载， 可以了解这一点，此举两例：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附《杜传》 ：“(宪宗为长女岐阳公主选驸马)令宰臣于卿士家选尚 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于文学后进中选择，皆辞疾不应。” 《东观奏记》卷上：“万寿公主，上(按：指宣宗)女，钟爱独异。将下嫁，命择郎婿。郑颢，相 门子，首科及第，声名籍甚，时婚卢氏。宰臣白敏中奏选尚主，颢衔之，上未尝言。大中五年，敏 中免相，为宁都统。行有日，奏上曰：„顷者，陛下爱女下嫁贵臣，郎婿郑颢赴婚楚州，会有日。行 次郑州，臣堂帖追回，上副圣念。颢不乐国婚，衔臣入骨髓。臣在中书，颢无如臣何；一去玉阶， 必媒孽臣短，死无种矣！‟上曰：„朕知此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中取一柽木小函子来， 扃锁甚固。谓敏中曰：„此尽郑郎说卿文字，便以赐卿。若听颢言，不任卿如此矣！‟” 宪宗选尚公主，士族子弟“皆辞疾不应”；白敏中奏选相门之子郑颢尚主，结果，“不乐国婚”的郑 颢对白敏中恨之入骨，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唐代士族之家对于尚主的态度。其实，不仅士族如此， 甚至连隐士也不肯娶公主为妻，请看《明皇杂录》卷下的记载： 时玄宗欲令(张果)尚主，果未之知也，忽笔谓二人(按：指王迥质、萧华)曰：“娶妇得公主，甚可 畏也。”迥质与华相顾，未谕其言。俄顷有中使至，谓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岁好道，欲降于先生。” 果大笑，竟不承诏，二人方悟向来之言。 唐朝士族为什么不愿娶公主为妻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服丧之礼的规定。在五服之中，斩衰是最重要的一种，齐衰次之。 《新唐书》卷二十 《礼乐十》规定：妻死，夫服“齐衰杖周”之礼(指居丧持杖周年)。但是如果妻子是公主，丈夫就必须 为之服斩衰三年。唐文宗时，杜就曾遇到这一问题。 《新唐书·杜佑传》所附《杜传》记载：“开成初， (杜)入为工部尚书、判度支。属岐阳公主薨，久而未谢。文宗怪之，问左右。户部侍郎李珏对曰：„近 日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愿为国戚者，半为此也。杜未谢，拘此服纪也。‟”李珏向 文宗提出这种现象以后，文宗惊愕之余，下诏改制：“(文宗)诏曰：„制服轻重，必由典礼。如闻往者 驸马为公主服三年，缘情之义，殊非故实，违经之制，今乃闻知。宜令行杖周，永为通制。‟”至此， 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的情况才得以改变。 其次，门第观使然。有唐一代，尤其是唐初至中唐，重视门第，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以为， 唐人所谓门第之高，不仅仅指拥有显赫的权位，而且指具有优良的家族文化传统、家法门风以及令 人钦羡的婚姻关系。对照上述几个标准，我们发现，在权位方面，李唐皇室贵不可言，但在文化传 统、家法门风上，李氏家族则有所欠缺，不及传统高门望族尤其是山东士族， 《汪隋唐史论稿》曾论 及这一问题。李唐皇室源自突厥，而非汉族，对此，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 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之中已有详细论述。正因为出自胡夷，所以在家族文化上，李唐皇室无法与汉 族高门大姓相提并论。此外，在婚恋问题上，李唐皇室也继承了胡夷之风，显得过于自由乃至放纵。 笔者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初步统计，唐代至少有 26 位公主改嫁，其中定安公主、齐国公主更 是三嫁。太宗纳弟媳杨氏为妇，高宗以父亲宫中的才人武媚娘为皇后，玄宗强占儿媳杨玉环，武则 天公开招面首，都是众人皆知的事实。宋代朱熹曾经说过：“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 以为异。”(《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类》三)山东士族重视文化、门风，如时人称颂柳公绰：“仆 射柳元公家行，为士林仪表。”(《因话录》卷二)从门第观角度来说，唐代传统士族看不起皇室的门 第，鄙视皇室的文化传统、家法门风。 李唐皇室对待山东士族等传统高门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排抑之，又钦羡之。他们在登上皇位之

后不久，便急于抬高皇族门第，压低崔氏等山东高门，太宗命人修撰《氏族志》一事即为明证。 《贞 观政要》七《论礼乐》 ：“我(太宗自称)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犹为第一等，只看卿 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同时，李唐 皇室又希望与具有良好文化传统、家法门风的士族结姻，但常常遭到士族的拒绝。山东士族看重婚 姻，唐人柳芳说过：“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新唐书·儒学传·柳冲传》附传)他们本来就“耻与诸 姓为婚”(《太平广记》卷一八四《七姓》)，再加上鄙弃皇室的文化传统、家法门风，所以不愿与皇 室联姻，既不愿意嫁女于皇室(参见《太平广记》卷一八四《卢氏杂说·庄恪太子妃》条)，也不愿娶 公主为妻。 最后，不少公主不修妇礼，在社会上造成不良甚至是恶劣的影响。唐朝公主豪侈、骄纵者有之， 专横、淫荡者有之，妒悍、残暴者也有之。公主不修妇礼的情况不仅存在，而且并不少见，这在历 朝历代中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它与北朝以降的“胡风”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翻开《新唐书·诸帝公 主传》 ，我们可以看到，长广公主“豪侈自肆“；合浦公主“负所爱而骄……见(浮屠辩机)而悦之，具帐 其庐，与之乱”；魏国宪穆公主“恣横不法，帝(按：指德宗)幽之禁中”；襄阳公主“纵恣，常微行市里。 有薛枢、薛浑、李元本皆得私侍”；宜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恚，刖耳劓鼻，且断巽发”。 在这帮不法公主当中，以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二人最为突出，二人豪侈浪费，生活奢华，贪淫放纵， 卖官鬻爵，干预朝政，排斥异己，声名狼藉。到唐宣宗时，还以此作为教导公主的反面教材：“(万寿 公主)每进见，上常诲曰：„无轻待夫，无干预时事。‟又降御札勖励，其末曰：„苟违吾戒，当有太平、 安乐之祸。汝其勉之！‟”(《唐语林》卷一)公主不修妇礼，甚至专横、淫荡、残暴，使士族之家望而 生畏，怎敢攀龙附凤？唐宣宗曾经意识到这一点，他要求公主谨修妇礼，据《幽闲鼓吹》记载： 宣宗嘱念万寿公主，盖武皇世有保护之功也。驸马郑尚书(颢)弟尝有疾，上使讯之。使回，上问 公主视疾否，曰：“无。”“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戏场。”上大怒，且叹曰：“我怪士大夫不欲与我为 亲，良有以也。”命召公主至。公主走辇至，则立于阶下，不视久之。主大惧，涕泣辞谢。上责曰： “岂有小郎病乃亲看他处乎？”立遣归宅。毕宣宗之世，妇礼以修饰。 我们从宣宗的感叹声中可以窥知，公主不修妇礼，也是士族之家不愿与皇室结亲的重要原因之 一。

白居易说工资 作者 : 李国文 编选:中国散文协会 主编:文欢

我对当代中国诗坛十分陌生，读诗很少，有点孤陋寡闻，还没有见过任何诗人在自己的作品里， 以诗歌的形式，写他的月工资收入。这一点，不得不佩服白居易，这位大诗人，居然有本事能够用 诗的语言将他的历年收入进账，或津津有味，或斤斤计较，或有零有整，或多寡不均，吟哦出来， 这真是开中国诗人先河之创举。

洪迈的《容斋随笔》认为唐代官员的工资其实不高，白居易的收入，应该说是微薄的。很显然， 如今的什么粮补、菜补、独生子女费，或者国家特殊津贴，或者哪家文学杂志的高额稿酬，都不可 能有的。但就这点工资，诗人还是很满足的，还有点感恩戴德，不过要写进诗里，大概有点难度， 因为工资总离不开数字，这还不仅仅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事情了。 但是，白乐天是大手笔，把这些一一都写了出来，真不简单。 为校书郎时，也许是个科级干部吧！“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 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 不久，升左拾遗，工资增加了一倍，“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这二千张谏纸，纯 系诗人为了三十万俸钱的对仗而虚拟的了。 为苏州刺史时，地县级干部，又是江南头等富庶地方，好像油水更充足一点了。 “十万户州尤觉 贵，二千石禄敢言贫” 。 随后，白居易调进中央政权机关，为太子宾客，分司洛阳时，工资已是他参加工作时的十倍。 “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 。接着，升为太子少傅，工资达到他一生的最高程度，而且工作还相当 清闲自在。 “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 一直到了晚年，退居林下，回到洛阳履道里他的大宅子颐养天年，还能领到百分之五十的养老 金， “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 。也就很不错了。 从二十几岁参加工作时的月薪万六千，到七十五岁吃劳保时的五十千，看来唐代的通货膨胀情 况，还说得过去。从苏轼羡慕白居易的诗“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可以看出，即使如 洪迈所称的清贫，诗人仍拥有这样的兴致和乐趣，使一生颠沛流离的苏东坡向往不已。这证明诗人 的工资收入相当可观，才能过上优越的生活。 那时，他在洛阳龙门一带，经常请客聚会，野游踏青，笙歌弦诵，赏花吟月，晚景是很惬意的。 苏轼还写过一首诗，提到了“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 ，他认为自己与白居易同样很浪漫，但没有 白公在洛阳家中拥有一个小歌舞班的条件。这素与蛮，一位善舞，一位能歌，都是相当漂亮的年轻 女子。诗人能供养得起这样具有艺术才能的女侍以娱悦晚年，可让苏东坡着实羡慕。 洪迈说白居易一生清贫，是以自己的标准衡量的。洪迈的父亲为洪皓，礼部尚书，大哥洪适， 尚书仆射兼枢密使；二哥洪遵，中书舍人，官至资政殿学士。一门皆为官宰，大富大贵的官宦人家， 自然会在《容斋随笔》里说白居易的生活清贫了。其实，诗人行将下世时，还不能说薄有资财，他 曾在诗中交代： “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 看他拥有的这一份房地产和府中供奉的小歌舞团，别说中国诗人望尘莫及，外国诗人怕也是做 梦都想不到的。苏轼为北宋人，洪迈为南宋人，按说，东坡先生的话似乎更可信些。孰是孰非，也 就不去管它了。但白居易，一不假清高，不耻谈钱；二敢在作品中，为他人之不为。这两点，值得 称道。

诗人的嫉妒 ——看文学史上的一段悬案 李国文 说来你也许不信，当舅舅的把自己的外甥杀了，只是为了一首诗。 行凶杀人，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发生的事情。而至亲骨肉，夺命相残，虽比较稀 见，但此类刑事案件，未必不会发生。可为了这个无论如何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杀人，听起来有点 天方夜谭。 在俄国，有通过决斗，想杀死对方，而自己却被对方杀死的诗人；在中国，有先拿斧头， 杀死情人，然后又举起斧头，把自己砍死的诗人。这两位采取极端手段的诗人，情之所至，犹可理 解。但唐代这位诗人舅舅，为一首诗的署名权，把同是诗人的外甥，置之死地，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翻开《全唐诗》卷五十一，宋之问有一首《有所思》，卷八十二，刘希夷有一首《代悲白头 翁》，除了第三句，宋的“深闺女儿惜颜色”，与刘的“洛阳女儿好颜色”，有六个字的微小变通外， 其余悉皆相同。依拙见，就这点改动而言，名气大的宋之问，比较造作，远不如名气小的刘希夷， 比较自然。正是这首诗，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悬案，一桩出了人命案的笔墨官司。 据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传》 ，这个宋之问，就是刘希夷的舅舅。 自古以来，文学上的流派之争、门户之见，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如果文人像大熊猫一样， 是珍稀动物，躲藏在深山密林之中，不通来往，肯定没有太多的是非。然而，称之为文坛的这块地 方，常常有很多自我感觉良好的文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最好，都认为别人不如他好，于是，白眼 相向，互不相能，针尖麦芒，各不退让。打过来，打过去，真是好不热闹。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分析过： “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即使再好的作品，再大的作家， 也不是无可挑剔的。他还说：作家难免“贵远贱近，向声背实”， “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因此，一 些观点褊狭的作家诗人，意气用事，各较短长，彼此顶杠，信口雌黄的风气，也就是不足为奇的毛 病了，于是，曹丕发明了“文人相轻”说，便成了数千年来的定论。 其实，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出发，仅仅是“文人相轻”的话，甲看不上乙，乙看不上甲，或 者，另外一个丙，对甲和乙的作品大摇其头，而甲和乙对丙的文章，联合起来大撇其嘴，这种相轻， 我认为不一定是坏事情。对一个有点出息的文人来讲，知道别人的不足，知道自己的不足，是件好 事。问题在于有些人，乌鸦跳到猪身上，笑话别人的黑，而看不到自己其实也很黑。这类眼睛长在 额头上，嘴巴撇在耳朵边的翘尾巴作家，也算是近年来文坛的一道风景线。 应该说，一位作家，唯其知不足，才肯进步；唯其怕落伍，才要奋斗；唯其有竞争，才不 敢懈怠。这样，文学才能日新月异，百花齐放。若是小酒捏着，小烟抽着，小菜吃着，小女子陪着， 如《颜氏家训》所说： “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

犊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递共吹嘘”那样，甲誉乙为文坛泰斗，乙誉甲为文学大师，丙跳出 来吹捧甲和乙文章传世，众人休想望其项背云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甲和乙也吹捧丙进入了 文学史，甚至还能在 KTV 包间里与小姐耳鬓厮磨，荷尔蒙饱满，就业已不朽，传之万世云云„„作 家要是都这样自慰自渎起来，恐怕文学的前途也无多大指望了。 因此，文人相轻，很可能成为文学较量的激化剂，似应提倡。但这种文学上的较量，一旦 远离文学本身，借助于文学以外的种种手段，以达到压倒对手的目的，而成为文学的强者，结果， 无非如宋之问收拾刘希夷那样，终究要遭到历史的嘲笑。 刘希夷，是个不太走运的诗人， 《全唐诗》里有关于他的一段记载： “希夷善琵琶，尝为《白头吟》云：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悔曰： ‘我 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乃更作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 叹曰：‘复似向谶矣！’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希夷，而以白头翁之篇为己作。 至今有载此篇在《之问集》中者。 ” 《全唐诗》是官方出版物， “或云”这两个字，就很有政府新闻发言人那种既不承认、也不 否认的口吻。文人笔下的《唐才子传》，这段史实，就写得率直真实，爱憎分明了。说：“希夷天赋 俊爽，才情如此，想其事业勋名，何所不至？孰谓奇蹇之运，遭逢恶人，寸禄不沾，长怀顿挫，斯 才高而见忌者也。贾生悼长沙之屈，祢衡痛江夏之来，倏焉折首，无何殒命。以隋侯之珠，弹千仞 之雀，所较者轻，所失者重，玉迸松摧，良可惜也。况于骨肉相残者乎？” 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年轻人苦思冥想，写出了这首诗后，多少有些情不自禁，就 拿去给宋之问看，想讨个好。他忘了他舅舅也是个诗人，而且还是有名气的老诗人，这可坏菜了。 人一老，就容易倚老卖老，所以，老诗人、老作家、老演员、老交际花，有其可尊可敬之处，也有 其可嫌可厌之处。你除了向他鞠躬外，万万不可招惹他。因为，他要张嘴，你没法听而不闻；他要 伸手，你没法视而不见。所以，上海话里的“老娘舅”，其实是一句貌似恭谨的贬义词。现在，这位 挺麻烦、挺不好对付的老先生，让刘希夷摊上了。 至少，他应该晓得，这位老娘舅，基本上是个马屁精呀！只不过因为此人甚不讲究口腔卫 生，那时，又找不到什么口香糖，可以稍稍遮住口臭，因此，女皇武则天对他不感兴趣，何况他并 非小白脸。他拍不上武则天，退而求其次，拍武则天的情人张易之。大唐王朝，是个诗歌王朝，张 易之做了莫名其妙的“控鹤史”这个官，总得有两首诗临场朗诵才是。宋之问就是凭借写诗献媚， 以此混饭吃的。当娘舅的一看外甥这首好诗，连呼精彩；尤其“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一联，让他拍案叫绝，“真亏你想得出来。”接着，便拉下那张老脸，对刘希夷说，“我的贤外甥啊， 你的这首诗就留在我这里吧？” “舅舅，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还用问，此诗以后就算是舅舅的作品了。 ” “那怎么行！ ”刘希夷不甘心被他仗势强蛮的舅舅蹂躏，说什么也不给老诗人这个面子。 《唐 才子传》载： “舅宋之问苦爱后一联，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 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

起初，我不大相信野史所说，后来，细细琢磨宋之问一生不怎么光明磊落的行状，倒也有 可能干出这种事来。 《新唐书》载他“倾心媚附（武后宠幸的）张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刘）朝隐所为， 至为易之奉溺器。 ”看来，他给别人当枪手惯了，窃别人的劳动成果为己有，也就顺手牵羊，不以为 意了。 《旧唐书》载他“及易之等败，左迁陇州参军，未几逃归，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子与驸 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此 深为义士所讥。 ”从他捧着尿壶、尾随权贵的表演看，从他背叛朋友、出卖灵魂的行径看，把自己的 外甥干掉，夺得这首诗的版权，并不是不可能的。 “文人相轻”一旦到了“文人相嫉”的地步，尤其那些才情不如人，功力不如人，又不甘 心不如人，更不服气不如人，一定要在文坛上出个头、露个脸的诗人、作家、评论家，以及什么也 不是的文学活动家，恰巧手中握有一点权力，拥有一点本钱，在嫉妒心的邪念驱使下，便可能不择 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干掉对手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隋炀帝了。这个花花公子，酒色财气，香车美人，没有他所未曾拥 有的，可他并不满足。觉得自己在文学的声望上，他还未能拔尖领先，登峰造极，而且，居然还有 不逊于他的，或稍胜于他的，那还得了？据唐人刘所著的《隋唐嘉话》载：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 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 ‘更能作“空梁燕衔泥”否？’”又， “炀帝为《燕 歌行》 ，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 ‘“庭草无人随 意绿” ，复能作此语耶？’ ” 其实，宋之问已经获得了为上司、为领导，捧尿壶随侍左右的光荣，说明他在权力场中， 既是能够出入客厅，也是能够进得卧室的核心人物。尿壶只有一个，犹如官印只有一枚，让你拿着，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任？而随着这种不避隐私的信任，将会有什么样的灿烂前景，肯定是不可限量 的了。我估计，当他捧着那骚哄哄的尿壶，随控鹤史张易之身后走过来，一脸骄矜之色，是可想而 知的。从当代那些捧尿壶的同行表情，以今观古，大概八九不离十。 看来，文人的胃口还是真够大的，鱼和熊掌，哪个都不想落下。这个尿壶诗人，一定要把 自己的外甥弄死，是不是受到隋炀帝杀薛道衡和王胄的启发？不得而知。但是，杨广杀掉文学对手 以后，第一，他的诗就写得有长进，独占鳌头了吗？第二，他一只手能掩住当时人的嘴，能挡得住 历史的判决吗？ 文人相轻，或许无妨，文人相嫉，而且搞小动作或大动作，便是切戒的事情了。若真像隋 炀帝或宋之问那样干掉自己的文学对手，也许你有可能赢得一时，但是你却百分百地失掉了永远。 算算这笔账，也许会感到划不来的。

朱熹的沉浮人生 作者 : 佚 名 编选:中国散文协会 主编:文欢

一代大儒朱熹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名人，世界的名人，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 师。人们用这样的话来赞美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确实 是当之无愧的。20 世纪 70 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时，毛泽东主席把朱熹的《四书集 注》作为国礼赠送给田中首相，反映了中日双方对于朱熹这位古人推崇备至的心态。 “朱子学”在日 本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在精心研读《朱子语类》 ，完全采用汉代“章句之学”的方法， 从文字训诂入手，句读、注释、翻译，再诠释它的精义。那种崇拜和严谨的态度，决不逊色于任何 一位中国学者。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把孔孟儒学在新基础上建立哲学体系的最重要 的人物，他的思想在 15 世纪影响朝鲜，16 世纪影响日本，17 世纪引起欧洲的注意，1714 年在欧洲 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 。在西方汉学家看来，他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他对儒教世 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 然而，这样一位大师，在生前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当朝用莫须有的罪名——“伪学逆党”， 打倒在地，弄得狼狈不堪，斯文扫地，含恨去世。这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何故？一言以蔽之，两个字：政治！ 不妨从头说起。绍兴十八年（1148 年）朱熹考取进士，此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 用于研究儒学。他向程颢的再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后人称为 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完成了儒学的复兴。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 他的道德学问受到人们敬仰，流传、渗透于社会每一个角落。 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关于“理”与“气”的深奥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 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构建了一套周密的社 会秩序。他编著《四书集注》 ，重新诠释《论语》 、 《孟子》、 《大学》、 《中庸》，使得理学透过“四书” 而深入人心。为此，他特别致力于编写童蒙读本，例如《小学集注》、 《论语训蒙口义》、 《童蒙须知》 ， 对儿童的日常言行、生活习惯，提出道德规范。比如说： ——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这些规矩在今天的“新新人类”看来，似乎过于迂腐、苛刻，其实不然。如果连日常生活细节的良 好习惯都难以养成，那还谈什么“修身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 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大师，朝廷出于政治考虑，对他进行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 想界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 它并非学术之争，而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斗争。 对朱熹的禁锢也是如此。因为他主张，南宋王朝以临安（杭州）为首都是不利于发展的，应该 迁都到长江边上的南京，与上游的武昌遥相呼应，以便伺机光复中原。这就是他时常讲的“修政事， 攘夷狄”、“复中原，灭仇虏”，这种激进主张得罪了那些习惯于偏安、妥协的当权派。朱熹嫉恶如仇， 看不惯当时官场的腐败，曾经连上 6 本奏疏，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亲、宰 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什么“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孝宗 轻信此言，“道学”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贻祸后世。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 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胄嫉恨，把朱熹的道学诬蔑为“伪学”。朝廷大臣忌惮社会舆论，不敢过分谴责 朱熹。韩胄指使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捏造朱熹的罪状——霸占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做自己 的小妾，诋毁朱熹的名誉，把一贯清正廉洁的朱熹搞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 一天比一天厉害，甚至有人公然叫嚣要处死朱熹。 如此沉重的政治高压之下，心力交瘁的朱老夫子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检讨，无可奈何地承认强 加于他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被迫说了一句最不该说的 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 在政治风潮的席卷之下，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 者改换门庭，不再踏进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标榜自己并非朱熹一党。 朝廷竟然罗织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伪学逆党”，一共 59 人，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 庆元六年（1200 年） ，朱老夫子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 对于他的死，朝廷提心吊胆，严加防范，唯恐他的门生朋友在开追悼会的时候，“妄谈时人短长， 谬议时政得失”。 这场冤案，终于在 9 年之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平反，恢复名誉，追赠官衔，公开声明他的 学说并非“伪学”，他的门生朋友并非“逆党”。后来，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提 倡学习他的《四书集注》 。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势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变化之剧烈令人难以置信！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让人禁不住唏嘘叹息。

醉里挑灯看剑 熊召政 一 小时候，无论是听鼓书艺人的《说岳全传》，还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宋朝的历史。一些“敌人” 的名字，如完颜阿骨打、吴乞买、金兀术、完颜亮等，莫不在我心中激起强烈的民族仇恨；而另一 些人，如岳飞、李纲、宗泽、韩世忠等等，又成了我们深为景仰的民族英雄。这种理念一旦形成， 便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把握。人到中年涉世日深之后，我已从理智上认识到中国的历史不仅仅 只是汉人的历史，它同时也是匈奴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藏族人以及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 的历史。

同时，我还意识到那些活在传说中或书本上的英雄与恶魔，只能是道德上的判断，而不应该成 为历史中的定义。创造历史的人，不一定是道德上的圣人，更不会是优雅的绅士。道理虽然都懂了， 但是在感情上，或者说在潜意识中，我依然存在着强烈的汉人优越感。这种孤芳自赏的心态，直到 三年前才有了彻底的改变。 2003 年 8 月，我应阿城市人民政府的邀请，去那里参加“纪念大金国建国 888 周年笔会” ，这是我 第一次亲临白山黑水环绕下的土地。此前，我对哈尔滨近郊的阿城，并没有太多了解。这座小城市， 无论是风景、饮食、建筑与民俗，几乎都没有什么特色。从旅游者的角度看，既无商业的狂欢，亦 无山水的盛宴，因此不可能成为首选，更不可能成为大众旅游的目的地。但对于我，阿城却是一个 不可不去的地方。理由只有一个：这里是大金国的诞生地。前面所说的完颜阿骨打、吴乞买、金兀 术、完颜亮等人，都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他们在这里创建并发展了大金国。这么个蕞尔小地，八百 多年前，居然一度成为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小瞧它。 记得两年前的秋天，在一个秋风乍起的黄昏，我在邀请方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会宁府皇城的遗 址上漫步。夕阳欲坠，林雀啁啾，愈来愈朦胧的景致，对我的吊古心情起到了催化的作用，我在杂 草间捡到了一块破损的瓦当，摩挲着它，诌了四句： 暂从瓦砾认辉煌， 神州此处又苍桑。 铁马金戈都过尽， 惟见昏鸦负夕阳。 是的，铁马金戈都成了云烟往事，从感伤的视野里，我只看到了败草累累的荒芜。正因为如此， 我对在这片废墟上所发生过的兴衰变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 公元 1115 年的正月初一，在大宋帝国的首都汴京，即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同过往的一个半世

纪一样，到处弥漫着节日的气氛。千家万户门上的春联，都贴满了“天增岁月人增寿”之类的祝福 或“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的愿望。无论是丝管悠扬的舞榭歌坊，还是笑语喧哗的青楼酒馆，到处 都陶醉着大宋的子民。所有感官的享受，所有情绪的宣泄，使汴京城成为十二世纪初全世界最为奢 侈的游宴地，最为亮丽的嘉年华。而这场嘉年华的缔造者，北宋的第八位皇帝赵佶，那时刻可能宿 醉未醒，躺在重帘绣幕中的龙床上，搂香偎玉，大有将春梦进行到底的意味。他纵然醒来，也只不 过是把新的一天转化为诗歌、绘画、书法和音乐。这位徽宗皇帝毕生的努力，是想将他统治的大宋 王朝改造成崇拜艺术的国度，让他的子民生活在虚构的繁华与花样翻新的游戏中。所以说，在这一 年的大年初一，如果一个欧洲人来到中国，他一定会觉得上帝是一个中国人，因为他过于偏爱生活 在汴京的豪门贵族。 可是在同一天，在离汴京三千多公里的张广才岭下的一块平原上，就是前面说到的阿城，我们 见到的是另一番景象，肃杀，辽阔，到处是深深的积雪以及厚厚的冰凌。一大早，数以千计的女真 人骑着骏马驰出被暴雪封锁的山谷或被严冰冻得严严实实的阿什河，这些不同部落的首领们，代表 着数十万的女真人前往阿什河畔一处土寨子——那里有几幢稍微像样一点的土坯房，里头住着他们 心目中的偶像完颜阿骨打。 提到这个完颜阿骨打，我不得不多说几句。这是第一位以国家而不是以部落与族群的名义书写 女真人历史的英雄。女真人世代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以及逶迤千里的长白山中。 在公元前二千多年的虞舜时代，女真人就在这片土地上以狩猎的箭矢与石斧砍斫出生存的天地。并 与中原地区建立联系。朝代不同，女真人的称谓也不同，商周时期，称其为肃慎；三国时期称其为 挹娄；魏晋南北朝时，称其为勿吉；隋唐时称其为。 兹后共有七个部落，在公元七世纪至十世纪之间三百多年，这些部落一直处在豪强的吞并与政 权的更迭之中的粟末部落曾创建了渤海国，其后，又并入了更为强大的辽国的版图。契丹人与女真 人同为游牧民族，都擅于马背上用戈矛写出荡气回肠的史诗。契丹人建立辽国政权后，就一直对女 真人存有高度的戒心。只有玫瑰才能理解另一朵玫瑰，在马背上夺取华北燕云十六州以及整个东北 地区的契丹人，当然知道女真人完全有能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此他们强迫女真人做了 两次大规模自东北向西南的迁徙。让女真人离开山林离开马背，在辽河平原上用犟铧而不是用刀枪 来给生活重新定义。应该说，这种迁徙的确起到了分化作用。几十年后，留下的女真人与迁走的女 真人便有了生熟之分。所谓生女真，就是指保留了本民族习惯的白山黑水间的土著，而熟女真是指 接受了辽与宋两种先进文化熏陶的迁徙到辽阳以南地区的女真人。 在当时的中国，并行存在着宋朝与辽朝两个相互对峙的政权。他们对女真人的族群表述，各有 其定义。但女真人不接受外来民族对他们的行政式的区分。他们按姓氏，将自己划分为完颜部、温 都部、鸟古论部、纥石烈部、蒲察部、徙单部、乌林答部、加古部等。女真人以部为氏，各氏都在 自己的区域里发展。氏与地域结合，又会分出新的部落，像完颜氏，最后又发展成泰神忒保水完颜 部、马纪劾保村完颜部、耶挞澜水完颜部等十二个部落。而完颜阿骨打所在的部落，称为按出虎水 完颜部。 《金史》记载该部落最早居住在一处名叫“姑里”的地方，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个姑里的大 致范围在今黑龙江境内的牡丹江下游的西岸、马大屯之南，宁安市以北。辽代中叶，他们才迁到位 于黑龙江省阿城市境内的按出虎水流域。“按出”是女真语“金”的意思，“虎”是女真语“河”的 意思，按出虎水即金水河，这条金水河即今天的阿什河，八百多年前，这条河里盛产沙金。 虽然，生女真保留了本民族的特性，但他们也不得不接受辽朝的统治。辽朝的统治者耶律家族， 过了近百年的更易，其继任者不但放松了对女真人的警惕，更凭借着统治者的优越感对这些边鄙草

民大肆掠夺，极尽奴役之能事，以至激起了生女真的强烈仇恨。虽然所有的宗教都在启迪人类的仁 慈与友爱之心，但改变历史的契机往往还是仇恨。在与辽朝对抗的漫长岁月里，完颜部落的首领逐 渐确定了自己在女真人中的领袖地位。完颜阿骨打的祖辈们团结起女真人各个部落的酋长，一起反 抗辽朝统治者。但真正敢于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向辽朝的腹心地带进攻并取得战略性胜利的人， 还是完颜阿骨打。 1115 年正月初一，是完颜阿骨打亲自选定的建国的良辰。我猜想那天早上，当完颜阿骨打走出 他的“额拉格尔” （即汉语居室的意思），与数千名拥护者见面时，他一定没有像辽国的天祚帝耶律 延禧与宋朝的徽宗皇帝赵佶那样穿着昂贵的龙袍，而是穿着皮制的戎装。当然，他也没有巍峨的宫 殿与高耸的丹陛。但是，他却有着在北风中猎猎作响的大旗与四蹄踏雪的骏马。他向支持他的女真 族的勇士们宣布，女真人的国家诞生了，国号大金。 从那一刻起，当时的中国的辽阔版图上，出现了四个国号：一个是建都于汴京的宋，一个是建 都于内蒙古赤峰市近郊的辽，一个是建于西北地区的西夏，还有就是这个建都于会宁府的大金。 三 相比于汴京与辽上京，这个位于会宁府的金大都实在是个地老天荒之地。既无层台累榭，参差 楼角，亦无锦帷绣幄，美人香草。因此，完颜阿骨打虽然建立了大金国，但在辽、宋看来，只不过 是穷乡僻壤的几个蟊贼而已。一直在人们的顶礼膜拜中生活的耶律延禧与赵佶，这次可以说是犯了 致命的错误。正是这个被他们瞧不起的草莽英雄，却充当了这两个政权的掘墓人。 完颜阿骨打称他的政权为大金国，乃是因为他的部落生活在金水河畔。大金国成立的当年，被 称之为金太祖的完颜阿骨打就带领女真铁骑亲自伐辽。他只有两万人的部队，面对数倍于自己的契 丹人，他屡战屡胜。1123 年，他病死于伐辽途中，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的弟弟吴乞买继承 皇位，是谓金太宗。他继续伐辽事业，十年之后，即 1125 年，女真军相继占领了辽国的上京（今内 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 、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今北京市） 、 西京（今山西省大同市）这五座城市，辽政权基本涣散。剩一个天祚帝带着残兵败将逃往今内蒙古 巴淖尔盟五原以东的沙漠地带，即便如此，女真军仍不放过。金大将完颜娄室率数万大军将沙漠中 苦苦跋涉的天祚帝合围，并最终在山西应县境内的山谷中将其擒获。 这一天是 1125 年 2 月 20 日。 对契丹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都不能忘记的日子。自李唐以降，契丹这两个字，几乎成了骁勇、 横霸的代名词。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上长大的契丹人，血管里流动的似乎都是火焰。他 们在唐末之际，在长城内外穷形尽相地炫耀着自己的武力，迫使北晋的小皇帝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 州以求自保。赵匡胤开国之后，这燕云十六州一直没有收入大宋的版图。赵家皇帝建都于汴京，乃 是不得已而为之。长城在契丹人的手上，华北在契丹人手上，近在咫尺的山西，成了宋与辽作战的 主战场。虽然，一部《杨家将》 ，让我们对杨令公、佘太君这些抗辽英雄心生崇敬，但在漫长的一百 多年的辽宋对峙中，宋朝实际上输多胜少。大宋的子民们，称辽兵为“虎狼之师”，可见惧怕之深。 可是，这样一个以征战为能事的民族，竟然惨败在女真人的手上，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读过这一段历史的后人，相信都会发出这样的叩问。可能有人会说，这是野蛮战胜文明。这是 文化优越论者的观点。客观地说，这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强盛的国力与先进的文化并没有必然的联 系。中国的汉文化讲究“仁” ，讲求温文尔雅。这样一种文化观很难培养心雄万夫的勇士。一个民族 的冒险精神，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扩张能力。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其特质是重文轻武， 重享乐而轻冒险，重秩序而轻革新，重当下而轻未来。在和平年代，这种文化的缺陷还不容易发现。 但是，设若遇到突发事件特别是遭遇战争时，这种文化立刻就会表现出它的脆弱性。毛泽东在他的 不朽诗篇《沁园春·雪》中评述“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 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为什么这些开国之君都非文采之士，风骚之徒？因为创造历史的大人物，首 先必备的素质决不是吟风弄月的头巾气，而应该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 契丹人凭借这样的英雄气，统治了北方中国一百多年。当辽国的统治者蜕变为“重享乐而轻冒 险”的优雅一族时，他们的优势立刻就丧失殆尽。玩文化他们玩不过汉人，玩骠悍又玩不过女真人， 他们除了灭亡，还会有什么出路呢？ 问题是，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命运，同样在等待着徽宗赵佶。 四 且看这首词： 宫梅粉淡，岸柳金匀，皇州乍庆春回。凤阙端门，棚山彩建蓬莱。 沈沈洞天向晚，宝舆还、花满钧台。轻烟里，算谁将金莲，陆地齐开。 触处声歌鼎沸，香鞯趁，雕轮隐隐轻雷。万家帘幕，千步锦绣相挨。 银蟾皓月如昼，共乘欢、争忍归来。疏钟断，听行歌、犹在禁街。 赵佶的这首《声声慢》 ，字里行间渗透了奢华、渗透了脂粉、渗透了优雅，当然也渗透了令人痛 心的腐朽。 中国历史中两个诗人皇帝，一个是南唐后主李煜，一个就是这个北宋的赵佶。两人都有极高的 才情，但也都腐朽透顶，昏庸透顶。他们写出的词章都十分华丽，文采丰瞻，道尽帝王的奢侈。但 却找不到哪怕是只言片语来关心民生疾苦，社稷安危。就说这个赵佶，他是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 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 25 岁的哲宗驾崩，赵佶凭借神宗夫人向太后的偏袒和支持，顺利地登 上皇位。是年，他 18 岁。 在神宗的十四个儿子中，赵佶完全谈不上优秀。比他有资格，有能力继承帝位的，大有人在。 但是，惟独这个赵佶深得向太后的喜欢，因为他每天都按时到太后那儿请安，极尽谦恭。女人本来 就喜欢感情用事，何况还是一个年老的妇人。如果这个老妇人的影响所及仅限于家族，倒也罢了， 问题是这个老妇人手中握有为国家挑选皇帝的权力，她的决定直接影响到国运的兴衰，社稷的安危， 人民的福祉，这就太可怕了。当时的宰相章，虽然名声也不太好但是个有见地的人，他是反对赵佶 继位的，认为他“行为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并提出了两个合适的人选。但向太后拒不采纳章的意 见，执意让赵佶继承皇位。九百多年后的今天，来看向太后的这一决定，实在是大错特错。但又有

什么办法呢？满朝文武中，有大智慧的人不少，有真见地的人也很多，但在中国的封建朝代，权力 并不是根据智商的高低来分配的。一个昏聩的老妇人，这样轻率地对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做出了决定。 徽宗赵佶的登位，是赵宋政权的一个分水岭，北宋王朝的辉煌，实际上在神宗执政的后期就已 终止，激烈的党派之争，已使国势颓唐。徽宗继位，若有志于社稷，国事尚有可为之处。因为朝廷 中还有一大批有志有识之士，只要用好他们，消弥党争，则国力仍可迅速提升。可悲的是，赵佶压 根儿就不想当一个“中兴之主” 。他一如既往地耽于享乐，沉浸在声色犬马中。他的身边聚集了众多 的书家、画家、词家、道士、蹴鞠高手与青楼妓女。这些人整天陪侍左右，争相献技以邀宠。所以， 赵佶的书法、绘画、诗词都技艺精湛。赵佶的另一个大爱好是嫖娼。尽管后宫佳丽如云，粉黛成山， 这位风流皇帝仍喜欢“吃野食儿”。为了嫖娼方便，他竟然指示太监专门成立一个“行幸局”，安排 他的嫖娼事宜。当时，汴京城中有名的妓女，他都曾轻车简从，青衣小帽前往幽会。这些妓女中， 名气最大的，莫过于李师师。他与李师师的云雨之欢，早已成为朝野间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一向认为，宰相无小事，皇帝无私事。赵佶的轻佻浮浪，对当时的政坛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 响。由于皇帝的个人行为对整个社会起到了示范作用，十二世纪上半叶的汴京，实际上变成了名利 场、奢华苑与歌舞地。一些正直的大臣相继遭贬去职，而以蔡京、童贯、高俅为代表的小人相继得 宠并窃居高位。 当所有的英雄谢幕，一个时代的悲剧就开始了；当所有的小人登台，一个政权就意味着走进了 坟墓。 徽宗赵佶登基后胡闹的二十几年，也正是完颜氏族建立的大金国励精图治积极向外扩张的年代。 此处纸醉金迷、春光乍短，彼处金戈铁马，杀机正涨；此处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彼处挑灯看剑， 沙场点兵。孰优孰劣，不言自明。应该说完颜氏在对待辽国的战争中屡屡得手，还是让徽宗有所警 惕。怎奈他身边的亲信中，没有一个是运筹帷幄的贤臣。这帮人每出一策，国家就被动一步。到了 1125 年大金灭辽之后，徽宗想在两个“虏敌”之间玩平衡，意图“以虏制虏”的策略完全化为泡影。 但他还存了一个侥幸心理，就是大金能够像辽那样，与北宋划地为界，他以每年大量的进贡向大金 换取和平。但经过十多年战争洗礼的大金，早已不是偏安一隅的“草寇”了。灭辽的胜利助长了完 颜氏入主中原的野心，他觎的不仅仅是宋朝的金银珠宝，更是宋朝的膏腴疆土。 在活捉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十个月后，金太宗吴乞买下令进攻宋朝。金兵分两路向中原进发； 西路以完颜宗翰为主帅，率兵 6 万，自云州下太原，兵逼洛阳；东路以完颜宗望为主帅，亦提 6 万 劲旅，自平州入燕山，下真定。两路大军会师于洛阳城下，然后直捣汴京。 1125 年 12 月，东西两路金兵同时向北宋统治的中原发起了进攻。 且说东路军统帅完颜宗望，本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次子。他在随父出征的大大小小的数百次 战斗中，从不离父王左右，多次创造以少胜多的奇迹。正是他穷追不舍，生擒了辽天祚帝，为辽朝 的灭亡划上完美的句号。因此，他是大金国初年最为重要的将帅之一。此次他首征中原，一路上伐 檀州、破蓟州、入燕山、攻保定、克真定、入邯郸。在 1126 年正月初二，当西路军统帅完颜宗翰开 始围困大宋西部重镇太原时，完颜宗望的东路军已经渡过黄河，逼近汴京城下。 完颜宗望此次的长途奔袭，完全是孤军深入，应是用兵之大忌。斯时宋朝各路勤王之师，约有 三十万之众，按理说完全可以合围金兵，予以全歼。可悲的是，宋兵虽多，但已久不习战，未临战

阵，心先怯之。加之宋朝的当政者早已闻风丧胆，无法身先士卒，组织有效的抵抗。 就在大金国起兵进伐中原的 1125 年 10 月，太上皇徽宗赵佶每天收到城池失守的战报，便无时 不在惊惧战栗之中。年底，他感到皇帝不好当，于是下诏传位给儿子赵桓（史称钦宗） ，自己当一个 太上皇。1126 年，是钦宗登基的靖康元年，才不过几天时间，大金国的铁骑就踹在了这位新皇帝的 心窝上。 是年正月初三，听说金兵渡过黄河，徽宗连夜逃出都城。新登基的钦宗也想溜之大吉，当日凌 晨已跨上马背，被主战的大臣李纲急速赶来，一把扯住马辔，才算没有走脱。 亏得这个李纲，组织十几万军民誓死保卫都城，与完颜宗望的部队展开恶战。一连几天，汴京 城内外血流成河，双方都伤亡惨重。应该说，战局的发展对宋朝极为有利。守城的军民士气高昂， 各路勤王之师又纷纷赶来。若再坚持几天，战局即可发生逆转，完颜宗望的东路军完全可以成为“瓮 中之鳖” 。但是，同父亲一样软弱无能的钦宗赵恒却派出使者到金营求和，这一下正中完颜宗望的下 怀，他已看清战事发展下去对自己不利。于是同意议和，但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还没有等到元宵节， 和谈已经议定：宋朝向大金纳贡黄金 500 万两，白银 5000 万两；牛马各万匹、帛缎 100 万疋；割让 中山、太原、河间三镇；宋帝尊金帝为伯父„„ 二月初九，完颜宗望带着如此丰厚的战利品班师回朝。气得吐血的大将军李纲请求钦宗，让他 率十万军队尾随金兵，侍机歼灭，被钦宗拒绝。 等到金兵从容渡过黄河，徽宗又车辇浩浩地回到汴京，与儿子钦宗弹冠相庆。充塞朝廷的投降 派都纷纷上表，盛赞皇上的决策英明。只有李纲这样的英雄形单影只，一壁向隅，潸然泪下。 五 那年我访问阿城，除了参观金上都遗址，还参观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寝。在陵前，我也诌 了四句： 宋家天子能游戏， 汴京歌舞漏声迟。 如何不住长生殿， 却来此地著羊皮？ 著羊皮之说，源于女真人的“牵羊礼”。汉家皇帝为何扯上“牵羊礼”，话又得从头说起。 金兵首次攻宋尝到甜头之后，愈发激起了女真人入主中原的决心。女真人原以为疆域辽阔物华 天宝的宋朝兵强马壮，偶尔去那里骚扰骚扰，劫掠一些财物便是胜利。经过一次真正的较量，这才 发现宋朝的强大只是虚有其表，银样蜡枪头而已。怯懦的人会使对手产生更大的渴望，在山沟沟里 产生的完颜家族，这些大字认不得一斗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们，现在已经对赵宋皇朝的宝座垂涎三尺 了。

第一次出兵回师半年之后，1126 年 8 月 14 日，金太宗吴乞买下达了第二次伐宋的诏令。大军 分为东、西两路，两位主帅仍然是完颜宗望与完颜宗翰。 西路军 9 月 3 日攻陷太原城。第一次伐宋时，西路军围攻太原 280 多天而不克，此次攻陷后， 完颜宗翰为报上次之仇，下令杀尽城中男女老少，烧毁所有房屋，仅仅三日，太原城变成了废墟。 太原是汴京西边最为重要的军事要塞，此城一破，等于摧毁了汴京的桥头堡。此后，大金西路 军连克汾州、平阳、降德等州府而入河南河阳、孟津，渡过黄河后摧毁洛阳，卷击郑州，尔后气势 汹汹扑汴京而来。 东路军在完颜宗望的统帅下，先于西路军于 11 月 24 日抵达汴京城下，切断了城内城外的一切 交通。8 天后，西路军赶来汇合，20 万铁骑给汴京打上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铁箍。 大宋的皇都成了一座孤城。 一向直肠子的女真人现在也学会了计谋，他们一面攻城，一面和谈。在对待辽与金的问题上， 宋朝廷中一直有主战主和两派。完全不具备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素质的徽钦二帝，一直是主和派的首 领。说穿了，主和派就是投降派。试想一想，一个统治中原的汉人皇帝，为了苟安，竟愿意喊女真 人的皇帝为伯，这不要谈民族的气节，就连个人的尊严也完全不要了。在这样的儿皇帝的统治下， 汉人的精神极度的矮化，李纲、宗泽这样的主战派反而被皇帝身边的小人视为妖魔，必欲除之而后 快。 女真人把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决定以和谈为幌子，掩盖自己吞并中原的野心。果然， 主政的钦宗上当了，他以“百姓困乏，无法供养数十万兵马于城下”为由，下旨遣散各地赶来的勤 王之师。金兵一边和谈一边攻城，钦宗又听信小人之言起用一个叫郭京的妖道出任守城统帅，相信 他训练的“北斗神兵”能驱散金军，化凶为吉。 统治者往往只需犯一个错误，历史就得重写，何况赵家皇帝在对待大金的问题上是一错再错， 其结局难道还需要猜想吗？ 当郭京训练的 7777 名“北斗神兵”一遇金兵的刀锋即刻就作鸟兽散，当各地的勤王之师有的撤 退以求自保，有的被金兵击败，钦宗感到大势已去，立即表示求和，并亲自跑到金营向完颜宗望表 达投降之意。完颜宗望再次向钦宗索要绢 1000 万疋，银 5000 万两等。钦宗一口答应，完颜宗望于 是放他回宫筹措。 靖康二年，也就是 1127 年的正月，还没有等到过元宵节，金兵再次将钦宗逼到军营将其扣押， 要其迅速交足所索的财物。国库空虚，仓促之间，哪里能筹措得到如此巨额的金银？但不用担心， 大宋政权虽然在强虏面前手足无措，但掌控治下的臣民却是方法一套又一套。钦宗尽管在大金国主 面前是“儿”，在老百姓面前仍然是“爹”。为了按时足额交纳罚款，大宋政权不惜使用国家暴力， 派兵在汴京城中大肆搜刮金银。可怜了老百姓，一个月内，他们的金银几乎被搜刮净尽。 金兵如数收到战争赔款后，于 2 月 6 日宣布废钦帝为庶人，并找来汴京府尹徐秉哲，要他按皇 宫内侍开出的所有皇室成员的名单如数拘拿。这个徐秉哲，本是徽、钦二帝信任的宠臣，可是如今

为求自保，对女真人交办的这件事情特别卖力。他当即下令坊巷五家为保，不使名单上的人一个漏 网。可怜赵宋的凤子龙孙，那些王爷侯爷后妃公主等等共 3000 余人被悉数拘拿，徐秉哲将他们全部 移交给金兵。 四月初一，金军依然分东、西两路军从汴京撤退。徽、钦二帝及 3000 余名皇室人员作为俘虏随 军出发。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亦有不少民夫赶着马车随同前进。这些马车上装满了金军掳掠来的 金银财宝，以及宋朝历代所传的宫廷器物，包括法驾、车辂、礼器、卤薄、图书、珠宝、字画等等， 按时人说法，是“两百余年府库积蓄为之一空”。 赵匡胤创立的北宋王朝，经历了 168 年的春雨秋风，至此划上了凄凉的句号。 六 经过将近一年的艰难跋涉，徽宗、钦宗这两个亡国之君，在金军的押送下，终于走到了位于阿 城的金上京。 这是怎样的一年啊，昔日的王公贵族章服之侣蒲柳之娇，如今都是蓬头垢面的囚犯。白天食不 果腹，夜里卧于榛莽。走到离汴京只有数百里的邢台，徽宗的儿子、钦宗的弟弟燕王赵俣就被活活 地饿死了。金兵找来一个喂马的槽子作为他的棺材入敛。看到儿子两只脚在槽子外面草草埋葬，徽 宗哭道： “皇儿葬于斯，也算中原故土，为父却要成为异乡之鬼了。 ” 同行者闻此哀音，无不痛哭失声。 漫漫长途上，徽、钦二帝有足够的时间反省自己的过去。没有了歌舞，没有了蹴鞠，他们的沮 丧与痛苦，只能通过词作来体现。 徽宗赵佶的《眼儿媚》 ：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 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兮萧索，春梦绕胡沙。 家山何处，忍听无笛，吹彻梅花。 钦宗赵恒的《眼儿媚》 ： 宸传三百旧京华，仁孝自名家。 一旦奸邪，倾天拆地，忍听琵琶。 如今在外多萧索，迤逦近胡沙。

家邦万里，伶仃父子，向晓霜花。 父子二人的《眼儿媚》，显然是唱和之作。从词句来看，儿子的反省能力比之父亲稍稍强一点。 他抱怨奸邪误国，虽然不错，但却将自己的责任推卸净尽，真可谓到死糊涂。 从汴京到会宁府，行程约六千余里。这么远的路程，既无轿舆，亦无车马，对于赵家皇帝以及 公子王孙如花美眷来讲，这是一次极为艰难和恐怖的旅行，既没有尊严，更没有欢乐。 然而被彻底剥夺尊严的事，却是在抵达金上京后发生。 大约是 1128 年的初夏，徽、钦二帝及其宗室随从来到金上京的第二天，金太宗吴乞买即下令让 他们去祭拜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寝。他们不是作为皇帝而是作为战俘来到金太祖的陵园，女真人 让徽、钦二帝脱下衣服，袒露上身，然后现宰两只绵羊，剥下血淋淋的羊皮披在两位皇帝的身上。 让他们以这种极尽侮辱的装束，一步一叩首，绕着完颜阿骨打的坟墓转了三圈。第二天，两位皇帝 又去乾元殿拜见金太宗吴乞买。在那散发着羊膻味的大殿里，吴乞买郑重地宣布，封徽宗为“昏德 公” ，钦宗为“重昏侯” ，对这两位昏君，女真人极尽嘲笑之能事。 所有赵宋皇朝的宗室人员都目睹了这一场侮辱，所有的中原人都听说了这一场侮辱。 宋朝的历史，将这个事件定为“靖康之耻”。 七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这是抗金英雄岳飞所写的《满江红》中的名句。在北宋对契丹人的作战中，出了一群杨家将； 在南宋对女真人的战争中，出了一支岳家军。在汉人书写的历史中，杨令公与岳飞，可谓是家喻户 晓的民族英雄。产生这样的观点，乃是因为在过往的漫长岁月里，汉人将自己与中华民族等同，汉 之外的所有民族，都是异端，都属于“生番”或者“夷狄” 。汉人在这样一些族类面前，表现出天生 的优越感。在现代人看来，族群与国民是两个概念，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由不同的族群组成。但在 八百多年前，民族与国家是一个概念。汉人就是中国，中国就是汉人。所以，当女真人掳走了徽、 钦二帝，汉人并不认为这是两个政治集团的角逐，而是当作“夷狄”乱华的国耻。 所以，1127 年后，“靖康耻”成了汉民族的一道无法弥合的伤口，一提起这件事，多少人涕泪 横流。但是，也有人表面痛苦，内心却藏着欢喜。 这个人就是赵构。 赵构是钦宗的弟弟，赵佶的第九个儿子，人称“九殿下”，后封为康王。当二帝被掳之后的一个 月，即 1127 年五月初一，赵构在今河南省商丘继位，史称宋高宗。 赵构比之父亲赵佶与哥哥赵桓，其“恐金症”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虽一度任命李纲为宰相， 让他拯救国难，与大金国作战。但几个月后，他又转而重用投降派汪伯彦、黄潜善之流，让他们代 表南宋小政权与大金国媾和。他向金军统帅完颜宗翰开出的求和条件是以黄河为界，宋与金隔河分

治。并主动下令让尚在河北等地坚持抗金的将士南撤，把多个州郡大片的土地拱手送给大金。 但此时的大金，雄心早已越过了黄河，完颜氏族想取代赵宋成为中国的主宰。1127 年 12 月， 金太宗下令第三次出兵攻打宋朝。挟前两次胜利之余威，金兵扩充很快，短短十二年间，由数千个 游骑扩充为八十万兵马，且士气高昂，完全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一支最具有攻击力的部队。此次金 兵分三路南下：东路军由完颜宗辅与完颜宗弼（即金兀术）统帅。自燕京经沧州抢渡黄河进击山东； 中路军由完颜宗翰率领自云中下太行，由河阳越过黄河直入河南；西路军在完颜娄室带领下，由同 州（今陕西省大荔）取道关中，兵逼陕西。 面对八十万的“虎狼之师” ，赵构害怕重蹈父兄的旧辙，连忙携百官逃到扬州。在这座纸醉金迷 的城市里住了不到一年，又因这里离中原的战场太近，赵构再次下令将行宫迁到杭州。从此，赵构 永久地放弃了汴京，把南宋的都城建在了杭州。 关于杭州，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话题。江浙历来是人文渊薮之地，温柔富贵之乡。自古就有“上 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无论将生活的舒适度分成多少个指标，在漫长的历史中，苏州与杭州都 会名列榜首。 珠玑罗绮，美女珍馐，丝竹弦管，湖光山色„„这些应接不暇的诱惑，令人心旌摇荡的气象， 对于一般的国民来讲，是难得的福气，是神仙般的生活。可是，对于执政者来讲，则必定是迷乱心 志的毒药。古往今来，一个贪图享乐的政权，从来都没有逃脱被消灭的命运。 纵观历史，在东南建都的政权，于南宋之前，有隋、梁、南唐，都是短命的。其因就是这一块 有“天堂”之称的膏腴之地，会不知不觉地让人放弃忧患，且薰染出执政者的脂粉气，而不会磨砺 出他们的英雄气。 赵构从来杭州的第一天，就注定了南宋要被消灭的命运。 史载：赵构于 1129 年正月迁都杭州。此时的中原，黄淮之间，正饱受金人的铁骑肆意地践踏， 抗金的将士为保社稷，都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而赵构在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仍没有最 起码的危机意识，控制他大脑神经的，依然是“享乐”二字。他在来杭州一月之后，即 2 月 25 日， 便带着爱妃宠臣车辇如云浩浩荡荡来到钱塘江边观潮。 面对这一帮昏君庸臣，一位叫林升的诗人，写下了沉痛的诗句：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当汴州！ 八

看过太多的胜残去杀，体会过太多的悲欢离合，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中没有绝对 的胜者。任何一个政权，都无法逃脱兴衰更替的命运。但是，一个政权享祚时间的长短，还是有一 定的规律可循。 比之汉、唐、明、清，宋朝的开国皇帝气度要弱小得多。赵匡胤获得政权并没有历尽艰辛，且 属于宫廷政变的性质。所以，宋朝的“王气”始终没有养起来。此处所说的“王气” ，不是指皇上号 令天下的权力，而是指点江山的能力。自秦自汉自唐，不要说燕云十六州，就是东北和内蒙，都一 直是中国的版图。可是唐末动荡期间，契丹人抢占这一大片国土另建一个辽国。宋立国之初，太祖 赵匡胤、太宗赵匡义兄弟二人都没有能力从契丹人手中收复失地，反而每年向辽朝纳贡。此后，赵 宋的皇帝们与契丹人时而开仗，时而议和，一直处于被动。在开拓疆域与处理民族问题上，赵宋皇 帝乏善可陈。终宋一朝，惟有文学可以垂范后世，出了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陆游、 辛弃疾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出现这等现象，与赵匡胤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有关。这一点，赵匡 胤比之唐太宗李世民，可就差得多了。唐太宗不仅器重文人，更整饬武备。文武并举，绝不会一手 硬一手软。所以，历史上才产生了盛唐气象，这至今仍令中华民族骄傲的大国典范。就一般的规律 而言，一个开国皇帝的气度胸襟，便决定了他所开创的王朝的精神走向，如汉高祖刘邦，他吟过“大 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样雄奇的诗句，他呼唤猛士开疆拓土。这种精神让后代皇帝 所承继，到汉武帝而趋鼎盛。 赵宋皇帝重文没有错，抑武就大谬。诗词歌赋可以陶冶性情，怡养心灵。但对付契丹人和女真 人这样的剽悍民族，一篇千古传颂的诗章还不如一根绊马索有用。即便是文学，如果是大气磅礴的， 积极健康的，提升国人斗志的，仍是培植国力的重要手段。遗憾的是，北宋的文学，发展到徽宗、 钦宗时期，已是生气消失，豪情不再了。北宋的最后一位大诗人，是李清照。她的词作典雅，婉约。 作为个体，李清照是优秀的、杰出的，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代表，则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就变 成了靡靡之音，噙着泪水吟咏“雁过也，最伤心。”无限感伤地倾诉“人比黄花瘦”，这种充满悲情 的诗句之所以在当时受到热捧，乃是真实地反映了徽、钦二帝统治下的国民已丧失了雄健的气魄。 南渡之后，曾有智者痛定思痛，描述昔日汴京的臣民“黄髻小儿，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上有所倡，下有所随。当踢球的高俅与卖笑的李师师都成为皇上的座上宾，骤登显贵之堂。升 斗小民除了艳羡，更会仿效。于是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歌善舞，而所有上了年纪的人， 从来都不想干戈之事，都以为战争绝不会发生。待到金兵攻破汴京，可悲的国民们才惊醒，但为时 已晚。 相比于徽、钦二帝与宋高宗赵构，大金国前期的皇帝们行事的风格就要明朗得多，也健康得多。 君臣之间，臣民之间，几乎没有尊卑等级，贵贱之分。据史料记载，吴乞买虽然贵为“九五之尊”， 但仍然与百姓保持水乳交融的关系。他所住的“皇宫”，也没有重门深禁，百姓家里杀了一只鸡，就 会跑到“皇宫”里喊他一道去分享，没有特殊情况，他都会欣然而往。君臣之间议事，可以争、可 以吵，哪怕面红耳赤，也不会伤和气。争吵完了，意见统一了，君臣们便开始“同歌合舞，略无猜 忌” 。女真人的歌舞是什么呢？是踩刀梯，耍火球之类，充满了矫健，洋溢着剽悍。相比于汴京靡靡 之音，杭州的浅斟低唱，两者孰优孰劣，不言自明。再说击败辽、宋之后，大金国库里的钱多了起 来，吴乞买花钱大方了一些。大臣们对他产生了意见，说他违背了太祖完颜阿骨打立下的“非军需 不启库存”的祖训，应接受处罚。吴乞买只得按规距被大臣们拉出议事大殿，趴在地上“廷杖二十” 。 吴乞买心悦诚服，并没有因此报复任何人，而赵宋皇帝虽然无能，却从来一言九鼎，君臣之间有绝 对的界限。相比之下，女真人早期建立的政权，倒是有点像“人民公社”的性质。所以，我认为， 女真人打败汉人，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它的真正的历史意义在于：一种健康的、硬朗的、平民式的 帝王文化，打败了另一种腐朽的、堕落的、贵族化的帝王文化。

九 2006 年元月，我再次应邀前往阿城，参加新修缮的金上京博物馆开馆仪式。看过大金国的发展 历史后。下午，在零下二十五度的严寒中，我又来到金上京遗址。厚厚的积雪掩盖了一切，不要说 旧迹，就是连废墟也看不见。我踩着深深的积雪走了很久很久，不知为何，在这八百多年前的“王 气肇造”之地，我突然想起了辛弃疾的词句：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这样的诗句充满了英雄气概，读来让人热血沸腾。不由赞叹辛弃疾真伟丈夫也，遗憾的是，南 宋政权不喜欢这样的伟丈夫。由此我想到一个国家，如果每个角落都弥漫着享乐之风，奢侈之气， 所有的国民必然就会丧失忧患意识。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去年，当超女出现，数十万的“粉 丝”们为之痴迷，为之疯狂时，我的心中就产生了一种不好的感觉。出几个超女，原也是多元化社 会的自然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要引起警惕的是，如果这些青少年——我们这一时代的“黄 髻小儿” ，其生命只为歌星、影星、球星而狂，还能说，我们国家的精神气象是健康的吗？ 一个时代没有英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了产生英雄的土壤。有鉴于此，北宋灭亡的教训不 能不汲取！ 2006．1．26－2．9 清晨写毕

饿死蔡京 作者 : 李国文 编选:中国散文协会 主编:文欢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六载： “有士大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 曰： ‘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 ‘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 ’” 这个蔡太师，就是北宋末期的大臣蔡京。 我们在《水浒传》、在《金瓶梅》、在《大宋宣和遗事》这三部古典白话小说里，都读到了他。 一般来讲，历史人物都在史籍中存在着，而他却进入口述文学的话本范畴，被说话人予以演义，说 明这个人物值得关注。 这个曾经拥有天大的权力，曾经贪下天大的财产，曾经陪着那个混账帝王宋徽宗，将北宋王朝

玩到亡国的，坏得不能再坏的败类，最后的下场，却是谁也无法想象得到，竟活活地被饿死了。这 样的一个离奇情节，着实匪夷所思。与罗大经这则随笔所述及的，其侈糜豪富，其穷奢极欲，其享 尽荣华富贵的一生，反差之强烈，对比之悬殊，令人咋舌。 这真让人不得不信世间确有“因果报应”这一说了。 如果厨娘所言为实，可想而知，太师府的厨房里，有缕葱丝者，那也必有剥蒜头者，择韭菜者， 切生姜者的各色人等，是毫无疑问的了。连料理佐料这般粗活，都如此专业化分工，以此类推，红 案白案，酒水小吃，锅碗瓢勺，油盐酱醋，更不知该有多少厨师、帮手、采买、杂工，在围着他的 这张嘴转。即使当下一个五星级大饭店的餐饮部门，也未必细到连缕葱丝都专人负责。由此可见， 这位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权奸，也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巨贪。在其当朝柄政，权倾天下，为非作 恶，丧心病狂之际，那腐败堕落、淫奢糜烂的程度，到了何等地步。 一般来讲，害虫的出现，不奇怪，封建社会是一人说了算的官僚政权，是毫无监督的专制统治， 从来就是滋生贪官污吏的土壤，而大的害虫出现，还得要有一个纵容、支持、包庇，给他们撑开保 护伞的最高统治者。没有皇帝撑腰，这些权奸，不可能一手遮天，嚣张一世的。因此，只要提起蔡 京，就得涉及赵佶。而说到昏君宋徽宗，短不了要牵扯到奸臣蔡太师。他俩像一根线拴的两只蚱蜢， 难拆难分，谁也离不了谁。 蔡京（1047-1126） ，福建仙游人，字元长，为徽宗朝“六贼”之首。 “元更化”时，他力挺保守 派司马光废免役法，获重用。绍圣初，又力挺变法派章变行免役法，继续获重用。首鼠两端，投机 倒把，是个被人不齿的机会主义分子。徽宗即位，因其名声太臭，被劾削位，居杭州。 适宦官童贯搜寻书画珍奇南下，蔡京变着法儿笼络这位内廷供奉，得以重新入相。从此，赵佶 像吃了他的迷魂药一样，言出必从，计无不售。从此，无论蔡京如何打击异己，排斥忠良，窃弄权 柄，恣为奸利，宋徽宗总是宠信有加，不以为疑。 所以，朝廷中每一次的反蔡风潮掀起，宋徽宗虽然迫于情势，不得不降黜一下，外放一下，以 抚平民意，但总是很快地官复原职。从他登基的崇宁元年（1102 年），任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 侍郎起，到靖康元年（1126 年）罢其官爵止，二十多年里，赵佶四次罢免了他，又四次起用了他。 最后，蔡京年已八十，耳背目昏，步履蹒跚，赵佶还倚重这个老年痴呆症患者，直到自己退位。 任何一位领导人，轻信失察、用人不当的事，难免发生。看错了人，看走了眼，被假象蒙蔽， 作错误决策，把处理品当优等货，把三类苗当好庄稼，把伪君子当正派人，把野心家当接班者，这 都是可能的。但通常，可一可二不可三，宋徽宗甚至于四，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实在是不可救药 了。 一个好皇帝，碰上一个不好的宰相，国家也许不会出问题；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一个好宰相， 国家也许同样不会出问题；但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了一个不好的宰相，那这个国家就必出问题不 可。北宋之亡，固然亡在不好的皇帝赵佶手里，也是亡在这个不好的宰相手里。 北方的金兵，铺天盖地而来，赵佶逊位了，当太上皇，让他儿子赵桓，也就是钦宗登基接位。 弹劾蔡京的奏章，如雪片飞来。其中以孙觌的上疏，最为深刻全面：“自古书传所记，巨奸老恶，未 有如京之甚者。太上皇屡因人言，灼见奸欺，凡四罢免，而近小人，相为唇齿，惟恐失去凭依，故

营护壅蔽，既去复用，京益蹇然。自谓羽翼已成，根深蒂固，是以凶焰益张，复出为恶。倡导边隙， 挑拨兵端，连起大狱，报及睚眦。怨气充塞，上干阴阳，水旱连年，赤地千里，盗贼遍野，白骨如 山，人心携贰，天下解体，敌人乘虚鼓行，如入无人之境。”（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 这份参奏的对象，与其说是蔡京，毋宁说是赵佶。 宋徽宗作为文人，诗词一流，绘画一流，连他的书法，所创造出来的“瘦金体”，也是一流。作为 皇帝，却是末流，而且是末流中的末流。因为中国老百姓，不需要一个会画画、会写诗、会弹琴的 皇帝，而是需要一个不给老百姓制造灾难的统治者。所以，民间文学对这位亡国之君，口碑从来不 佳。 《水浒传》第二回，有一段介绍，说赵佶“乃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 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 不爱。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那时，赵佶还在他的潜邸里做端王，再混账，再败家，再不成器，也只是牵涉到他个人而已。 何况他是王子，一个有着太多条件，足可以优哉游哉的花花公子，他为什么不享受，不快活？再说， 宫廷中最为忌讳的一件事，就是所有可能成为帝位候选人的成员，千万不能表现出来那种不安于位、 跃跃欲试的情绪，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赵佶潜心于文学艺术领域，多方涉猎，兴趣广 泛，探索追求，学有所成，是他聪明的抉择。因此，他写诗、作画、学道、性放纵，浪漫得过头， 风流得过分，我们没有理由苛责他的荒唐。 然而，赵佶十八岁那年，他的兄长哲宗驾崩，无子嗣。一顶御轿，将他抬进宫里，即帝位。这 虽然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但是好还是坏，是走正路还是入邪道，是兢兢业业还是吊儿郎当，是正 经八百还是荒淫无耻，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和大宋江山息息相关了。 事实证明，他只能当端王，不能当皇帝。他一坐在金銮殿上，凡中国昏庸之君的所有毛病，他 都具备，凡中国英明之主的应有优点，他全没有。而且，昏君中最没救、最完蛋、最可怕、也是最 致命的弊端，就是远君子，近小人，宠奸邪，用坏人，他当上皇帝以后，整个开封城，成为贪官污 吏比赛着谁比谁更无耻、更堕落的罪恶渊薮。 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好的极少，坏的极多。然而，老百姓不怕皇帝他一个 人混账，即使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顶多增加一百个讨不到老婆的光棍而已。即使酒池肉林，作长 夜之欢娱，耽安宴乐，极铺张之能事，对偌大一个国家来说，是绝对可以承受得了的。但是，最害 怕的，是这个皇帝重用一群虎狼来管理国家，鱼肉百姓，那就比天灾还要恐怖。因为天灾的周期短， 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就过去了，而人祸的周期，有时是一辈子，必须等到那个灾难制造者去见 上帝时才告终止，这可就太痛苦了。 这其中，最狼狈为奸的、最为虎作伥的、最推波助澜的、最兴风作浪的，就是徽宗一直倚为膀 臂的股肱之臣蔡京。宋人著的《大宋宣和遗事》 ，虽为民间文本，但把北宋之亡的根本原因，说得一 清二楚。 “这位官家，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画墨君竹，能挥薛稷书，能三教之书，晓九流 之法。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 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诸宫，起寿山艮岳。

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计。” “役民夫千万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 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县；方腊一十三寇，放 火杀人。天子全无忧问，与臣蔡京、童贯、杨戬、高俅、朱、王黼、梁师成、李彦等，取乐追欢， 朝纲不理。” 民间谚语说：“鲇鱼找鲇鱼，嘎鱼找嘎鱼。”透出老百姓看透世象的睿智，一下子就把“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形象地烘托出来。孔夫子对于小人的许多经典见解，如《论语》中：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小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 行小慧，难矣哉”等等，直至今天，也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从古至今，以今及古，凡正派人，光明磊落，“君子不党”，公道率真，方正坦荡。而小人在一起， 必然要拉帮结派，“群居不义”，寡廉鲜耻，无恶不作。必然要抱圈子，拜把子，拉关系，搞宗派。 《水 浒》开头，高俅为巴结权贵，表演球技，那“气一似鳔胶粘在身上”，在场人物一见倾心，马上引为知 己。凡坏人得志之时，也必是好人遭殃之日。金圣叹批书至此，掷笔一叹：“小苏学士，小王太尉， 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小人想不发达也不行了，林冲想不被充军发配沧州，也是不可 能的了。 世道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独木不成林，也许作不了大乱；两个小人，双木则成林，就有可能 作奸犯科。而蔡京，加上童贯，加上高俅，再加上一群无耻宵小，“群小相聚”，那岂不天下大乱乎？ 宋徽宗做皇帝，在政治上一塌糊涂，在经济上一塌糊涂，在军事上，抵抗外侮上，尤其一塌糊 涂，在私生活的荒淫无耻上，最为一塌糊涂。 而所有这些一塌糊涂，无不与蔡京这个位列中枢的决策人物有关。这位混账帝王，对蔡京四起 四落，信，疑，复信，复疑，到最后深信不疑，终于，金兵渡河，国破家亡，他和他的儿子，徽、 钦二帝，成为俘虏，被押北上，关在黑龙江依兰，也就是那时的五国城，死在冰天雪地之中。 北宋完了的同时，蔡京终于走到头了，老百姓等到了看他垮台失败的这一天。据《宋史》：“钦 宗即位，徙（蔡京）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人民群众虽然没有看到他被明正典刑，深以为憾，但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以泄心头之恨，以 报家国之仇，以吐多年之积怨，也以此杀一杀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威风，却是全国上下，异口同声 的想法。 既然不能动他一指头，既然不能打他一巴掌，大家忽然悟到，有一条收拾他的绝妙主意，却是 人人可以不用费力，不需张罗即能做到的，那就是在其充军发配的一路之上，不卖给蔡京一粒粮、 一滴油、一根菜，更甭说，一块烙饼、一个馒头、一个包子了。没有发通知，没有贴布告，更没有 下命令，发文件，街乡市井，城镇村社，驿站旅店，庄户人家，所有的中国人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 齐心，让他活生生地饿死。 饥肠饿肚的蔡京，回想当年，那山珍海味，那珍肴奇馐，现在连一口家常便饭，也吃不着了。

那时候，他爱吃一种腌制食品“黄雀酢”，堆满三大间厅堂，他转世投胎一千次，也吃不完，现在想闻 闻那扑鼻香味，也不可能了。那时候，他想吃一个包子，得若干人为之忙前忙后，现在，即使那个 缕葱丝的妇女碰上他，也绝不肯将缕下的废物——一堆烂葱皮，给这个两眼翻白的饿鬼。 中国人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是绝对一致的，再也没有比这种饿死蔡京的死法，更让人民大众 开心的了。 王明清《挥麈后录》：“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 乃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大宋宣和遗事》载：蔡京最后“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 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 到此翻成梦话。‟遂穷饿而死。” 这就是饿死蔡京的故事。 蔡京虽然饿死了，但不等于所有蔡京式的人物都饿死了，因此，这个陈旧的故事，或许能让有 些人，读出一点震慑的新意来。

历史不忍细看 黄文山 历史不忍细看。历史如何能够细看？一细看，便好比用高倍放大镜看美人，光洁圆润全然 不见，入目但是鳞纹交错、毛孔贲张、瑕疵毕露。于是，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大处着墨，更何况， 还需为尊者讳、为名人遮、为君上避、为时政忌。因此，读史时，常常会读出几分含混、几分闪烁。 那当然是史家的难言之隐。但其实那几分含混和几分闪烁中，往往藏着许多细节的真实。 何妨细看一下，透过发黄的卷宗触摸一次历史曾经跳动的脉搏呢？ 袁崇焕的失败 在明代被杀的边关守将中，袁崇焕的死大约是最冤屈的。他没有兵败失地之过，却生生被 诬陷为叛敌，是引清兵破边墙进犯京都的罪魁祸首。 袁崇焕当然不该死，袁崇焕本来也不会死。虽说他是因为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而被崇祯杀 害，但细细检点，这个结果与袁崇焕的为人性格不无关系。 宁远城位于山海关和锦州之间，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朝先后调往该地区作战的有 五十多名战将，其中不乏兵部尚书、大学士、总督等头衔的高级官员。而战功最显赫的当属袁崇焕。 袁崇焕守宁远，两次击退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清军进攻。努尔哈赤本人就是在宁远城下中炮受了重伤， 以致不治身亡。有了这些资本，袁崇焕开始骄傲起来，目空一切，并在崇祯皇帝和朝臣面前发表不 切实际的言论，从而种下败亡的祸根。

崇祯元年（1628 年）七月，当清军大举进攻锦州时，皇帝召集众朝臣开会。皇帝忧心忡忡 地问袁崇焕东方战事何时能了，袁崇焕居然十分轻率地回答：五年为期吧。没有一位朝臣相信袁崇 焕的大话，但皇帝却大加赞赏。 袁崇焕接着在朝堂上作出近乎跋扈的举动，逼着各部大臣在皇帝面前逐一表态，不仅要保 障袁崇焕大军的物资供应，而且在用人调兵上一任所为，不得掣肘。这也就是他提出的要皇帝让他 便宜行事，并且不许朝臣干预乃至议论。朝中许多大臣对袁崇焕借皇帝重用之机，要挟需索，得寸 进尺，最后竟想钳制言官的所作所为大为不满。 袁崇焕上任后，战事并未像他预言的那样顺利。他便想通过和议暂时中止清军凌厉的攻势。 还在熹宗时，袁崇焕便曾当过和谈代表，但他却忘了当今天子是一位刚愎自用而又敏感多疑的君主。 而这期间，又发生了他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事件。崇祯皇帝看袁崇焕如此行事，心里不免害怕。 而朝中大臣则议论纷纷。袁崇焕任性使气，殊不知已把自己一步步推向败亡的深渊。 皇太极正是利用这一事件而施展反间计。一方面将袁崇焕议和之事大加渲染，广为扩散， 并把杀毛文龙称为袁崇焕向后金（清）讨好的举措；另一方面，亲率大军绕道喜峰口，攻破边墙， 直逼北京城下。致使京师上下震动，纷纷传说袁崇焕通敌。这时，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再也沉不住 气了，下令将袁崇焕逮捕，并立即绑往西市斩首。此时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袁崇焕说 话。一代名将袁崇焕便这样成了一场特大冤案的受害者。 袁崇焕没有在强敌面前打过败仗，但他却败在自己狂傲不羁的性格上。 谁杀害了岳飞 究竟是谁杀害了岳飞？ 一千多年来跪在岳坟前的四尊铁人：秦桧夫妇、张俊和万俟，似乎已经告诉了人们答案。 对于岳飞的死，他们当然难脱干系。但仅仅是他们四人，就能置岳飞于死地吗？ 处死岳飞，当然需要皇帝点头。杀害岳飞的人中宋高宗应该算一个。但高宗皇帝为什么一 定要杀岳飞呢？ 岳飞是南宋初年最杰出的抗金将领，在张俊、韩世忠、杨沂中、刘光世、岳飞五支抗金大 军中，岳家军军力最强，纪律最严明，战功最显赫，是南宋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岳飞本人因 累累战功加官至太尉、少保，是正一品的官员，在武将中军阶最高，位居三公之列。高宗皇帝更下 诏命说：“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兵权之重，天 下无双。对于这样一位担负着南宋中兴重任的军事统帅，能说杀就杀吗？ 那么，是什么时候，埋下了杀害岳飞的种子？它又是怎样发芽而后疯长的？ 如果将南宋的朝堂比作一架天平，那么，主战派和主和派便是天平的两边。无论哪一派占 上风，天平就会向一边倾斜。而宋高宗就是调节天平的那只手。和耶？战耶？始终是朝堂上争议最 激烈的话题。当然，主战派砝码的分量还来自于在前线作战的几支部队。军事上的得失，直接影响 着宋高宗调控天平的决心和力度。岳飞显然已是天平上那颗最大和最重的砝码，主和派自然处心积

虑地想把他去掉。但若仅仅以主战和主和两派斗争来反映南宋国内的政治态势就未免太简单一些。 实际上，宋立国以来，就一直被一项国策所困扰，那就是如何安排军人的位置。宋的开国皇帝赵匡 胤就是军人出身，而且是靠兵变夺取政权的。他深知军队的厉害，但他不学汉高祖刘邦滥杀功臣， 而是设宴款待石守信等大将，宴饮之间，许以高官厚禄，然后要他们交出军队指挥权。这就是著名 的“杯酒释兵权”故事。接着，他又制定了以文制武的文官管理制度。整个北宋期间，这个制度牢 不可破。 但南宋一开国，情况就不同，高宗赵构刚登基就被金人撵着屁股打，一直跑到温州，还一 度住在海船上以躲避金兵的锋芒。而手下的一班文臣只会跟着逃命，一点退敌的本事都没有。是岳 飞、韩世忠他们打退了金兵，才使得南宋保有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但战争的狼烟并没有因此消 散，金人的铁骑还在江北的大地上驰骋。由于南宋一直面对强敌的压迫，军人的作用便日显重要， 军人的声音也逐渐由弱变强。但这显然与宋的立国制度格格不入。 宋设枢密院，为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知枢密院事一直由文官担任。其实，北宋的边关统帅 也都由文官担当。比如，宋仁宗时，镇守西北防御西夏的两位统帅，一位是韩琦，另一位是范仲淹， 时称“韩范”，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南宋沿袭旧制，仍然由文官指挥军队，并且每支部队的规模、 编制，都有一定的限制。 岳飞独立成军时只有正兵万人，但在镇压太湖杨么、钟相起义后，吸收了大批原起义军士 兵入伍，军力大大增强，总兵力增至 10 万。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却引起了朝廷的深度不安。宋廷诏 令岳家军以“三十将为额” ，就是想以军官数量来限制岳家军的扩张。但随着岳家军不断打胜仗，队 伍也在不断扩大，不久即增至 84 将，大大突破了朝廷的编制限额。因为宋高宗不吭气，枢密院对此 也无可奈何。 军队作战，需要征粮、筹款、派夫等后勤供应，因此，便要占有固定的防地，享有便宜处 置管内行政、财政的权力。岳家军因为军队庞大，所管辖的州县比起其他部队自然要多出好几倍， 而且岳飞战区随着战事推进还在扩展。加之幕僚队伍也在一天天扩大，大批读书人来到岳家军，他 们为军队书写文书、布告、奏章，甚至参与政治谋划和军事行动。而这正是执政的文官集团最不愿 看到的。这批读书人不但在文书布告上激扬文字，借机宣泄自己的情绪，而且还处处臧否时政。岳 家军的文告奏疏常常引起朝臣们的强烈不满，但这些都被岳家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而掩盖了。 一开始和岳飞发生冲突的恰恰就是主战派的重要人物张俊。张俊原为翰林院编修官，因勤 王有功，且力主抗金，受到高宗皇帝的信任，迁知枢密院事，相当于今天的军委秘书长。他指挥全 国的抗金军事行动，直接对皇帝负责。但知枢密院事只是个正二品的文官，而受他指挥的岳飞因军 功赫赫已被皇帝拜为太尉，官居一品。将帅之间的关系便显得很微妙。绍兴七年（1136 年）岳飞计 划乘金人废刘豫之机，合诸将之兵北伐。皇帝亲自接见了他，赞许他的计划，并下诏将王德、郦琼 两支部队交由岳飞统一指挥。但张俊不想岳飞军力太过扩张，想另外安排这两位将领，于是找岳飞 商量。岳飞认为如果那样安排，恐怕两人不服。张俊当即变脸说： “我当然知道，除非太尉（指岳飞） ， 谁都不能胜任。 ”岳飞与张俊发生冲突，心情也很不愉快，当日便上奏章，要求解除兵权，回去为母 亲服丧。张俊大怒，上奏说岳飞处心积虑一意想兼并其他部队，提出回家服丧，是对皇帝进行要挟。 而秦桧在一旁也流露出“忿忿之意” 。在皇帝的默许下，张俊不但坚持自己的安排，并且还派都督府 参谋官张宗元担任岳飞军队的监军。这引起了岳家军将领的强烈不满。岳家军主将张宪称病不理军 务，其他将领如法炮制。而且“部曲汹汹，生异语” 。这件事更增加了朝廷上层文官集团对武将的疑 虑。岳飞被杀，秦桧便是从这里打开缺口，找到陷害的理由。

不久，郦琼叛变投敌，张俊引咎辞职，秦桧接任枢密院事，接着又担任了宰相。秦桧是主 和派的领袖，受到高宗的信任，一直与金人周旋，力图创造和议局面。这样，一心想依靠作战收复 河山的岳飞与秦桧之间不断发生摩擦。绍兴九年（1138 年），当秦桧声言和议已取得进展，金人将 归还南宋三京及河南之地时，岳飞上奏章反对说：“金人不可相信，和议不可依赖。相国（指秦桧） 为国家谋划不善，恐怕为后世留下笑柄。 ”皇帝看了岳飞的奏章后，便将和议之事搁下，秦桧因此对 岳飞恨得咬牙切齿。 绍兴十年（1139 年）岳飞率大军北伐，郾城一战，消灭了金兀的骑兵主力，接着又取得朱 仙镇大捷。他打算乘胜前进，一举收复中原。然而，南宋朝廷上下对岳飞的胜利却忧心忡忡，高宗 急令岳飞班师，并一连下了十二道金牌。岳飞抗争不过，悲愤地仰天长叹： “十年之功，毁于一旦！” 翌年，金兵入侵江淮，高宗又急忙诏岳飞赴江州救援。岳飞却迟迟不肯发兵，他提出要乘金人后方 空虚，准备直捣中原。高宗为此竟连下十七道文书，岳飞不得已才出兵救援。朝廷上下对岳飞的抗 旨行动议论纷纷。而一直被胜利的光环笼罩着的岳飞，哪里知道，因为自己率性的行为，已经种下 了被罪的祸根。 宋高宗一方面对以岳飞为首的抗金将领优抚有加，勉励他们努力作战；而另一方面，又默 许文官集团想方设法削弱武将兵权恢复传统体制的措施。此时，在南宋的朝堂上， “文武之途若冰炭 之合” 。在文官们的眼里，军队本来只是一架作战机器，不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不应该发出自己的声 音，更不应该有自己的感情。而自说自话、不听招呼，总是特立独行的岳家军显然已经严重偏离了 正统轨道，这当然是不可容忍的。宋金绍兴和议签订后，以秦桧为首的文官集团立即着手解除张俊、 韩世忠、岳飞三人的兵权，将三支部队的指挥权直接收归枢密院。 这时的岳飞已经预感到祸之将及，日夜不安，心情十分沉重。他在一首《小重山》词中细 诉自己的苦闷心情：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 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但不等岳飞找到解脱的办法，在高宗皇帝的默许下，秦桧等一干人已迫不及待地对他下手 了。 没有谁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因为在秦桧的背后，是整整一个王朝制度。

1600 万男人是成吉思汗后裔 奇 云

20 世纪 80 年代，塞克斯博士和他的牛津同事赫吉斯，发现了从骨化石中提取 DNA 的方法，此 后，他一直使用这种方法来解开人类的遗传史。塞克斯博士今年 56 岁，是牛津大学的人类遗传学教 授，英国下议院的科学顾问，他喜欢向人们展示隐藏在他们 DNA 里面的令人惊奇的秘史。

塞克斯相信，DNA 测试可以绘制出人类血统的清晰图谱。成吉思汗基因测试是进行父系祖先研 究的一部分，它主要是对男性 Y 染色体模式进行统计，Y 染色体通过父亲传给儿子。女性基因组中 含有两个 X 染色体，男性基因组中含有一个 X 染色体、一个 Y 染色体，所以只有男性体内含有 Y 染色体。如果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的几个标志性位置与据信来自成吉思汗的染色体一致，从统计学 的观点看，这位男性可能就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但是由于没有成吉思汗的身体组织样本，所以 DNA 测试检验更多基于一种对可能性的判断。 2000 年， 《华盛顿邮报》把成吉思汗评为千年风云第一人。专家们认为，就对世界的影响力来 说，没有人能够超过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1162-1227） ，即元太祖铁木真，是一位叱咤风云、显赫一世的蒙古族英雄。他军事 才能卓越，史称“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另一方面，蒙古军队作战具有野蛮残酷的特点，大规模屠 杀居民，毁灭城镇田舍，破坏性很大。成吉思汗一生当中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统一了蒙古高原， 缔造了蒙古民族；二是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为忽必烈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三是西征。 成吉思汗可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播种者”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6 月 13 日报道，2004 年 6 月，塞克斯推出了有关男性 Y 染色体研 究的新书《亚当的诅咒》 ，他在书中声称，成吉思汗可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播种者”。 追溯历史，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骑兵将中国版图扩张至历史最大，同时也使其子孙在欧、亚两 洲的土地上繁衍，现在全球至少有 1600 万男性与成吉思汗有血缘关系。英伦三岛也可能有他的子 孙，其中还包括英国皇室家族。 塞克斯在书中指出，10 年来，他和牛津大学的科研人员从中国、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蒙 古国等成吉思汗帝国版图内及其周边地带，收集到 16 个组群的血液样本。结果发现，在多达 8％的 男性基因中，拥有相同的 Y 染色体片段。 这个极高的表达率是极不寻常的，表明它们可能是从同一个祖先那里继承来的，而这个男人生 活的年代距离现在不会很久远。 通过检测染色体的微小变化，就可能估计这位共同祖先生活的年代，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共同 的祖先生活在 12 世纪到 13 世纪之间。将这些基因变化的证据和成吉思汗 12 世纪建立的蒙古王国 地理版图的扩展联系起来，研究者们推断这就是成吉思汗的染色体片段。另外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 证据来自巴基斯坦一个叫做哈扎拉(Hazara)的山地部落，他们口耳相授、代代相传，认为自己是成 吉思汗的后裔。并且科学家们也在这个部落的男性人群中发现了这个 Y 染色体片段的表达，进一步 印证这个染色体是来自成吉思汗。 专家解释成吉思汗子孙众多的原因 塞克斯还解释了成吉思汗子孙众多的原因。他指出，成吉思汗王国的版图在 13 世纪横跨蒙古至 阿富汗，并延伸至俄罗斯和伊朗。蒙古大军每攻占一处城市都会进行大屠杀，士兵可以大肆搜刮财 物，将掠来的美女献给成吉思汗，让他泄欲或充当他的嫔妃，因而他拥有不少混血儿子，这些儿子

身上都带有他的染色体。 成吉思汗驰骋战场 40 年，于 65 岁驾崩。成吉思汗逝世后，他 4 名拥有继承权的儿子和 2 名孙 儿延续了“家族传统”，他们不但同样英勇善战，将势力扩张到俄罗斯、匈牙利和波兰，还勤于传宗接 代。当年仅成吉思汗的长子赤就有 40 个儿子，其次子拔都则统领大军攻占俄罗斯基辅，并侵入匈牙 利和波兰。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忽必烈则南征建立元朝。他们不断散播成吉思汗的“超级染色体”， 成吉思汗家族就变得越发庞大了。 “基因寻根”绘出生命的地图 Y 染色体只在男性体内存在。在进化中，Y 染色体上发生的突变会保留下来，而且会传递到男 性子代。譬如某一家族的曾祖父的 Y 染色体有一特定序列，则其儿子、孙子、曾孙的 Y 染色体都会 带有这种特定的标记，这种标记可以视作进化标记，也可以在亲子鉴定等方面起到独特作用。这就 是为什么 Y 染色体是男性生命信息的来源，也可以说是基因版的家族宗谱。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塞克斯就开始用 DNA 技术进行研究了，这种技术被统 称为“分子考古学”。后来科学家们又运用 DNA 技术为现代人类的起源和迁徙提供了许多证据，属于 自然科学的基因技术和属于人文学科的人类学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分子人类学”。然而只是到了最近， 基因寻根才使这门科学从阳春白雪降落到民间大众之间。 塞克斯打算在不久的将来，用大型计算机建立起一个数据库，记录所有测试者的宗谱图形和他 们的基因密码。塞克斯说，那时他将能建立一个时间和空间足够大的坐标轴，以此确认人们携带的 基因是从这个坐标的哪一部分扩散而来的。 迄今为止，塞克斯已经搜集了至少数万个基因样本。据他所言，100000 个基因样本就可以帮助 他建立起一个基本数据库，而这样一个过程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 在增多样本数量的同时，他也在扩大样本来源。来自英国、中国、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 蒙古国的 DNA 样本摆满了他的实验室。 与此同时，塞克斯也意识到，一个真正完善的基因宗谱库应该涵盖来自各大洲各个地区的基因 样本，这需要上亿美元的资金。 据他预计，5 年到 10 年以后，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足够大的基因宗谱坐标就可以建立起来。 到那时，人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基因与坐标对照，通过基因寻根技术精准地绘制出自己家族的生命地 图。

明成祖怒斩三千宫女 佚 名

明成祖朱棣在历史上很有作为，但他又是一位性格固执、刚愎自用、猜忌多疑、杀人如麻的皇 帝。永乐末年，他大肆滥杀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近 3000 人之多，为明代 后宫最大的一次惨案。 失去爱妃滥杀无辜 其实，成祖杀戮宫女之事早在永乐年中期就曾发生过。事情还得从贤妃权氏说起。 永乐初年，国家逐渐强大。朱棣追求享乐，后宫美女渐多。永乐五年(1407 年)，皇后徐氏病死， 皇后一直没有再立，王贵妃和贤妃权氏是他最宠爱的妃子。权氏是一位选自朝鲜的美女，天姿国色， 聪明过人，能歌善舞，尤其是善吹玉箫，成祖十分怜爱她。 永乐八年(1410 年)，成祖率大军出征，特地带权贤妃作为随侍嫔妃宫女，随军出塞。没有料到， 这位独得天宠的妃子，在大军凯旋回宫时，死于临城，葬在峄县。成祖伤心欲绝。 宫中两名姓吕的朝鲜宫人与宦官相好之事恰好此时发生。本来，历代宫中都有宫女与宦官结为 假夫妻的事情，明代也有这种现象，宫中称之为“对食”，也称某宫女为某宦官的“菜户”。 起初，吕氏是朝鲜商贾的女儿，史籍中称“贾吕”。她见到本国先期入宫的宫人吕氏，因为都是朝 鲜人，又是同姓，贾吕想与吕氏交往。谁料，吕氏对贾吕的为人很是不屑，拒绝与她结好。贾吕一 直心存不满。不久，成祖贤妃权氏死于北征凯旋回师途中，吕氏曾随军侍候过贤妃，于是贾吕诬告 贤妃是被吕氏在茶里下了毒药而死的。 明成祖朱棣正是心情悲伤难过之时，闻后大怒，没有细查，当即诛杀吕氏及有关的数百宫女、 宦官。 明代后宫最大惨案 永乐十八年(1420 年)，独得明成祖宠爱、准备立为皇后的王贵妃也死去，成祖再一次经历丧失 宠妃的伤痛。贾吕与宫人鱼氏私下与宦官结好之事恰在此时暴露。 成祖甚为恼火，雷霆大发。贾吕和鱼氏惧祸，便上吊自杀。成祖竟以此为由，亲自刑审贾吕侍 婢，不料却查出这一班宫女要谋杀皇帝的口供。 朱棣极为恼怒，亲自下手对宫女们动用酷刑，其中受株连被杀的宫女近 2800 名，而且成祖每 次亲临施刑。有宫人临刑时当面斥骂成祖：“你自己年老阳衰，宫人与小宦官相好，有什么罪过！” 朱棣让画工画了一张贾吕与小宦官相抱的图画，羞辱宫人，同时更加大肆杀戮。据《李朝实录》记 载，当宫人被惨杀之时，适有宫殿被雷电击中，宫中的人都很高兴，以为朱棣会因害怕上天报应而 停止杀人。可是朱棣依旧如故，丝毫“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日”。两次杀戮事件，被诛的宫女

及宦官达 3000 人之多。 据说，“明成祖晚年患疾病，容易狂怒，发作难以控制，甚至歇斯底里，他本人残忍好杀，又添 上晚年的疾病，就更加狂暴异常。”至于他患了什么病，官修《明史》及《实录》只说他晚年容易发 怒，可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发病的诱因是什么，历史上已找不到相关的记载了。

康熙皇帝 17 个儿子的生死命运 秋风独行雁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就“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 色”、“好谀”、“任佞”等十项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然而，事与愿违，欲盖弥彰，弄巧成拙，愈 描愈黑，留下生动而曲折的历史故事。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雍正的上述罪名能否成立？让我们一一分析： 雍正是否毒死皇父？一种说法是：康熙帝是喝了胤送的人参汤被毒死的。这话从伦理、法理、 情理讲，既悖于情，也不合理。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周围条件分析，既违背史实，也绝无可能。 雍正是否逼死生母？《大义觉迷录》说：“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看来当时雍正“逼母”说流传很 广。雍正生母乌雅氏，生有三个儿子：胤、允祚（5 岁死）、允祯。传说：雍正继位后，将允祯调回 北京关押起来，他母亲想见允祯，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死在铁柱子上。乌雅氏眼看亲生儿 子允祯被囚禁，作为皇太后能不生气吗？时人将雍正母亲的死同雍正囚禁胞弟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 事情。 雍正是否弑兄杀弟？雍正继承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 京城九门关闭 6 天，诸王非得令旨不得进入大内。箭在弦上，形势紧张。当时年满 20 岁的皇子共有 15 人：即雍正的大哥允、二哥允、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八弟允、九弟允、十弟允、十二 弟允、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祯、十五弟允、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 大阿哥允，在太子废立中得罪皇父，被夺封爵，幽于府第。康熙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 谕：疏忽者，当族诛。允已成为一只不见天日的死老虎。雍正十二年（1734 年）死，以贝子礼殡葬。 二阿哥即废太子允，被禁锢在咸安宫。雍正仍不放心，一方面封其为理郡王，另一方面又命在 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移居幽禁。雍正二年（1724 年） ，允死去。 三阿哥允祉，本不太热心皇储，一门心思编书，但也受到牵连。雍正即位后，以“允祉与太子素 亲睦”为由，命“允祉守护景陵”，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允祉心里不高兴，免不了私下发些牢骚。

雍正知道后，干脆将允祉夺爵，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 年） ，允祉死。五弟允祺，康 熙亲征噶尔丹时，曾领正黄旗大营，后被封为恒亲王。允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雍正即位后， 借故削其子的封爵。雍正十年（1732 年），允祺死。 七弟允，雍正八年（1630 年）死。 八弟允，是雍正兄弟中最为优秀、最有才能的一位。但是，“皇太子之废也，允谋继立，世宗深 憾之”。雍正继位后，视允及其党羽为眼中钉、肉中刺。允心里也明白，常怏怏不快。雍正继位，耍 了个两面派手法：先封允为亲王——其福晋对来祝贺者说：“何贺为？虑不免首领耳！”这话传到雍正 那里，命将允福晋赶回娘家。不久，借故命允在太庙前跪一昼夜。后命削允王爵，高墙圈禁，改其 名为“阿其那”。“阿其那”一词，学者解释有所不同，过去多认为是“猪”的意思，近来有学者解释为“不 要脸”。允幽禁多年，受尽折磨，终被害死。 九弟允，因同允结党，也为雍正所不容。允心里明白，私下表示：“我行将出家离世。”雍正哪能 容许允出家！他借故将允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改允名为“塞思黑”。“塞思黑”一词，过去 多认为是“狗”的意思，近来有学者亦解释为“不要脸”。不久又给允定 28 条罪状，送往保定，加以械 锁，命直隶总督李绂幽禁之。允在保定狱所备受折磨，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 十弟允，因党附允，为雍正所恨。雍正元年（1723 年） ，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来京病故，送灵 龛还喀尔喀（今蒙古国） ，命允赍印册赐奠。允称有病不能行，命居住在张家口。同年借故将其夺爵， 逮回京师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 年）才开释，后死。 十二弟允，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也很有权，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刚即位， 封允为履郡王。不久，借故将其降为“在固山贝子上行走”，就是从郡王降为比贝勒还低的贝子，且不 给实爵，仅享受贝子待遇。不久，又将其降为镇国公。乾隆即位后被晋封为履亲王。这位允较之其 他兄弟气量大，一直活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 ，享年 78 岁。 十四弟允祯，虽与雍正一母同胞，但因他党同允，又传闻康熙临终前命传位“胤祯”而雍正之党篡 改为“胤”，所以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即位，先是不许抚远大将军允祯进城吊丧，又命 其在遵化看守皇父的景陵，再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乾隆继位后，将其开释。 十五弟允，康熙死后，雍正命其守景陵。 境遇比较好的有三人：就是其十三弟允祥、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允祥，曾被康熙幽禁， 原因不详。雍正继位，即封允祥为怡亲王，格外信用。允禄，过继给庄亲王博果铎为后，袭封庄亲 王。允礼，雍正继位封为果郡王，再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允祥 和允礼显然早加入“胤党”，只是康熙在世时，十分隐秘，没有暴露。

张居正：中国唯一顺风顺水的改革家 李国文

一提张居正，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他在明代后期所推行的改革。 张居正（1525-1582） ，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担任明神宗朱翊钧的首辅，达十年 之久，是个有作为、具谋略、通权术的大政治家。张居正的改革，了不起，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但 对他这种太厉害的人，绝无好感。凡强人，都具有一点使人讨厌的“侵略性”，他总要求你如何如何， 而你不能希望他如何如何。大树底下不长草，最好敬而远之。 明代不设宰相，是朱元璋定下的规矩。这位独裁者要求高度集权，只挑选几名大学士为其 辅佐。在这些人中间，指定一个小组长，就是“首辅”。说到底，首辅其实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的宰相、丞相，或首相。而张居正，是明代历朝中最具强势的首辅，在任期间，拥有说一不二的权 力；因为朱翊钧十岁登基，相当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对于这位严肃的老师，敬畏之余，言听计从， 是可想而知的。 我之所以说他了不起，就因为张江陵是中国唯一没有什么阻难，顺风顺水的改革家。 他之所以没吃苦头，是由于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后和大内总管联手的结果。 有这样三位一体的后台，他有什么怕的，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不可能没有政敌，更不可能 没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张居正是纵横捭阖的九段高手，在政坛上所向披靡，政敌都不堪一击。小人， 他更不在乎，因为他也是相当程度上的小人。 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这么一次，坐了点蜡，有点尴尬。因为其父死后，他若奔丧回 去，丁忧三年，不但改革大业要泡汤，连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问题。便讽示皇帝下令“夺 情” ，遂引发出来一场面折廷争的轩然大波，使心虚理亏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后他急了，又 借皇帝的手，把这些捣乱分子推出午门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强行镇压了下去。 张居正稳居权力巅峰时，连万历也得视其脸色行事。这位年轻皇帝，只有加入与太后、首 席大太监冯保组成的铁三角，悉力支持张居正。如此一来，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首辅还用得着在 乎任何人吗？ 众望所归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见颓靡的世道人心，张居正置若罔闻，将 其冷藏起来。文坛泰斗王世贞，与张居正同科出身，一齐考中进士，很巴结这位首辅，极想进入中 枢，他婉拒了：“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劝他还是写他的锦绣文章去了。与 李贽齐名的何心隐，只是跟他龃龉了两句，后来，他发达了，他的党羽到底找了个借口，将何心隐 收拾掉以讨他欢心，他也不觉不妥而心安理得。 所以，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 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 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地进行丈 量。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 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 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

“当读‘勃’ ！”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 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 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太监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 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 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 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 唉！这也是许多强人，在兴头上，不懂得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急流勇退的悲剧。他忘 了，你强大，你厉害，你了不起，但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胆，太 心神不宁的改革家，终于迈不过去万历十年（1582 年）这个门槛，二月，病发，六月，去世，享年 五十七岁。 他活得比同龄人都短命，王世贞六十四岁，耿定向七十二岁，李贽七十五岁。 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 “伐性之斧” 。他渴嗜权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强烈，后者甚至要超过前者，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一 方面，明代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淫风大炽，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世纪末的气氛。享受，佚乐，奢 侈，腐化，纵情，放诞，糜费，荒淫，是普遍风气。一方面，张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 常人许多倍，永不餍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万历十年（1582 年）六月，张居正寿终正寝，备极哀荣。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万 历十一年（1583 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万历十二年（1584 年）四月，坟土未干，又籍其 家。最为惨毒的是，因为抄不出万历所想象的那么多金银财宝，令兵围其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 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 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商鞅或者谭嗣同好多少。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 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 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个中国倒腾了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 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 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 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 奢淫逸，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 和非，还可以千古议论下去，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这是他永 远的价值所在。

甲申年的杀人有“道” 吴茂华

老一辈的四川人，上至士绅阶级下至贩夫走卒之流，对明末清初张献忠屠蜀的史事差不多都耳 熟能详。我小时候听当过塾师的外婆讲这段史实，说起当时川人血流漂杵、尸骨蔽野的惨酷情形， 虽是讲古，外婆脸上仍神情黯然，唏嘘连连。我听到心惊处，忍不住发问：张献忠何以这样滥杀川 人？外婆说，张献忠是老天爷降下的魔王，来扰世害民。又说起那句脍炙人口的张献忠七杀碑名言： 天生万物养于人，人无一物回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后来上中学读历史，教科书上讲到张献忠，是和领导农民革命军打天下的李自成相提并论的。 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这是农民革命起义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虽有其局限性， 但革命造反精神的意义是伟大的。我那时当学生，虽不敢怀疑书本与老师的正确，但心里却禁不住 想起了七杀碑上那句刀剑铿锵、杀伐有声的名言。 2004 年，张献忠屠川三百六十年后的今天，我翻开《蜀碧》、 《蜀警录》 、《蜀难叙略》等史书， 读到有关记载，满篇血腥扑鼻而来。终于明白所谓农民革命军的“局限性”有多可怕，其残忍程度超过 了我们的想象。这支军队大规模杀人如砍瓜切菜，简直就是古代的“恐怖分子”，且死难者百分之九十 以上都是普通百姓。我们川人的祖先黎民，何以遭此蹂躏惨难！三百六十年来，几十万生灵的亡魂 且何以安？历史长河，滚滚逝波，而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皆痛史。正史野史，是耶非耶？有识之人 自会分辨。 崇祯元年（1628 年） ，崇祯皇帝即位。他继承的大明政权是一个气数将尽、腐朽衰败的烂摊子。 国土北方有皇太极努尔哈赤率领的满族大军虎视眈眈，边患不断；内地则天灾频频，盗匪蜂起，肆 虐大半个中国。明朝最后一个朱皇帝面临的局面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势危如累卵。 是年，陕西、山西、河南大旱，连年荒歉使饥民相继为盗，从者十之有七。首先起事的有王小 六、姬三儿、王嘉胤、黄虎、一丈青、小红狼、掠地虎、闯王、刘六等，名目甚多。张献忠和李自 成初投王嘉胤，后与闯王高迎祥并为一股，攻略陕西、河南一带。1633 年，闯王高迎祥与活动在川 东北一带的摇天动、黄龙合作，率部由巫山水道入夔府。第一次入川，破大昌、巫山、云阳、巴州。 石柱县女土官秦良玉带兵阻击，打散农民军主力。张献忠回窜陕西，集合残部，新募流民据十八寨， 已自成气候。张献忠与李自成同为延安人且同岁，虽都是拉杆子起队伍造反，但绝不同志。其间利 害纠缠、合纵连横自是题中之义，属革命队伍中的“内部矛盾”。只是有一次李自成进攻四川，在梓潼 被洪承畴打败，几乎全军覆没，“孑身入楚，依献忠，献忠纵杀之。”（《蜀龟鉴》）李自成星夜逃出， 才保住性命。但他们二人的造反事业有一点倒是共同的，那便是血腥残酷的扰民害民远远大于“动摇 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的作用。后人都说“张献忠剿四川”，实际上李自成也几进几出四川。张、李 二人祸蜀，轮番为患，只不过张献忠为害更烈罢了。

崇祯七年（1634 年） ，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联合各路大小农民军由楚入蜀，陷夔府、剑州， 又屠巴州及通江、开县等地。巡抚刘汉儒、总兵张尔奇带领官兵阻击，将其撵回陕西。张、李流窜 于陕南一带。1635 年，李自成从车厢峡被困逃脱之后，纠结罗汝才、老回回、摇黄等十三家会于荥 阳，称“十三家支党”。专在四川巴山、湖北、安徽、江西一带为患。 同年，张献忠率一部屠戮安徽凤阳后，至四川泸州，围泸州城，裸妇女数千人置城下，有稍微 不从或感到羞愧的都杀掉。 崇祯十年（1637 年） ，李自成在汉中兵败于洪承畴，与混天星等从陕西凤翔入川。一支队伍由 浅滩涉嘉陵江，陷昭化，越潼川，攻下金堂。另一支则攻下剑门、梓潼、绵州、绵竹、温江，焚毁 新都，围成都二十日不下。此次出入四川三月，陷州县三十六所。所过之处，腥风血雨，伏尸千里， 天地为昏。“有对父淫女而杀者，有缚夫淫妻而杀者，有预少孕妇男女剖验以为戏者，有掷孺子于油 锅观其跳跃啼号为乐者，有刳生人腹实以米豆牵群马而饲之者。获逃者必人人加刃而后磔之。”（《蜀 龟鉴》 ） 此时的张献忠正在湖广与四川交界一带肆虐。其间被明将左良玉、阁部杨嗣昌先后追剿，达数 年之久。崇祯十五年（1642 年） ，张献忠陷泸州，杀掠盘据数月，再奔安徽界。 崇祯十七年（1644 年）六月，张献忠率部攻浮图关。因阁部督师杨嗣昌刚愎自用，轻敌失策， 居然在军旅途中同文士饮酒赋诗，进退无据。加上巡抚邵捷春用人软弱不当，使军事要隘失守。张 献忠陷重庆，将瑞王、巡抚陈士奇等官员杀尽，再一路攻城略地，从川东杀向川西，于八月初九破 成都，纵兵屠城三天。十月十六日，张献忠称帝，改号大顺元年。 从崇祯元年（1628 年），张献 忠同李自成延安起事，到张攻陷四川建立大西国政权，再到顺治三年（1646 年）兵败亡于西充，以 及后来其残部在川东、贵州一带盘桓，寇掠祸害。他们的军队到底杀了多少人？历史上恐怕永远无 法准确统计，明史上称有六十多万。只看他们的铁蹄横扫四川前后四五十年，祸遍巴蜀。“举兵不当， 被患无穷”（董仲舒《春秋繁露》） ，使物力丰饶的天府之国，变为百里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狼奔豕 突之地。战乱使百姓弃田舍逃亡，在战祸最烈的十来年间，稼穑不生，颗粒无收，造成人相食。因 此川人死于饥馑、瘟疫者又倍于刀兵。这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造成历史的大 倒退。据有关专家考证，平定乱局后，直至顺治十八年（1661 年），清代第一次户籍清理，四川省 仅有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崇祯以前，蜀中人口是三百万以上。以后一百来年中，康乾时从湖广移民 填四川，正缘此而来。 关于张献忠屠戮川人的具体行径，史书所载已是挂一漏万，即便如此，翻书读来，仍使人有惊 心动魄、肝胆摧裂之痛。让我只捡几处其怪异杀人行为说说，看看这位“农民革命领袖”的杀人心理与 方式，或可以此而一窥全豹，让我们更了解其人其队伍的性质。 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除了手起刀落大砍大劈一般杀法外，还自创了好几种杀人法，加之于不 同对象身上。历来兵燹匪乱，百姓老幼妇孺，最是遭祸酷烈。张献忠的军队每陷一方，对妇女除掳 去少数年轻女子充当营妓外，其余的怕累及军心，全部杀掉。后期兵败溃退，粮草匮乏，更是杀妇 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剖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 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此命名为“雪鳅”。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 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此命名为“贯戏”。 最令人发指的是对付稍有反抗或语言不满的人，捉来将其背部皮肤从脊沟分剥，揭至两肩，反

披于肩头上，赶到郊外，严禁民间藏留给予饭食，多有栖身古墓，月余而气绝。如行刑者使人犯当 时气绝，未能遭此活罪，行刑者亦被剥皮。此命名为“小剥皮”。 张献忠出身草莽,粗鄙无文，出于一种猜忌、仇视文化人的本能，他必然大杀读书人。据《蜀碧》 记载，他的大西政权在四川各州邑安置官员，用军令催逼周围士子乡绅到城镇，由东门入，西门出， 尽杀灭。攻陷成都仅二月，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东门外。又召集生员，拿出一面一百 平方尺的大旗，令其在上写一满幅“帅”字，且须一笔书成，能者免死。有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 浸大缸墨汁三日，直书而成。张献忠仔细看后曰：“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必尔也！”即刻杀死祭旗。 张献忠攻陷成都，建立大西国政权，两个月后开科取士。严逼各州县士子前来考试，不来者杀头， 并连坐左右邻居十家。他在成都贡院前设长绳离地四尺（约 1.3 米） ，让考试的人依次过绳，凡身高 于绳者，全部赶到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万余人，死者留下笔砚堆如山积，张献忠前往观看，拊 掌大笑开怀。 使人匪夷所思的是张献忠的自毁自杀行为。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一个幼子经过堂 前，张呼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召集妻妾责问她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 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待到后来，他越是军事失败，越是心情焦虑，而大杀自家兵士。据《蜀难叙略》上说，清军进 剿追击，张献忠兵败弃成都逃到西充时，已无百姓可杀，乃自杀其卒，每日一二万人。初杀蜀兵， 蜀兵尽，次杀楚兵，楚兵尽，后杀同起事之秦兵。一百三十多万人马，两个多月，斩杀过半，以此 减负逃窜。张献忠责其下属杀人不力，骂曰：老子只需劲旅三千，便可横行天下，要这么多人做甚！ 张献忠一再称梦中得天启，上帝赐天书命他杀罪人。《蜀难叙略》记载，“逆尝向天诅云：人民 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又每于随身夹袋中取书册方二三寸许，屏人 检阅，然逆初不识字，不知何故。”因此他杀人是负有神圣使命感的，有点像当今以真主名义杀人的 恐怖分子，且还要装神弄鬼，谎言欺人。 张献忠还列木为台，命男女共登台上，然后在四面纵火焚烧，一时间惨叫声震天动地，张献忠 与属下看着狂笑不已。他为了喂养战马，在杀人剖腹后挖去脏腑，然后用人血浸过的米豆喂马，使 马长得十分肥壮。 假如在攻城的时候遇到激烈的抵抗，张献忠就让所掳掠的妇女赤身裸体向城上辱骂。 掳来的妇女，凡是有姿色的都被轮奸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 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 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 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淫。因此张献忠的士兵经过的地方，妇女不得不首先迎出来，自己脱衣供他 们侮弄，这样才有机会救一家人的性命。而且张献忠对付妇女还有特别的办法，他设计了一种叫做“骑 木驴”的酷刑用来对付不合作的女子：首先将该女子吊起来，使其阴部对准一根直立的木杆，然后割 断绳子使该女子坠落下来，木杆遂从女子的阴部穿进，再从口鼻中穿出去。被折磨的女子直到三四 天后才死去。民女惊骇之极，只好纷纷主动献身，比娼女还像娼女。 张献忠每攻陷一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们上

半身穿着艳装，下半身赤裸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刻命 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着或煮着吃。有 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着血大嚼起来。 崇祯十六年（1643 年）春天，张献忠连陷广济、蕲州、蕲水等地。他进入黄州的时候百姓都逃 走了，于是他驱赶妇女铲城，之后将城里的妇女全部杀死填入沟堑。张献忠的军队由鹦鹉洲进至道 士，沿路浮尸遮蔽江面，水面上人的脂油厚达几寸，水里的鱼鳖都不能再吃。 崇祯十七年（1644 年） ，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接着清军入关，张献忠攻占 成都，称大西王，建立大西政权。张献忠到了蜀地后大开杀戒，男子无论老幼一律杀死，或者剥皮 后剁碎制成醢酱。妇女们被兵士集体轮奸，轮奸后用刀杀死。张献忠患了疟疾，他就对天许愿说如 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直到他病好以后周围的人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张献忠 命令兵士，专砍女子的纤足，每个兵士必须至少进献十双小脚。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专门搜寻女子 的纤足，只要遇见女子就地先将脚砍下来。不到半天军营中的小脚已经堆积如山。张献忠命人将收 集来的三寸小脚堆成一座山的形状，称为莲峰。他回头一看自己的小妾的脚也很小，就顺便砍下来 堆在莲峰顶上，随后再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至于男子则被砍脑袋或割下阳具，也 堆在一起在太阳下暴晒。张献忠性格狡谲嗜杀，一天不杀人就悒悒不乐。他在蜀地开科取士，取中 一名姓张的状元。张状元的外表学问都很优秀，容貌长得像美女一样娇艳。张献忠对他非常宠爱， 吃饭睡觉形影不离。但是有一天张献忠忽然对左右随从说：“我很爱这个状元，一刻舍不得他离开， 还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整天牵肠挂肚。”于是将张状元砍成好几块，用布囊装了挂在床边。接着他又 悬榜诡称开科取士，召诱士子前来应考，令人在地上挖掘一个深三四丈的大坑，待这些寒窗十年的 读书人来到青羊宫考场后，就被张献忠下令推进土坑活埋。张献忠在中园坑杀成都百姓，明朝投降 的各卫籍军九十八万人全部被杀死。他派遣手下四个将军分道屠戮蜀中的各府各县，名为“草杀”。张 献忠又创造了生剥皮法，就是在人皮还没有被完全剥下而人已经死去的，刽子手抵死。属下的将卒 以杀人数目的多少叙功。若属下表现出不忍心的神情，张献忠就将他们处死。都督张君用、王明等 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而被剥皮。 当时川中百姓被屠杀一空，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 年）四川有“户二十 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就陡减至“一万八 千零九十丁”。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也可以说明，如民国《温江县志》卷一记载：温江县在张 献忠死去十三年后仅存三十二户。经过这一次劫难，可以说如今没有几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当 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 行瘟使者在后头。”平民被杀完了，张献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 张献忠为什么要将四川人杀之一空？有个荒诞不羁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四川人过于奢靡淫逸， 因而上天降怒，让张献忠杀尽四川平民。当时蜀中妇女的裙子，都是在白罗上用红丝碧线绣成风流 的香艳诗句，然后飘若惊魂地在市井间盈盈经过，路上行人都注视着绣裙上的文字。另外蜀中女子 流行穿一种高底、厚约三四寸的绣鞋，鞋跟是用檀木雕琢而成，里面藏着香檀雕的花蕾，并放入香 末，高底鞋跟下开个小孔，每走一步，足底就会漏出一朵花状的香末。因为张献忠的肆虐，后来的 四川女子或许美艳的还有，但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诗意盎然的风流韵致了。 川中自从遭到张献忠的杀戮，城内都杂树成拱，野狗吃起人肉像虎豹那样的凶猛，在路上咬死 人，不吃干净就走了。百姓逃到深山中，穿着草编的衣服，遍体都生了毛。顺治三年（1646 年） ， 在四川已经赤地千里之后，张献忠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他焚烧了成都的宫殿庐舍，

率众出川北进，又想尽杀川兵。属下的将军刘进忠统率川兵，听到这个消息逃跑了。在盐亭界凤凰 坡，张献忠被清兵捕获斩首。当清军到达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二十户人。 清代彭遵泗所写的四卷《蜀碧》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时的所作所为，书前作者自序说全书是他 根据幼年所听到的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当时的西洋传教士也有相关的记载。 张献忠的残忍或许让人难以接受，其实这是游民的最真实一面。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 国社会》中指出：游民不同于农民，历代王朝末世乱局中的许多起义者都是游民而绝非农民。而且 张献忠与腐朽的明朝政府为敌，缺少切实的目的。他占领一个地方然后再放弃，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并且不停地杀戮，如此才使他的毫无目标的行为具有存在下去的活力。

李贽：明朝第一思想犯 彭 勇 明朝这一代，有趣得很。皇帝们嗜好奇特，大臣们倒声名卓著，就连思想界的“异端邪说” 也令人瞠目结舌。若是走在明朝晚期的大街上，随口提到李贽这个名字，别说儒林学士了，就是贩 夫走卒，都会双眼放光： “李贽又出畅销书了？还是上讲坛品孔子了？”热烈之情溢于言表，连顾炎 武都有点酸溜溜的，说是“一境如狂”啊。 思想家做到这个分上，成大众偶像了，肯定得受点争议。不过，李贽惹的争议实在太大， 他一竿子捅到底，把深宫里的皇帝给惊动了。万历皇帝调来他的案子一看，出身没问题，履历很简 单：先做官，后做和尚。正准备放他回老家算了，没料到李贽用一把剃刀在喉咙上轻轻一割，揭开 了他狂放思想中最后的答案：做自由烈士。 做个傲慢清官又何妨 不管李贽是多么“离经叛道” ，有何等“异端邪说”，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还是做官。 李贽祖上跟朝廷颇有渊源，曾奉命下西洋经商，虽不像郑和混得有头有脸，但总算富甲一 方。可惜犟小子李贽 1527 年初冬在福建泉州出生时，明王朝已进入了嘉靖皇帝的第六个年头， “海 禁”已起，家道中落。迫于生活压力，只好另谋出路，希望靠读书闯出一片天地。天才儿童李贽一 鸣惊人，12 岁就写出《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轰动乡 里。这下好了，特长一栏既然填上“写作”二字，只好锦绣文章卖于帝王家。很快，26 岁的李贽考 中举人；4 年以后，谋得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之职，成为养家糊口的主力军。 后世有欧洲人米卢对着足球说：态度决定一切。我们明朝高才生李贽的态度，就是对着官 场轻蔑地说：我混饭来了。这决定了他做官所具有的两个特点：一是傲慢，二是清贫。 首先来看看李贽怎么个傲慢法。第一，他非但不像范进中举一样，给左邻右舍来点喜剧， 反而坚决不再考进士。所以打这以后，举人李贽，只能在八九品小官的基层公务员岗位上接受锻炼，

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统统俸禄微薄，公务不多。第二，从当官第一天起，他就 不齿于官场暗规则，更鄙视自己为五斗米而折腰，于是履行完公务就“闭门自若”，摆明了不与同事 打交道。第三，他闭门是在钻研学问，一个 12 岁就敢把矛头指向孔子的人，那种天才般燃烧的自由 思想、个人情怀日益成熟，处理公务自然处处与上级唱反调，典型的“刺头”一个。 长期的傲慢让李贽的工资单很难跟上明朝经济发展的形势。混自己的饭虽然够了，但他早 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贵族，他把家养得很不妙，未达到温饱水平。甚至在 1564 年，好不容 易靠着祖父病故收了笔“赙仪”钱(赙仪是指长辈去世时，上司和同僚送的银两，是明代官场惯例)， 扣除自己奔丧的费用，其余留给妻女买了田地，他满心以为能过上安稳日子了。谁知从泉州回来一 看：大旱，颗粒无收，两个女儿饿死了„„ 不过，傲慢和清贫绝不影响李贽做个好官。51 岁时他得到一个正四品实职，云南姚安知府。 这实在不是个美差，西部待遇不好，姚安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建功立业。他 迅速摸清民情，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对民族纠纷，“无人告发，即可装聋作哑”，从不扩大事态； 对民族上层人士，以礼待之，输以至诚。三年任期下来，民族工作抓得有声有色，令云南巡按御史 刘维刮目相看，要向朝廷举荐他。 按说，这该是一辈子颠沛流离的李贽官场生涯的转折点。哪知道李贽听到消息，拔腿就跑， 逃进了滇西鸡足山里。天上掉下的馅饼他愣是不要，定要刘维替他交了辞职信，才肯从山里出来。 25 年的官场生涯啊，他实在累了，新婚的夫妻都熬成银婚的老伴，可他李贽，是永远熬不灭心里那 把自由火、身上那股执拗劲的！ 于是，李贽离姚安，士民拥车，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也。 “学术和尚”也疯狂 辞了官的李贽心里非常难过。首先，他没有完成养家糊口的最低奋斗目标；其次，他还为 生计丢掉了最高奋斗目标——学术。他还记得多年以前，在北京补了礼部司务的缺，有人嘲笑他说， 等了几年捞到一个穷得要命的闲职。他自己是怎么回答的： “我心目中的穷，同一般人说的穷不一样。 我觉得最穷是听不到真理，最快乐是过自己感兴趣的生活。十几年来我奔走南北，只是为了生活， 把追求真理的念头遗忘了，如今我到了京师这种地方，能找到博学的人请教，就是快乐。” 言犹在耳，可岁月已蹉跎。你看那女儿坟茔旧，你看那老妻红颜改，你看我这一把老骨头 还能做学问吗？ 当然能。 李贽想到做到。55 岁的他携妻从云南直奔湖北黄安的天台书院，白天讲学论道，夜宿好友 耿定理家中，主业是门客，兼职是家庭教师。 不幸的是，他招收女弟子，以及个性要解放、个人要自由的“异端邪说”，与耿定理的哥哥、 刑部左侍郎耿定向的正统观点激烈冲突，双方水火不容。耿家门人也分成了两派，彼此用拳脚来解 决真理问题。耿定理一去世，李贽就从耿家搬出来，迁往麻城，投靠另一位知己周思敬，开始了孤 寂的学术流浪。

这一回，李贽似乎吸取了教训，不住朋友家，住寺院。第一站，住维摩庵，算是半僧半俗 的“流寓”生活；第二站，住龙湖芝佛院，在周思敬资助下读书参禅。 李贽一定想不到，他与寺院结下“孽缘”，顿时让耿定向得意地笑起来：“小样！总算逮着 你的把柄了。”李贽还以为得来全不费功夫，清净了，于是把妻子、女儿、女婿送回泉州老家，“既 无家累，又断俗缘” ，正式登记为芝佛院的常住客户和职业作家。书写到高兴处，索性剃发留须，故 意摆出一副“异端”面目，俨然是个搞学术的老和尚，如此便是 10 年。 结果，李贽火了！举国上下，满城尽是李贽“粉丝”。工部尚书刘东星亲自接他去山东写作； 历史学家焦替他主持新书发布会；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龙湖陪他一住三个月；意大利传教士利 马窦和他进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国各大城市轮流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李贽一开坛讲学， 管你是哪座寺庙，在什么深山老林，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羞答答的闺门， 几乎满城空巷，都跑来听李贽讲课。这下子，李贽成了横扫儒、释、民的学术明星，明朝竟出了个 前所未有的大众偶像。 李贽学说，哪来如此魅力？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他流浪各地，对社会中下层生活深有体会；他执政多年，和学术精英 有过思想的碰撞。两方面的经历，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自幼的反叛精神和个性思想，在几千年来“三 纲五常”的“无我”教条下，喊出了人人皆圣人、可以有自我的心声。就冲着这一点，能不得到饱 受压抑的儒学士子、平民百姓的欢迎吗？ 剃刀下的亡魂才自由 表面上看起来，李贽生活形势大好。当然，这不是说他的物质生活。在物质上，李贽依然 一贫如洗，而且脾病严重，身体日渐衰老；过分燃烧的思想也像水蛭一样，吸食了他虚弱的体力。 但是，他的学术成就让他觉得，幸福像花儿一样。 可是，李贽晚年的生活环境迅速恶化。 友人越是倾力相助，民众越是趋之若鹜，敌人就越是磨刀霍霍。 万历二十八年（1603 年） ，76 岁高龄的李贽回到了龙湖，打算结束多年流浪的生活，终老 在此。此时，老对头耿定向终于发难了。而且，是一个李贽做梦都想不到的罪名：僧尼宣淫。 顽固的正统思想卫道士，指责李贽作为一个僧人，不节欲，倡乱伦，有伤风化，怂恿黄安、 麻城一带的士大夫“逐游僧、毁淫寺” 。顽固的地方官吏，以“维护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烧毁李贽 寄寓的龙湖芝佛院，毁坏墓塔，搜捕李贽。 老头李贽，只好再次出逃，躲到河南商城县的黄蘖山中。他终于意识到生活小节上的狂放 不羁，也能带来百口莫辩的后果。其实，李贽剃发颇有苦衷。头一条，天热头痒，又写书无暇，干 脆不梳不洗，剃掉省事；再一条，做官 20 多年，约束受够了，如今辞职做学术，竟然又被家人约束， 不是催他回去，就是前来找他，还是没有自由，不如剃发明志：我就是不回家了。又一条，好不容

易学问有成了，社会上又冒出许多闲人，指责他是“异端奇人” ，还是不自由。说来说去，青丝诚可 贵，长发蓄多年。若为自由故，为何不能剃？李贽剃发，表明了他对世俗的厌倦胜过了同情，他实 在想让自己快乐一点。 但是，剃发虽真，出家却假。李贽从来没有受过戒、拜过师。佛祖门下，简直是平白无故 多了个荣誉弟子。至于说李贽“宣淫” ，已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76 岁垂老之人怎能在龙湖芝 佛院“挟妓女” 、 “勾引士人妻女”？ 其实，在中国历代王朝，畏惧思想者思想的火花，却又不敢以思想的名义逮捕，这种事情 并不少见。皇帝们总是害怕，一旦思想的罪名写进诏书公告天下，那不是让老百姓都知道有种叫“星 星之火”的东西？那还了得，他们一学会，立即可以烧掉这金灿灿的宫殿。于是，各位大臣、众位 卿家，快快替朕想个可治其罪的罪名来。 万历皇帝的大臣们想出来了：桃色新闻。 大臣们声泪俱下地控诉着和尚与尼姑、妓女、淑女的故事，万历皇帝听得很满意，他在逮 捕令上做出了批示：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令下诏狱治罪。他的著作不论出版与否，一概查抄 烧毁，凡收藏、保留者，严罚不贷！ ” 逮捕过程非常顺利。当时李贽就在北京通州的好友马经伦家里，他是应邀到此著书讲学的。 听说抓他的锦衣卫到了，身体已经很羸弱的李贽竟快步走出来，大声道： “是来逮捕我的吧，快给我 抬来门板，让我躺上去。 ”锦衣卫目瞪口呆，只好按照吩咐，把他抬进了监狱。 对死，李贽无所谓得很： “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来死，反等出祸。”然而， 万历皇帝并不打算让他死，思想的传播已经扼杀，桃色新闻又不是什么死罪，皇恩浩荡其实也很容 易。于是，李贽既没受什么刑，又可以读书写字，牢狱条件不可谓不好。最终的判决书下来了，李 贽一看：送回老家，地方看管。他顿时失望了：一个自由的斗士，怎么能够被看管？ 万历三十年（1602 年）三月十六日，李贽静坐于北京皇城监狱，一名侍者为他剃头。剃好 以后，李贽抢过剃刀，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顿时鲜血淋漓。侍者大急，问年老的犯人： “和尚痛否？” 李贽不能出声，以指在侍者手心写：“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割？”李贽写：“七十老翁何 所求？”辗转两日，终于断气„„ 他用一把剃刀追求到了他的自由。 从此，宣告了明末思想界的沉寂，宣告了自由时代的遥遥无期，也宣告了对封建朝廷无声 的蔑视。

1644 年，中国的三个皇帝 丁燕石

公元 1644 年，也就是明朝崇祯十七年，也是清朝顺治元年，又是大顺朝永昌元年。 紫禁城的黄昏 时间：1644 年，大明崇祯十七年，元旦。 地点：北京紫禁城太和殿。 这一年的元旦，皇帝朱由检比平时更早就上朝了，除了近身侍卫和太监外，御座旁只有一个手 执金吾的礼官站班，皇帝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启奏万岁，群臣因为没听到钟鼓声，以为圣驾还没有出来，所以迟到了。”执金吾者躬身启奏。 “那就立刻鸣钟，开启东西门让他们马上进来!”皇帝不悦地宣谕。 执金吾者下去传旨，钟声响彻了紫禁城，文东武西列班进入的两扇门也敞开了。但是等了一会 儿，文武百官仍然不见一个进来。皇帝有点焦躁地对身边的司礼太监说：“那就先去谒太庙，然后再 回来受朝贺吧!”这是年年元旦例行的礼仪。 司礼监去到长安门外传旨时，发现御驾外出所需的銮舆驾马和仪仗队的一百多匹马都还在御厩 中，没有准备好。但是皇帝已经传下谕旨要先去谒太庙，金口一出，怎能等待。于是，只好把长安 门外文武朝臣所骑来的马一齐驱赶到端午门里，打算暂时用以代替御马。没想到这些马各有其主， 而且完全没受过训练，嘶叫杂沓，跳跃不受羁勒。司礼监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回禀，为了皇上的安 全，还是等一等吧。 这样的情况是从来没发生过的，既然如此，皇帝只好无奈地又改变了他的旨意——还是先受朝 贺再谒太庙。他端坐在太和殿正中的御座上，第一次亲眼目睹冠带煌然的文武百官，在持续不断的 钟声中，从东西二门逡巡而入，仓皇跪拜，乱作一团。这是他继承皇位 17 年来所仅见的。 经过一番折腾，皇帝对于这没有丝毫喜气的元旦朝贺大典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接着，一阵突 然而起的大风狂卷而来，黄沙扑面，天色昏暗，对面不见人。于是决定连太庙也不去了，宣谕退朝。 满怀心事，郁郁不乐地在风沙中摸索着回到寝宫去。 他屏退了妃子和太监，依照近年来每遇到拂逆时的惯例，沐浴更衣，焚香祝祷，虔诚地请求天 上神佛降临乩坛，指示国事。 这就是 1644 年，大明崇祯十七年甲申，皇帝朱由检所度过的一生中最后一个元旦的早晨。从 上面所说的经过，看起来似乎很不成体统，不像一个已经立国 200 多年的王朝所应出现的状况。但 是，比起不到 100 天后的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前锋已破京师外城时，皇帝在同一地点、同

一时间，亲手撞钟而文武百官不见一人到来，还是要好多了。 相应的，再过 3 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一日，大顺王李自成攻占北京，进驻紫禁城。崇祯皇帝朱 由检已在煤山自缢。同样的这些文武百官，从前一晚就立在长安门外，天色甫明，不待钟响就争先 推挤蜂拥而前，要争得首先朝贺新君的头筹。由于人数太多，争先恐后太过着急，这一群王侯将相 还被守门的闯王兵卒乱棍扑打。 短短不到 100 天的时间，紫禁城的皇宫中，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物，出现如此不同的演出， 这就是所谓的“改朝换代”。 东北方的一颗彗星 时间：1644 年，大清顺治元年，元旦。 地点：大清国新建的都城沈阳皇宫崇政殿。 天还没亮，才刚满 6 岁的小皇帝福临还在半睡半醒之间，就被母亲孝庄皇太后给叫起来，在宫 女的围绕下梳洗和更衣。虽然福临在三个月之前就已经被拥戴为大清国的第二代皇帝，但今天是他 当皇帝后的第一个元旦，有十分繁复而隆重的礼仪在等着他主持。 大清王朝的开国皇帝皇太极，在前一年的八月九日晚“无疾而终”，在经过一番宫廷斗争后，皇太 极的第九个儿子福临当上了皇帝，他的两位叔叔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成为辅政王。事实上，能征惯战、 实际掌控大部分兵权的“九王爷”多尔衮才是名副其实的“摄政王”。 元旦的早晨，小皇帝福临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堂子”里去祭天和拜祖先。“诣堂子”是女真族特有 的风俗，凡是出征或凯旋以及逢年节大事，都要由大汗(后金时称谓)或皇帝(大清时称谓)率领诸王、 贝勒、大臣等到“堂子”行礼祭天。 经过一番折腾，小皇帝已经完全清醒了，他一边穿戴，一边听着母亲的仔细叮咛。等一切都妥 当了，才在叔父多尔衮和侍卫们的簇拥下，首次以皇帝的身份去“堂子”拜天和祭祀祖宗。接下来就是 接受诸王大臣和外藩使节(也不过是蒙古与朝鲜而已)的朝贺。至于一年一度的上表祝贺和进献贡物都 免了，连例行的集体筵宴也停办了。 今年清朝的元旦如此冷清，和明朝的凄凉完全不同。明朝是因为李自成的大军已逼近京城，情 势日益危殆；而清朝则是由于开国之君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甫于三个多月前驾崩，朝野思念之情犹深， 哀戚之情未减所致。皇太极继父亲努尔哈赤之后更开新局，把一个小小的后金汗国扩展成为一个和 大明王朝分庭抗礼的大清王朝，再加上朝鲜受降，蒙古来归，临终前松锦一战，更扫除了入关征明 的障碍。这一切，都给人们留有浓郁的思念，自然不可能在新丧之际为了元旦而大肆铺张。过去的 一年多里，明清之间的战斗略有进退，但总的来说，却是清的赢面多。一场决定性的“松锦之战”，不 但把明朝悉索敝赋的十余万大军和数十百万粮饷全部搞光，连总督洪承畴、大将祖大寿等仅有的能 臣勇将都投降了大清王朝。尤其是锦州、松山、塔山和杏山四个军事重镇，全为清军所破，明朝在 关外的辽阔土地上，只剩下了距山海关不过二百里的宁远一座孤城了。 前几年，被称为“流寇”的李自成、张献忠等反明民间武力，还在国内腹地四处流窜时，大明朝廷

从皇帝到群臣都以为那不过是癣疥之疾，要集中全力对付的是东北关外已经立国称帝，而且多次闯 入关内烧杀掳掠威胁京城的大清国。因此在战略上采取的是“先攘外然后安内”。没想到“攘外”既连番 挫败，而内部被称为“流寇”的民间反抗武力则日益壮大，攻城略地，渐有星火燎原之势。在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情况下，政策急转弯，决定“攘外必先安内”。 明朝的君臣们以为清国去年八月刚有大丧，内部又有皇位之争，短时期不致对明朝有大动作； 而李自成则从去年正月连续攻占湖北的襄阳、荆州、怀安等地，然后北上河南，破洛阳，入潼关， 取道陕西商洛地区，在十一月十一日占领了古都西安。明朝可以用来对付所谓“流寇”的唯一王牌陕西 总督孙传庭所统率的精锐全数被歼，整个情势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地步。于是决定改用对清采取守 势，争取和议；对“流寇”则全力围剿的“攘外必先安内”对策。 因此，崇祯皇帝颁下诏旨，命令吴三桂立即率领所属军马以及宁远的百姓全部撤到山海关以内。 易言之，也就是整个放弃关外这一大片土地。 由于清朝对于关内明朝廷与“流寇”之间互动情势的急剧变化未能掌握，既不知道李自成等反明武 力的动态和发展，也没有体察到明朝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因此在“入关伐明”的这一大战 略上还没有具体的规划，更没有想到一粒熟透了的果实已经快掉到自己的嘴里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大清顺治元年的元旦竟然如此平静、冷清的缘故。 西北刮来的狂风沙 时间：1644 年，大顺朝永昌元年，元旦。 地点：西安古都秦王府。 当前一年的十月，李自成占领了古都西安后，在持续的进攻中，轻易取得了大明江山西北部大 片土地。大明王朝明显呈现土崩瓦解之势，李自成当仁不让想取而代之。这一年元旦，李自成正式 在西安建立了新政权，建国大顺，改元永昌，自己也改名为李自“晟”，并且以明朝分封在西安的秦王 府为新顺王府，发动大量民夫修整长安城，把城墙加高加厚，壕堑加深加宽，比原来更加壮丽。这 时，按照军册所载，大顺皇帝李自成已拥有步兵 40 万，马兵 60 万，的确有实力可以立国称帝，与 大明和大清分庭抗礼、鼎足而立了。 李自成是在 1630 年离开家乡米脂县，参加所谓“流寇”的反明武力。经过 14 年的时间，当他再 回到故乡时，已是与大明王朝分庭抗礼的大顺国王。古人曾说过：“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李自 成也未能免俗，但他有更深刻的感受。 两年前，大明朝廷将他的祖茔掘毁，为的是他家的祖坟据说埋在“龙脉”上，将要取代大明江山。 因此他在戎马倥偬中一定要回来了解究竟，以便修复原状。于是他召集当地父老集议，精选工役， 完全按照原来的地形、地貌和地脉形势，甚至坡坎树木，一切都要恢复原状，不能有半点差错。墓 地竣工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祀典，这才返回延安，并且改延安为天保府，米脂为天保县。 这一年的正月里，北京城还发生了一件怪事。

帝都北京，每年都要热热闹闹地过元宵节。从正月初八开始燃灯，一直要闹到十八日止，一共 十天，九门不闭，灯火通明，金鼓震天，游人如织。 每天从外地进城的民众以千百计，都说是进京城来“闹元宵”的。三五天后有守门的官兵感到奇怪， 为什么每天进城那么多人，而第二天却没几个出城的? 等过了三个月，当李自成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时，不但守城的官兵大多不加抵抗，城内且有数千 百人鼓噪开城接应。原来正月闹元宵进城的那些人，正是大顺军的前锋。他们带了不少金银，入城 以后，大量收买守城将士。因此，官兵不但不盘查他们，更掩护他们在大顺军攻城时作内应。三月 十九日北京城如此轻易失守，这也是原因之一。 这就是——公元 1644 年。也就是大明朝统治中国 276 年的最末一年，大清朝入主中原 268 年 的第一年，大顺朝建立的第一年，也是灭亡的一年。 虽然大明朝连续出了三个烂皇帝，政治、军事、经济都连续烂了六七十年；虽然长城外的女真 族在辽东地区连续扰攘了近三十年；虽然大顺军在广大中原和西北地区已经窜扰了十几年；但是， 直到这一年——1644 年，才真正到了决定性的关键时刻。 这一年头 100 天里，大顺军兵不血刃攻下了大明帝都——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清军得 到明朝骁将吴三桂邀请，在山海关一战，把登基才一天的大顺朝皇帝李自成赶出北京城。6 岁的小 皇帝福临轻而易举登上了紫禁城中元、明两代 24 位皇帝坐过的宝座，开创了历时 268 年的大清帝 国。 这就是 1644 年，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

从康熙与西学谈起 吴小龙 最近偶然看到了有这么一套光盘，题为《清宫密档》，介绍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档案。 虽然也只是普及层面上的介绍，但凭借实物和图像，使人对过去仅仅通过文字而了解的东西有了略 为不同的感受。其中的一集叫做《康熙与西学》。以其中所涉及的材料来看，我们这位伟大的君主对 西学的了解和掌握程度，不免令人感到意外：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于高等数学，他全都 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真没有想到，一位称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居然能有这等身手！真是令人敬仰 之情，油然而生。私下甚至于揣度，从那时到现在的 300 年间，究竟还有几个皇上，也能和他老人 家一样摇计算机，玩对数器，开平方根？ 这位伟大君主的开明和好学，也有他身边的“国际友人”的不少记载可为佐证。据传教士 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

老师则是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等人。“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 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他的学习热情愈益高涨。他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 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上完课走后，“皇帝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 他重看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 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 ”这位皇帝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实践。传教士白晋详细记述了康熙 学以致用的热情：他“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 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 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 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 如此好学不倦的皇帝，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不多见。因此他获得了“老师”白晋极高的评价： “他生来 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他有经得起各种事变 考验的坚强意志。他还有组织、引导和完成重大事业的才能。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 皇帝应该具备的。老百姓极为赞赏他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心，对臣民的父亲般的慈爱，对道德和理智 的爱好，以及对欲望的惊人的自制力。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竟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 学，对艺术如此醉心。 ”有这样的来自直接观察的第一手材料，来自直接经历的评价，无怪乎后来的 伏尔泰们会把康熙皇帝当做开明君主的楷模而赞美讴歌了。 这位 17 世纪的伟大君主怎么会如此超前地具有这种“面向世界” 、接受西方的眼光与胸怀 呢？细究起来，原来也出于对一次学术公案的拨乱反正。康熙后来自己这么回顾： “朕幼时，钦天监 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睹测日影，奈九卿 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康熙这里所说的引发他“自愤 而学”的事件就是杨光先诬告汤若望的那桩学术公案。正是在这一事件中，杨光先喊出了“宁可使 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极富民族情感和战斗性的口号。虽然作为公案，杨光先 很快就输了官司。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心态，他可是大大地后继有人。他的这句话，与后来那句“宁 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心理和逻辑上都完全同构，堪称我们的文明史中最具“政 治正确”特征的两句口号。杨光先的原话是这样的： “宁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 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改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而有西洋人，则迟早“挥 金收拾我天下人心，如厝火积薪之下，而祸发无日也”。现在看来，这位挑起事端的钦天监杨光先， 虽然因此而被定位于极端保守反动者之列，在说出这句名言之际，除了个人权位功利方面的考虑之 外，似乎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对于华夏江山“百年之国祚”深远的隐忧。利益与忠心、卑鄙与真诚， 有时是会搅在一起的。 而在康熙那里，这场争论的更重要结果则是使当时年仅 15 岁的康熙认识到了解西方科学的 必要性，从此他开始了认真刻苦的学习。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张诚、白晋这些洋老师的指导下，皇 帝每天夙兴夜寐，勤奋学习，从西方数学、哲学、天文学、历法到炮术实地演习等课，历时四五年， 终于完成了这些课程。作为皇帝，康熙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科学知识，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 空前绝后的，他在西学上的造诣，恐怕更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皇帝能够达到的。洋教师这样恭维自 己的学生：“皇帝在短短的时间内竟然变得那样通晓，以致他竟写成了一本几何书。”——当然，这 其实只是皇帝参与编辑、下令抄写的一部数学著作，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当仁不让地在欧几里得《几 何原本》的中译本和别的数学书上署上“御纂”二字。而且学习的成效使得康熙对自己的西学水平 能够如此自信，以至于当大数学家梅文鼎进呈《历学疑问》时，康熙居然毫不谦让地表示： “朕留心 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 ” 不过也正因此，在康熙当政的时候，西方科技的进口，也就比较顺利了。西方的机械、水

利、医学、音乐、绘画等过去只能被视为“奇技淫巧”而遭国人不屑的东西，现在纷纷传入中国， 成了皇室和贵族间的时髦，一时间出现了西学、西艺盛行的局面。康熙甚至还让传教士率队进行全 国地图测验，完成了《皇舆全图》这一我国首次在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全国地图。此图历时近十载， 绘制精细，测量准确，是当时我国最精确的全国地图，康熙特将此图命名为《皇舆全图》 。作为对传 教士工作的嘉奖和酬答，1692 年，康熙在国内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 1693 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传教士白晋回法国，带去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品，并且进一步表示， 希望招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 康熙的这种态度并不是一时的兴致所至。其实早在这之前 10 年，南怀仁就已经看出了这种 交流的前景，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曾经上书罗马教廷，请求速遣传教士来华：“凡是擅长 于天文、光学、力学等物质科学的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熙皇帝所给予的优厚待遇，是诸侯 们也得不到的，他们常常住宫中，经常能和皇帝见面交谈。”——皇帝与传教士们交往的大门似乎一 直是敞开的。白晋在写给路易十四的报告中也兴致勃勃地说： “康熙帝需要招聘您的臣民——熟悉科 学和艺术的耶稣会士，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同已在宫廷中的耶稣会士一起，在宫中建立起一个像法 国皇家研究院那样的一种研究院。康熙帝的这一英明设想，是在看了我们用满文给他编写的介绍皇 家研究院职能的一本小册子之后就已经产生了。他打算编纂介绍西洋各种科学艺术的中文著作，并 传播到全国，希望能从尽善尽美的源泉——法国皇家研究院中汲取可供此用的资料。因此，他从法 国招聘耶稣会士，就是要在宫中建立研究院。”这一段话曾经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紫禁城里有过研究 院，这是一个多么值得重视的材料。莫非，康熙皇帝真有过“这一英明设想” ，我们也真的有过与西 方近代科学接轨的努力？然而，遍查中文史料，我们最后却只能找到这样的记载： 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 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其文学侍从之臣，每以 书画供奉内廷。又设如意馆，制仿前代画院，兼及百工之事。故其时供御器物，雕组陶埴，靡不精 美，传播寰瀛，称为极盛。 （ 《清史稿·艺术传》 ） 再看慕恒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 ，则是这样记载的：康熙把“颐和园中的如意馆，紫禁 城中的启祥宫拨给那些供奉皇帝的画家、机艺师、设计师们作集会之用。欧洲来的传教士们在如意 馆作画，刻板，修理钟表和机械器物，这些器物都是传教士们或其他人从欧洲带来作为礼物送给皇 帝的”。白晋自己，也曾记述了皇帝对如意馆工匠们的“各类新奇制品的强烈爱好和深刻了解”，他 每天验看这些“出自新建研究院院士之手的作品”，对其中的杰作给予奖赏，也指出不足之处，要求 改进。现在故宫藏有数台计算器，就是康熙年间制造的改进型的帕斯卡计算器。康熙还为西洋自鸣 钟写了这样的赞美诗：“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送来二百年。” 看来，蒙养斋、如意馆、启祥宫，这就是白晋报告给路易十四的“清宫科学院”了。我们可以不必 去深究这是传教士为了邀功而做的夸大，还是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洋大人 可以误打误撞把这些“斋” 、 “馆”说成是“研究院” ，我们今天想要把这种夸大当作事实来相信，那 可就得有很大的勇气和想象力了。那么，这里的不同到底是什么呢？今天看来，很明显，康熙的大 清帝国与路易十四的法兰西、彼得大帝的俄罗斯比起来，缺少的是这样一种认识：从思想上重视科 学的兴起及其对历史将会产生的影响，从制度上为这种科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仅此一点，分 野判然。当时，西方世界对这个方向的认定是毫不含糊的，形形色色的“科学院”正是于此数十年 间在欧洲纷纷建立：1727 年，彼得大帝设立彼得堡科学院；1739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成立；而在此 之前，1666 年，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支持下，法国已经成立了“皇家科学院”，以研究语言、 文学、艺术、科学为宗旨。先后来华的传教士洪若翰、白晋、张诚等人都与这个皇家科学院有各种 联系，也正是白晋将这一机构向康熙作了介绍。然而，意味深长之处在于，一个像康熙这样态度开

明、思想开放，并且本人对近代科学有着相当了解和兴趣的君主，从这种介绍中吸取的不是应当致 力发展本国的科技事业的信息，而是汇集中外能工巧匠设立为自己赏玩之好服务的机构。热爱西学 的康熙正是在更重要的一步面前停住了。近代科学的传入，哪怕当时曾有过怎样的辉煌，仅这一点 差别，其在中国的命运与前景就已经被确定。启祥宫和如意馆并不就是“研究院”和“科学院” 。白 晋在写回法国的报告中可以有意无意地把这一机构说成是“研究院”，把工匠称为“院士”，但如意 馆终究不是科学院，它的存在意义不是从事科学研究，而是满足皇帝的兴趣和喜好，让圣上一人“如 意” 。即使是带有科学研究性质的一些制作，如天文、计算仪器等，也还只是被视为可以容许的“奇 技淫巧” ，在皇上赏玩之余，就藏之深宫秘府，不为人知，不为人见，更谈不上对科技发展起什么作 用了。现在来回顾那时西学、西技对中国的意义，恐怕除了满足皇上本人的雅玩之外，留下来的只 有那一幅认真测绘的《皇舆全图》了。 这其实是一种必然。对康熙这样的帝王来说，容纳传教士和西学，纯粹是一种恩典，一种 优遇，而不是认同于世界潮流大势的需要。他对西学和西技的根本态度，恐怕只是“节取其技能， 而禁传其学术” ：天文历算，为王朝定鼎制历之所需；西洋铳炮军器，为护卫王朝“百年之国祚”之 所需；钟表器物，则为圣躬赏玩之所需。这些“技能”方面的东西，都是可取的。除此之外，西来 的传教士和思想学术则是有悖圣人“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谬” 的，康熙本人的态度就是： “禁之可也，免得多事”——这才是体现他的真意的非常传神的一句话。 康熙是与路易十四、彼得大帝同时代的人。这三位伟大的君主都开创了自己辉煌的一代文 治武功。然而，法、俄两国其后都走上了世界强国的发展道路，而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却日渐衰败。 其他方面不说，就以科学技术而言，如前所述，路易十四于 1666 年建立法国皇家科学院，彼得一世 于 1727 年建彼得堡科学院，康熙大帝则于 1690 年左右置如意馆。法、俄两国的科学院，后来成为 这两个国家集中科学人才，发展科学事业的核心机构。而在中国，虽然如意馆在康熙时还有些百工 制作的盛事，后来就纯粹是一个画院，而且日趋衰微。近代科学传入的盛事留下的是这样的败笔， 中国人该感慨命运，还是该悲叹历史？

1834 年的世界首富 杨红林 1686 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 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令李士祯想不到的是，这一公告竟会在以后 的岁月里为中国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 垄断清朝海上外贸，广州十三行成为暴富群体 17 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于是， 广东地方政府于 1686 年招募了 13 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 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行商因办事 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欢迎。

1757 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 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 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此后的 100 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全国 40％的关税收入。 所谓的“十三行” ，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只有 13 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 4 家。 由于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 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在财富不 断积累的过程中，广东十三行中涌现出了一批豪商巨富，如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伍秉鉴、叶 上林等，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 三行”的说法。在后世看来，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有记载称，当 1822 年广东十 三行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时，竟有价值 4000 万两白银的财物化为乌有，甚至出现了“洋银熔入水沟， 长至一二里”的奇观。 在广东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 主人伍秉鉴而扬名天下。 资产 2600 万银元，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主 2001 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 1000 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 50 人，有 6 名中国人入选， 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伍秉鉴（1769-1843） ，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 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 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 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 。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 19 世纪前期国际商界 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 年，32 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 在经营方面，伍秉鉴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发财致富。他同欧美各国的 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834 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伍 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 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当时的 欧洲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而伍秉鉴所供应的茶叶曾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标以最高价出 售。此后，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在产业经营方面，伍 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 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伍秉鉴还因其慷慨而声名远播海外。据说，曾有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 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 7.2 万美元的债务，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也 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当着波士顿商人的面把借据撕碎，宣布账 目结清。从此，伍浩官的名字享誉美国，被传扬了半个世纪之久，以至于当时美国有一艘商船下水 时竟以“伍浩官”命名。 经过伍秉鉴的努力，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袖。伍家所积累的 财富更令人吃惊，据 1834 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 2600 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 50 亿元 人民币） ，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

美。 接触英国鸦片商被林则徐惩处，承担赔款走向没落 作为封建王朝没落时期的一名富商，伍秉鉴所积累的财富注定不会长久。就在他的跨国财 团达到鼎盛时，一股暗流正悄然涌动。1840 年 6 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 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由于与英国鸦片商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遭到林则 徐多次训斥和惩戒，还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 《南京条约》签订后， 清政府在 1843 年下令行商偿还 300 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 100 万银元。也就是 在这一年，伍秉鉴病逝于广州。 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纷纷 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所享有的特 权也随之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终于使这些具有 100 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

曹雪芹写吃 李国文 《红楼梦》第八回，贾宝玉在薛姨妈处便饭。 这位少爷提出来，要求吃鸭舌头。他“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鹅掌、鸭信，薛姨 妈听了，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宝玉笑道，‘这个须得就酒才好。 ’ ” 鸭信，即鸭舌，煮熟，用香糟卤汁浸泡，入味后，便是一道美味冷盘。 吃的时候，喝两口绍兴花雕，而且是加过温的，那就更是香醇佳肴了。看来，富贵公子贾 宝玉，不仅仅是一个无事忙，还是一个很懂得欣赏美味且会吃善吃的美食家。其实，不是贾宝玉懂， 而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懂。 那是一位写吃的文学大师，我想他写吃写得好，因为他确实会吃。当代作家已经不大写吃， 我想很可能太忙于其他了，顾不上吃，因而也就不甚会吃，不善写吃，真是遗憾。 以动物的舌为菜肴，例如北京小饭馆的“卤口条”，例如广东路边档的“烧腊猪”，都属于 大快朵颐、淋漓酣畅的享受。虽然，吃惯大众食品的那张嘴，吃贵族阶层的美味佳肴，应该不会有 障碍，但是，让吃过“酒糟鸭信” ，颇讲究精致吃食的贾宝玉，要他在前门外的小胡同口的某家小饭 铺，坐在油脂麻花的桌子板凳上，夹一大筷子“卤口条”塞满嘴，喝那种又辣又呛又上头的二锅头， 我想他会敬谢不敏的。肯定大摇其脑袋，对他的随从小厮茗烟说：你把马牵过来，咱们还是回府里 去吧！

什么人吃什么，不吃什么，也许没有绝对的界限，但什么阶层吃什么，不吃什么，还是有 一定的规矩章法可循。 第十九回，贾宝玉被他的小厮茗烟带着，偷偷地跑到袭人的家里去玩。 “花自芳母子两个恐 怕宝玉冷，又让他上炕，又忙另摆果子，又忙倒好茶。袭人笑道： ‘你们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不 敢乱给他东西吃的。’”这位贵族公子，和他贴身丫环袭人那平民百姓家的饮食好恶的标准，反映了 中国饮食文化上，两个不同消费层次的区别所在。 曹雪芹接着这样写： “彼时他母兄已是忙着齐齐整整的摆上了一桌子果品来，袭人见总无可 吃之物，因笑道： ‘既来了，没有空回去的理，好歹尝一点儿，也是来我家一趟。’说着，捻了几个 松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着给他。 ”把吹去细皮的松瓤，放在手帕上的这个细节，挺传神，挺雅致， 将贵族和平民在饮食文化上，那种能感觉得出来，却很难条理化、具体化的差别传达出来，着墨不 多，表现充分，寥寥数笔，印象深刻。老北京有句谚语，说得有点刻薄，然而却是一种历史，一种 沿革，一种很具沧桑感的总结： “三代做官，才知穿衣吃饭。 ”或稍雅致一点的： “三代为宦，方知穿 衣吃饭。 ” 我不禁想起前些年在江南一座古城，一家老字号菜馆，一次“红楼宴”的经历。 说实在的，我非常佩服曹雪芹，特别是他在精神方面的坚强、坚定、坚忍，是令我感到惭 愧的。假如我又穷又饿，只有一碗薄粥、一块咸菜的情况下，是绝对写不来，也写不出，更没勇气 去写《红楼梦》中那形形色色的吃，我没有那份经受得住自虐的定力。经过三年灾荒的我，知道饿 极了，真能使一个人的道德为之沦丧，很难做到曹雪芹的“三坚” 。 那天，当我入席，还未举杯拿筷，光看到那陈设，那杯盘，那酒具，那些已经放置在转盘 上的看盘和冷碟，我就忍不住对一位早已故去的文学前辈讲：某某老，我在想，一个饥肠辘辘、饿 得前心贴后背的作家，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这一桌珍馐佳肴，他的嘴里，会是什么滋味？他的 肚中，会是什么动静？他那大脑下丘部的饥饿反射神经，会是什么反应？恐怕那准是一件不仅十分 痛苦，而且还是相当折磨的事情吧？ 前辈对我莞尔一笑：所以，你成不了曹雪芹。 我承认我没出息，宁可下辈子也成不了曹雪芹的角色，总得先解决肚子问题为上。 一个作家，穷，而且饿，还要在作品里一字一句写这些勾起馋虫的美味，这种回味中的精 神会餐，其实是物质上，更是精神上对生命的双重磨耗，曹雪芹自然也就只有提前死亡的结局了。 因此，他几乎没有写完这部书，大年三十晚上，就“泪尽而逝”。 我很羡慕现在那些同行，将“食色性也”的次序颠倒了一下，成了“色食性也” ，集中精力 写“色” ，而不写“食” 。因之，当代作家的笔下，很少有人像曹雪芹那样专注地写吃了。很多同行， 下力气写性行为，写性动作，不遗余力，将中国裤裆文学推向一个新高度。我好像感觉到他们对天 盟誓过的，一定要超过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不达目的，死不瞑目。如今，如果在他们的作 品里，到了第 8 页，或者到了第 10 页，男女主人公居然还没有上床的话，这位作家，很可能就是性 无能或者性冷淡的患者了。

所以，我总觉得，当代文人把曹雪芹写吃的传统丢了，不能不说是一件既愧对前人，更抱 憾后人的事情。 《三国演义》里，曹操、刘备、孙权，还有在甘露寺招亲的孙夫人，怎么吃，吃什么， 罗贯中给我们留下的，是空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云长，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被款待着， 都宴些什么东西，也就只有鬼知道了。 《水浒传》里，除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个响亮而且空 洞的口号，除了花和尚鲁智深怀里那条狗腿，除了孙二娘黑店里的人肉馒头，除了武大郎先生挑上 街卖的炊饼，那些打家劫舍的江湖义士，那些替天行道的草莽英雄，一日三餐，都把什么食物塞进 胃里去，施耐庵自己都说不出来。作为读者的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 施先生和罗先生，这两位文学前辈在这个领域的失语，是我绝不敢恭维的。 从眼前这一桌绝非杜撰的“红楼宴”，我们充分体会到大师曹雪芹的艺术功力，他在这部不 朽之作中，几乎提供了有关美食的全部细节。包括原料、加工制作过程，以及形状、颜色、品味等 等事项。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无法做到他笔下如此详尽完善的程度。否则，那位穿 着古装的服务小姐，也就无法头头是道地给在座的食客讲解“胭脂鹅脯”、“姥姥鸽蛋”、“茄鲞”的 来历和特点了。 由此，我也联想到作家能够写出什么，写成什么，和他成长的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不 是我们写不出，不是我们不会写。说出这个结论，是要请读者原谅的：一个没有三代为官，从只吃 过炸酱面、面糊糊的地间田头，从只吃过猪头肉、羊杂碎的市井胡同，走出来的文学先生或文学女 士，要他们来写满汉全席，写山珍海味，那是很困难的。 出身于贵族之家的曹雪芹，与施耐庵、罗贯中这样来自士绅阶层的文人，在饮食文化层次 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曹雪芹从南京吃到北京，这两处都是中国精致美食的发源地。但是，施 耐庵的家乡江苏兴化，除了咸鸭蛋外，罗贯中的家乡山西太原，除了刀削面外，便乏善可陈了。何 况，曹雪芹所写的“吃”，都是他吃过的，而罗、施二位大师，所写的那些“吃”，不但没吃过，甚 至没见过，没听说过。无米之炊，巧妇难为，道理就全在这里了。 那次“红楼宴”上，在座陪同的地方上的头头脑脑，一再征询那位前辈，对推出这样的旅 游饮食项目，有些什么评价？对那位显然读过《红楼梦》的服务员小姐的讲解，有些什么看法时， 某某老呵呵一笑，不作正面答复地支应过去。 不过，对打成右派、经过劳改的我来说，还是很过瘾的一次口福享受。 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不表态？没想到老人家语出惊人： “如果曹雪芹就吃这种样子的，色 香味毫无特点的所谓美食，他还能成为那个不朽的文学大师吗？” 这位前辈是见过大世面的，我相信他的评价。 然后，他突发奇想地问我：你觉得一个作家最要紧的自身素质是什么？我还没有想好如何 回答，他先把答案讲了出来：一个是感觉，一个是想象，感觉要细微得不能再细微，想象要丰富得 不能再丰富。就这桌“红楼宴” ，能给我什么感觉，能使我有什么想象啊！ 他这一说，我对曹雪芹更加肃然起敬了。

大清皇帝为何接连绝后 高 冕

光绪帝绝后。他之前同治帝绝后。他之后宣统帝也绝后。 光绪前朝皇帝载淳，十九周岁死去，身后没有留下一男半女。认为皇帝死时皇后阿鲁特氏已怀 有龙种的，只是野史之说，信史未见确凿材料。清代皇子、皇帝大多正式结婚前已有性生活，娶嫡 福晋之前就生有子女的也有不少先例。同治于同治十一年(1872 年)九月举行大婚典礼，死于同治十 三年(1875 年)十二月，单从大婚之日算起，他与众多的后妃宫女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时间，居然没 有留下一点骨血，已属不可思议。 光绪本人三十八周岁死去，身后竟然也没有留下一男半女。这太不正常了! 光绪帝娶有一位皇后，另外有名分的妃子两名，身边还有成群的妙龄宫女。他于光绪十四年(1888 年)十月大婚，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八月囚禁瀛台，近十年时间，虽然政治上难以伸展手脚， 基本上是个傀儡皇帝，但性生活还是有较大自由度的，尤其与他宠爱的珍妃，婚姻生活堪称甜美。 光绪帝被幽禁在瀛台期间，皇后叶赫那拉氏还是伴着他。光绪帝住涵元殿，皇后住在对面的香 殿。叶赫那拉氏入主后宫几十年，光绪帝对她几乎没有兴趣，但也绝不是没有碰过她半个指头。史 家说“承幸簿”很少留下光绪与皇后的性生活记录，“很少”不等于没有，尽管极有可能这是皇帝受“亲爸 爸”所慑的逢场作戏。不幸的是，皇后也未能为皇帝生下一男半女。虽然她为此想得心酸，想得发狂。 光绪和他的后妃们以及慈禧太后，都渴望得到龙子，或者得个凤女也好，然而心都盼酸了，希 望终于变成绝望。 爱新觉罗氏皇族悲哀连连。据史料记载，光绪继位人宣统溥仪，活了六十一周岁，也是绝后。 接连三朝皇帝都没有留下一男半女!是不是忘了记载?相信史学家们不至于疏忽到这等地步。“不 孝有三，无后为大”，入主中原二百余年，已被儒家文化浸透了的爱新觉罗氏皇族，必以皇帝有生育 能力为荣。如果没有长大成人的皇子，即使曾经有过夭折的儿子，哪怕有过夭折的女儿，史学家们 都会不吝笔墨给予郑重记档的。皇帝有生育能力，这是至尊皇帝全部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官胆 敢将其疏忽，他有几个脑袋? 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皇帝个个绝后。人们不禁要问：爱新觉罗氏皇族到底怎么啦?大清 国到底怎么啦? 对此，广泛涉猎有关史书、传记，未见研究结果。探讨这三位皇帝为什么没有生育能力，虽然 对研究清史，尤其对研究大清皇权统治具有重要价值，但难度显然很大。主要是皇帝本身早就过世，

那个时代的御医不敢探究此事，没有留下直接的医学资料，研究很难下手。于是，为何连续三位清 帝都未生育，成为一团疑云，浮悬于史海上空。从现代医学角度对其透视分析，能依稀看到相当重 要的缘由。 可以说，清末三朝皇帝都未生儿育女，与满洲皇族的婚姻习俗有关。 按照满洲皇族的婚配习俗，丈夫死后，允许妻子转嫁丈夫的弟弟，甚至可以转嫁儿子或侄辈。 这种原始的婚俗，是把女人当做一种财富和交配工具。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前曾嘱咐：俟我百年之后， 我的诸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大福晋是指努尔哈赤的嫡妻，大阿哥是指努尔哈赤的长子代 善。有人认为，努尔哈赤所说的“收养”，是指自己死后将嫡妻归儿子代善所有。皇太极时代，莽古尔 泰贝勒死后，他的众多妻子分别分给侄子豪格和岳托；努尔哈赤第十子德格类贝勒死后，其众多妻 子中的一个被第十二子阿济格纳为妻妾。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 子，是皇太极的亲弟弟，论辈分多尔衮是豪格的亲叔叔。但豪格娶的嫡妻博尔济锦氏，是叔叔多尔 衮一个妻子(元妃)的妹妹。侄子豪格死后，其嫡妻博尔济锦氏在叔叔多尔衮逼迫之下，被多尔衮纳为 妻子。 大清国开国皇帝皇太极及其儿子顺治的婚配，都是典型的近亲婚配或乱伦婚配。建州女真的领 头人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各部落，娶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的女儿为侧妃，开与蒙古部落联姻之先 河。后来，他的四个儿子都娶蒙古女子为妻。尤其是他的第八子皇太极，为了对付强大的明朝，积 极推进满蒙联姻。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后，册封的五宫后妃都来自蒙古博尔济锦家族，其中三位漂 亮的后妃论辈分乃是姑侄。先是姑姑博尔济锦氏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嫁给时为贝勒的皇太极， 后尊称为孝端文皇后，生了三个女儿；接着，天命十年(1625 年)春，她的年仅十三岁的侄女又嫁给 当时仍为贝勒的皇太极，后被封为永福宫庄妃，生了顺治福临，还生了三个女儿，后被尊为孝庄文 皇后；之后，天聪八年(1634 年)，她的另一个二十六岁的侄女，也就是庄妃的亲姐姐，也嫁给了继 承汗位多年的皇太极，被封为宸妃，生过一个两岁即夭的儿子。有人统计，皇太极在位期间，满洲 贵族仅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姻就达十八次之多。皇太极之子顺治与其父亲一样，也是近亲婚配或乱伦 婚配：孝庄文皇后的两个侄女，都嫁给了顺治，一个封为皇后(即孝惠皇后，后被废降为静妃)，另一 个封为淑惠妃。顺治娶的这两个妻子，是他同一个亲舅舅的两个女儿，都是他的表妹；后来，孝庄 文皇后的一个侄孙女，又嫁给顺治为妻，后被封为孝惠章皇后。这就是说，顺治帝不仅娶了两个表 妹，还娶了表侄女为妻。而从蒙古科尔沁部首领莽古思的角度来讲血缘伦理，他将女儿(孝端文皇后) 嫁给了皇太极，又将两个孙女(孝庄文皇后、宸妃)嫁给了皇太极，后又将两个孙女(静妃、淑惠妃)、 一个曾孙女(孝惠章皇后)嫁给皇太极的儿子顺治。为了增进与强大的蒙古部落的联盟，金国大汗、大 清国皇帝、亲王、贝勒等贵族不仅娶蒙古女子为妻，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蒙古王公贵族。清国初创 时期，大清国第一位皇帝皇太极，将长女至四女几个十二三岁以上的女儿，都嫁给蒙古各部落的王 子王孙。其中，三女固伦端靖长公主、四女固伦雍穆长公主，嫁给孝端、孝庄两位皇后的娘家子孙。 其他几个女儿在皇太极死后出嫁，多数也嫁给了蒙古王孙公子。至清政权入关中原后，加强与蒙古 各部落的政治联姻，仍为历朝清帝奉行的基本国策。这里边，也存在着近亲婚配甚至乱伦婚配。 清政权入关后，受中原伦理观念影响，对皇室的近亲婚配和乱伦婚配逐渐加以限制。康熙朝规 定：阅选秀女时，秀女中属后族近支或母族属爱新觉罗的，应当予以声明。嘉庆朝规定：挑选秀女 时，属皇后、皇贵妃、妃嫔亲姐妹的，加恩不予挑选。规定归规定，实际上近亲婚配和乱伦婚配依 然存在。顺治娶一等侍卫佟国维的姐姐佟佳氏为妻，佟佳氏所生第三子即康熙玄烨，她后被尊为孝 康章皇后。后来，康熙娶佟国维的女儿为妻，就是孝懿仁皇后；孝懿仁皇后的一个妹妹也嫁给了康 熙，后被尊为敦怡皇贵妃。这就是说，康熙娶了两个同父表妹为妻。佟国维对于康熙来说，既是亲

舅舅，又是岳父大人。到了晚清，光绪同时娶原任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他他拉氏为妻，姐妹俩分别 被封为瑾嫔和珍嫔。此类现象还有不少，上述仅是其中两例。 女真(满族前身)初兴时期仅三万人，蒙古则有四十万铁骑。弱小的满族要实现扩张雄心，奉行满 蒙联姻，不失为高明之举。金国大汗、大清皇帝、亲王、贝勒等贵族娶蒙古女子为妻，又将自己的 女儿嫁给蒙古王子王孙，其间夹杂着严重的近亲婚配甚至乱伦婚配。如此相袭，亲上加亲，有的因 姑侄同嫁一人，亲到了扯不清伦理的地步。满蒙联姻的结果，带来了灭亡明朝、入主中原的辉煌胜 利，同时，近亲和乱伦婚配又伏下了满洲皇族毁灭的因子。 综观清代皇帝，总体上越到后来生育能力越差，所生子女早夭比例越高。 开国皇帝皇太极(崇德)，享年五十一周岁，史料可查的有名分的后妃十五位，仅以此十五位后妃 为计算依据，她们和皇太极生了十一个儿子、十四个女儿。十一个儿子中长到十六岁以上的成人共 七位，四人早夭；十四个女儿中十三位长到十六岁以上，只有一位十五岁死去，子女早夭的比例为 20%。 第二位皇帝福临(顺治)，患天花而死，终年二十四周岁还差一个月，可谓短命。他娶了有名分或 生有子女的后妃共十八位，生育子女数量不少，共八个儿子、六个女儿。可能与其近亲结婚和乱伦 婚配有关，其中四个儿子早夭，六个女儿中超过十六岁的四人，但只有一个女儿出嫁，其余都在未 出嫁前就夭折了，子女早夭比例为 43%。 第三位皇帝玄烨(康熙)，享年六十八周岁，据不完全统计，生前拥有后、妃、嫔五十五位，共生 了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女儿。其中长大成人的儿子二十人，长到十六岁以上的女儿八人，子女早 夭的比例为 51%。接下来几位皇帝生育能力有所下降，但不算太弱。第四位皇帝胤(雍正)，享年五 十六周岁，自称“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声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据《清史稿》记载，他娶有 后妃七人，共生了十个儿子、四个女儿。 第五位皇帝弘历(乾隆)，享年八十七周岁，生前册立的后、妃、嫔共三十一位，生有十七个儿子、 十个女儿。 第六位皇帝琰(嘉庆)，享年五十九周岁，共有后、妃、嫔十四位，但只生了五个儿子、九个女儿。 其中，长子只活了三个来月，未取名就死去；七个女儿未成年早殇，出嫁的皇三女和皇四女也很短 命，分别于三十一岁和二十八岁时死去。儿女的早夭比例高达 57%。 第七位皇帝宁(道光)，享年六十七周岁，有名分的后妃二十位，共生了九个儿子、十个女儿，第 二、三子婴儿时就死了，十个女儿中只有五个女儿长大成人，其中最长寿的一位仅活到三十四岁， 其他四位二十出头都相继夭折，子女早夭比例高达 37%。而且，论医学条件，道光时代要比皇太极 时代好得多，皇太极常带着妻子和儿女浴血征战，有时连性命都难保，根本谈不上优越的生育条件 和医疗保健。道光宁则是拉开架势当皇帝的，后妃的生育保健与儿女的医疗条件绝对天下一流，但 与先祖开国皇帝皇太极相比，所生子女数量要少得多，子女早夭比例则要高得多。 第八位皇帝奕(咸丰)，一生风流成性，有名分的后妃十九人，却只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 儿子出生不久来不及取名就死了，女儿仅活到二十岁，幸存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同治。

咸丰的生育能力还不是最糟糕的，其后同治载淳、光绪载、宣统溥仪，接连三位皇帝均未生育 子女。爱新觉罗皇族代表人物的生育能力，如同他们崇尚的武功那样彻底废了。 就光绪而言，由于当傀儡皇帝，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婚姻又非常不幸，一生“未尝一日展容舒 气也”，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加之受祖辈近亲婚配和乱伦婚配的影响，身体很差，患有遗精、头痛、 痨症、脊骨痛等多种疾病。尤其是长期所患的遗精病，是他丧失生育能力的重要原因。光绪三十三 年(1907 年)，也就是光绪死前一年，他曾亲自探究并写下自己的病原：“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 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 少者，并非渐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光绪生于同治十年(1871 年)六月，写病原时 三十六周岁。这就是说，他从十五六岁青春发育期起就患了遗精之病，每月多达十几次。三十岁出 头，便到了几乎无精可泄的地步。患有如此要命的疾病，无论怎样刻意播撒龙种也都是徒劳。光绪 能将如此超级隐私写出来是很有勇气的。同治、宣统也都未生育龙子凤女，是不是也有此类超级隐 私呢? 封建时代，皇帝绝后不仅是皇族的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不幸，常常因此引发政治动荡。载漪、 荣禄之辈，正是钻了光绪绝后这个空子，伙同慈禧太后立溥仪，废光绪，惹起一大堆政治麻烦。 三朝皇帝连续绝后，大清国一派末世征兆。就在这股子灰暗晦气之中，曾经辉煌于世的封建王 朝急剧走向衰败。

火焚圆明园的罪魁祸首 施晓慧

在抢劫和烧毁圆明园的暴行中，有两名英国人和一名法国人是罪魁。其中，两名英国人又是最 终决定放火烧毁圆明园的祸首。 一个是埃尔金，苏格兰人，世袭伯爵贵族头衔。他曾任加拿大总督，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是派驻 北京的高级专员。1861 年调任印度总督，1863 年病死在印度。有英国史学家评论他是“极其野蛮之 人”。 另一祸首是格兰特(当时中国译为“克灵顿”)，也是苏格兰人。他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疯狂扩张殖 民地的得力战将。晚年埋头著书，逐一记录他所经历的战争，成为英国军训教案。 在格兰特死后出版的《1860 中国战争纪事》一书中，他描写了抢劫和烧毁圆明园的一些情节， 字里行间浸透着侵略者的傲慢以及他们决定烧毁圆明园的强盗逻辑。 格兰特是当时进军北京的英国国王龙骑兵的司令。1860 年 10 月 7 日上午，他与埃尔金率军赶 到圆明园时，法军已经到达。

格兰特在书中写道：“我们发现法军已经扎营在晋见大厅的入口附近，眼前一片可怜的景象：所 有东西都被抢劫了。最主要的大殿里摆满了精美高贵的玉石、最精致的雕刻、富丽堂皇的中式古瓷 瓶、彩釉瓶、青铜器和无数美观的钟表，其中许多钟表是英国和其他国家驻华大使赠送的礼物。 “法国将军蒙托班狡猾地对我说，他保留的任何财宝可以分给英国一半……我和蒙托班达成协议， 所有留下的财宝应该双方军队平分……蒙托班告诉我，他已经发现了两根用黄金和绿色翡翠制作的 权杖。他说一根给我，作为献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礼物；另一根他留下，献给法国拿破仑皇帝。 “第二天，即 10 月 8 日，在夏宫（圆明园）的一座庙中又发现了大量金银，另一间屋中装满了 华贵的丝绸和皮毛。这些财宝被平分给法军和英军。 “10 月 10 日，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请求去看看夏宫。我同意了，给他派了护卫队……奕自己坐 在一个小湖边，头埋在两手中，放声痛哭。他说，什么都丢了，他自己真不如死了……” 据称，当时英军有二十几个俘虏被清军押在这里。英军为他们被杀的俘虏举行葬礼后，格兰特 写道：“埃尔金和我认为，必须让中国皇帝见到严厉的惩罚，让他们付出代价。我们最后决定，烧掉 这座壮丽的夏宫。法国将军蒙托班反对这个摧毁行动，不与我们合作。” 对此次行动的理由，格兰特在给上司的报告中写道：“我荣幸地指出我希望摧毁圆明园的理由。 第一，因为囚犯在那里受到了残忍的对待，手脚被绑 3 天，不给吃喝；第二，中国政府违反了国际 法律，英国要更永久地表示我们对这种残忍方式的感觉。如果我们现在和平地签署条约和撤退，中 国政府将以为我们的同胞可以被抓和谋杀而不受处罚……当时我们已经探知，圆明园被认为是中国 最重要的地方。摧毁它完全是为了打击中国政府……我进一步支持埃尔金，并要求参加行动。” 格兰特最后写道：“10 月 18 日，约翰·米切尔将军的军队和更多的骑兵进军到那里，整个建筑群 在大火里燃烧，火光冲天。我也为毁掉如此多的古老壮丽的宫殿悲伤，感觉是一种不文明的行动。 但是我相信作为对中国谋杀欧洲外交使节和违反法律的进一步警告，是必要的。我们已经写信给恭 亲王，陈述了我们烧宫殿的意图，要求赔偿 30 万两白银给被杀的囚犯家庭。法国也以同样目的，要 求赔偿 20 万两白银。恭亲王答复：钱马上付，条约准备 10 月 23 日签署。”

慈禧与光绪、珍妃之死 叶赫那拉·根正

光绪之死 对于慈禧和光绪的死，一些历史学家研究了很多年，但是所有的说法都未能成为定论。所以历 史上也把光绪的死定为一个疑案。

在爷爷的记忆里，那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十月二十一日的傍晚，年仅 38 岁的光绪皇帝， 躺在冰凉寂静的中南海瀛台涵元殿，离开了人间。 世上的事情竟是如此凑巧，就在光绪病危之际，慈禧也已病入膏肓。但是由于她秉性刚强，神 志却非常清醒。她感到了光绪的病情已显露出危急的迹象时，就已经考虑为光绪立嗣之事，她接纳 了军机大臣世续和张之洞的意见，立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为嗣，任命载沣为摄政王。于十月二十 日连发三道上谕。 根据史料的记载，光绪在这一天已经神志昏迷了，而慈禧还是神志非常清醒，完全没有将死的 迹象，所以说慈禧害死光绪的事情完全是一些人杜撰出来的。但是也就在这一天，慈禧开始发病。 第二天，光绪死去。“上疾大渐”，“酉刻崩于瀛台之涵元殿”。而这个时候，慈禧又连发三道懿旨： “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入承大统为嗣皇帝”、“溥仪承继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祧”、“嗣皇帝尚 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慈禧在两 天内选择了溥仪作为下一任皇帝的接班人。在我们家，大家都认为慈禧就是一个操劳的命，所以在 临死之前还是为后来的清王朝做了选择。 就这样，光绪与慈禧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相继死去，而生前“母子”二人的关系又是那样的对立 和微妙，不仅是清代历史上所未有的，也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所以当消息传出的时候，中外震 惊，随后各种评论和猜测也随之而来。 人们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光绪反而死在了 74 岁的慈禧的前面，而且只差一天，这不是巧合， 而是处心积虑的谋害。于是，光绪被人谋害致死的种种说法也就由此产生了。爷爷非常不能理解慈 禧将光绪害死的说法，他非常清楚，光绪的病已经有了 8 年的时间，死只是时间的问题。况且每次 御医给光绪看病的医案都会呈给慈禧，光绪病情的发展状况慈禧是最清楚的了。光绪死在慈禧前面 是肯定的了，而慈禧直到在死前的两天才被确诊。所以即便是慈禧想杀害光绪，也根本用不着自己 动手。除非慈禧是个神仙，知道自己的死期。我爷爷非常肯定地说：“光绪根本不是慈禧害死的，这 些都是后人的谣传。很多人不但说光绪是慈禧害死的，说同治也是慈禧害死的，这样的说法欠证据。 中国人几百年来的说法就是：虎毒不食子。慈禧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这点意识还是有的， 不可能害死自己的儿子。” 那么，光绪究竟是怎么死的呢？光绪 37 岁时写的《病原》中说：遗精已经将近二十年，前几年 每月遗精十几次，近几年每月二三十次，经常是无梦不举就自行遗泄，冬天较为严重。腰腿肩背经 常感觉酸沉，稍遇风寒必定头疼，耳鸣也近十年。而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以后，他的病不断恶 化，未见好转。关于光绪的死，历史上也是有记载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三月初九日，御医 曹元恒在《脉案》中写道：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十分严重。这也就是说在治 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用的严重局面。而在五月初十，御医陈秉钧写 的《脉案》上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的话。七月十六日，江苏名医杜钟骏为皇帝看过病后说：“我 此次进京，满以为能够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 而拖到九月，光绪的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经全部失调，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了。这一年的十月中旬，光绪的病情已经进入危急阶段，出现肺炎及心肺衰竭的症状。十月十七日， 周景涛、吕用宾等几名御医会诊，一致认为光绪皇帝已是极度虚弱，元气大伤，已处于病危状态。 并私下对朝臣说：“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十月十九日，光绪已出现胸闷气短，咳嗽不断，大

便不通，清气不生，浊气下降，全身疲倦乏力的症状。到二十日，光绪已经是眼皮微睁，流着口水 的嘴角只能轻轻颤抖。当天夜里，光绪开始进入弥留状态，肢体发冷，白眼上翻，牙关紧闭，神志 昏迷。到了二十一日的中午，光绪的脉搏似有似无，眼睛直视，张嘴倒气。拖到傍晚，便与世长辞 了。 从这些历史资料的记载来看，光绪去世前八年的病情都记录在案，可以认为，光绪从开始病重 一直到临终，他的病状演变是属于一步步加剧的恶化进程，并没有特别的症状出现，既没有中毒或 其他伤害性的迹象，也没有突然暴死的迹象，应该是属于正常病死。所以也应排除被慈禧投毒害死 的说法。 光绪的死一直被说得沸沸扬扬，可是慈禧的死却一直没有人评说。爷爷对我也没有透露关于慈 禧死亡的事情，只是说因为得了痢疾，最后没治好死了。所以我只好在一些资料中查找。后来在查 阅了众多清宫脉案后，我看到这么一段：慈禧是死于衰老和疾病。她先患腹泻，这和许多演义小说 及传记里面的记载一样，以后得并发症，兼及肝肺等脏腑，以致胃纳减弱，病情加重。再加上她带 病坚持理政，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最后心力交瘁，衰竭而死。 有人说慈禧的病，基本上是属于慢性疾病，得病的初期没有什么征兆，甚至在临死前的日子里， 也没有出现必死的现象。这在《内起居注》中就有记载。这一时期，她充其量除了慢性腹泻外，只 是有些咳嗽、肋疼、口渴、舌干及肢体软倦等毛病而已，所以慈禧照常处理政务，每日发出的上谕 及批出的奏折，数量仍然非常多。只是到了十九日这天，她的饮食开始变得不正常。到了二十一日 这天，已经不再想吃东西。到二十二日，终于病情恶化。这和光绪的情况完全不同。早在光绪三十 四年（1908 年）的三月，光绪的病就已经开始恶化，并且当时的太医们已经束手无策。在光绪死前 的五天时间内，太医就已经判断：死数已定。 因此，如果说慈禧有怕自己会死在光绪之前的担心，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而如果说慈禧对 这些情况不知道，所以对光绪下了毒手，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珍妃之死 很多人都说光绪是被慈禧杀害的，而珍妃的死也被很多人传言说是慈禧西行之前把她杀了。就 连慈安太后的死也推到了慈禧的头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听爷爷跟我说过，珍妃不是慈禧杀害的， 那些传言都是错误的。其实事情远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而慈禧喜欢珍妃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 为珍妃非常有才干，又非常聪明漂亮。在慈禧看来，珍妃就是一个年轻的慈禧，这些都让慈禧对珍 妃有着一种别样的感情。 爷爷说：“其实只是一件事情，让两个人闹得比较僵，就是，慈禧说珍妃不守妇道。因为珍妃当 时通过关系从外国人的手里买了相机，在宫里随便照相，并且穿的衣服在当时来说是失了体面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慈禧还没有认识到照相机的作用，认为是妖术、邪术。再一个让慈禧比较反感 的事情就是珍妃喜欢穿着男服在宫里走动，这让慈禧非常不能理解，认为给皇家丢了脸面。其实珍 妃是一个很开朗大方的女人，有点大大咧咧的。但是当时的宫廷是非常严谨的，从来没出现过这种 情况。也由于这样，慈禧与珍妃产生了隔阂。但是隔阂归隔阂，慈禧要杀珍妃的心却没有。” 后来在我翻看了大量的资料之后，我也相信爷爷所说的这些情况了。我看到在《白姓宫女所言》 里是这么说的：“珍妃貌美而贤，初入宫时，极为慈禧所钟爱，知其性喜书画，乃命内廷供奉缪嘉蕙

女士教之。平时居景仁宫，与德宗则同居养心殿。德宗嬖之，常与共膳。妃喜作男子装，并与德宗 时互易装束，以为游戏……慈禧则以为宫嫔所不应为，于是妃渐失慈禧欢，但尚未有若何变。” 后来又有很多传言说是因为隆裕小心眼，嫉妒成性，因此在慈禧面前告珍妃的黑状，所以慈禧 派人把珍妃给推进了井中。这也不是事实，隆裕非常郁闷，觉得平白被人冤枉，很生气。当年我爷 爷奉诏进宫，去见他姐姐隆裕太后时，隆裕对我爷爷讲当时的事情。隆裕说：“很多人都说是我嫉妒 告她黑状，所以老太后派人把她推到井里去了。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与八国联军战败后，洋人 军队打到了北京。于是在完全没有取胜希望的情况下，老太后西行。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因为谁 也不清楚这帮洋人最后会干什么？会不会像烧圆明园那样，把紫禁城也烧了。当然西行带不了那么 多人，因为人多了就会成为负担。但是因为当时光绪是皇帝，而我是皇后，同时又是老太后的亲侄 女，要带也只能带我和皇上走。而其他的一些亲属就地回娘家躲避，妃子们也不例外。可是当时的 珍妃非常气盛，不服从老太后的指挥，并当场顶撞了老太后。在那个紧急时刻，珍妃一直对老太后 说：‘我是光绪的妻子，我要跟着去。你有偏见，皇后是您的侄女，所以您带她走。所以我也请求你 带我走。’这就让老太后非常难堪，带走一个珍妃，就必须带走瑾妃，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所以要开 这个口子很难，加上洋人已经打到北京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于是老太后当时非常不高兴，认为 珍妃根本不识大体。 “从另外一层上讲，本来老太后就对珍妃平日的作为有点不高兴，再加上这些紧急时刻的顶撞， 老太后气得脸色发白，直打哆嗦。在皇宫里，大清朝几百年来从来没有人这么敢于顶撞太后，即便 是皇上都从来没有过，何况一个珍妃。老太后也是一个非常要脸面的人，所以气得当时抬脚就走。 珍妃一直跟着老太后说自己的理由，于是就来到了距离珍妃住所不远处。珍妃这时候还不死心，对 太后说：‘我是光绪的妻子，就要跟皇上在一起，不在一起，宁愿死。活着是皇家人，死了是皇家鬼。’ 老太后一听，就更加生气，本来火烧眉毛的事情，哪还有时间吵架啊，于是就对珍妃说：‘你愿意死 就死去吧。’当时说话的地方不远处就有一眼井，于是珍妃紧走两步，说：‘那既然这样，我就死给你 看。’于是直接就奔井口去了。老太后一看情况不对，这孩子跟我顶撞两句，怎么还真的去死啊。于 是对崔玉贵说：‘赶紧去拉住她。’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当崔玉贵跑过去的时候，珍妃已经跳下去 了。可老太后一看没办法了，内忧外患啊，于是没来得及管她，就走了。 “这就是出逃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一年以后，老太后和我们重新回到宫里，想起珍妃来，还是觉 得非常惋惜。这一点我们都能看得出来。而且人人都传言珍妃就是老太后派人害死的，老太后也觉 得自己很冤枉。虽然大伙没当自己的面说，但是这事情落在自己头上了，总得有个结果，有个说法， 皇家不是随便能损失一个妃子的。于是老太后思来想去，就把罪责推到崔玉贵头上了。当时老太后 说：‘崔玉贵，让你拉住珍妃你没拉住，等于是你把珍妃害死的。没拉住就等于是你害死的。’当时老 太后就给自己找了这么一个台阶。 “但后来崔玉贵也没被杀，只是撵出宫去。” 从宫里回到家，我爷爷也非常气愤：“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往自己家人头上扣呢？还有，那些传 言真的是太过分了，估计就是那帮太监胡说八道，这才有了这样的话。”于是在和我父亲聊天的时候， 爷爷就把这件事情说了。爷爷说：“社会上传说的珍妃被慈禧害死的事情，完全是胡编乱造。因为这 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皇后在场，她就是现场的见证人。”今天说起这件事情来，仿佛爷爷说话的样子 还在面前：家人平白无故地被人诋毁，特别是他平日里最喜欢的和最有涵养的姐姐隆裕被人冤枉， 让他怎么也接受不了。我们家都知道，隆裕非常喜欢我爷爷，对这个弟弟也是关爱有加，有些心里 话是愿意同他说的。在更晚些时候，当我爷爷再次去宫里见隆裕时，还听到隆裕说珍妃真是一个太

刚强的女人了。可见，这件事情给了隆裕很大的打击，人们的不理解直接让隆裕产生了很大的心理 负担。 我们家对珍妃究竟怎么死的，是非常清楚的。我个人认为现在社会上所说的一些关于珍妃的死 以及珍妃与慈禧的关系，很多都是杜撰的，是从野史或者传说中找出来的，不足信。

慈禧陪葬品价值白银亿两 龙 文

她不是皇帝，却把两代帝王玩弄于股掌之中；她只是个女人，却让凤高高地飞翔于龙之上；她 的陵墓超越了她的丈夫，是清东陵中最精美的。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种精美令她死后 陵墓被盗、灵魂不得安宁。她就是统治中国近 60 年，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 棺内“填空”的珠宝就值 223 万两白银 慈禧死后，其棺内陪葬的珍宝价值高达亿两白银。大太监李莲英和侄子合写的《爱月轩笔记》 中，详细记载了慈禧随葬品的种类、数量、位置以及价值等。 在慈禧棺内，底部铺的是金丝织宝珠锦褥，厚 7 寸，镶有大小珍珠 12604 粒、宝石 85 块、白 玉 203 块。锦褥之上铺着一层绣满荷花的丝褥，丝褥上铺珍珠 2400 粒。 盖在慈禧尸身上的是一条织金陀罗尼经被，被子用明黄缎捻金织成，织有陀罗尼经文 2.5 万字。 经被上还缀有 820 粒珍珠。盗墓者拆走珍珠后，就将这条价值连城的经被弃之于地，1979 年清理地 宫时才被发现。经被之上还覆有一层缀有 6000 粒珍珠的被子，也是无价之宝。 入殓时的慈禧头戴镶嵌珍珠宝石的凤冠，冠上一颗珍珠重 4 两，大如鸡蛋，当时就值白银 1000 多万两，凤冠价值则可想而知；口内含夜明珠一粒，据传夜间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脖颈上有朝珠 3 挂，两挂是珍珠的，一挂为红宝石的；身穿金丝礼服，外罩绣花串珠褂，足蹬朝靴，手执玉莲花 一枝。 在其身旁，还陪葬着金、玉佛像，以及各种宝石、玉石、珊瑚等。据说，当宝物殓葬完毕后， 送葬的人发现棺内还有空隙，就又倒进了 4 升珍珠和 2200 块红宝石、蓝宝石和祖母绿宝石。光这 些“填空”的珠宝，就价值 223 万两白银。 据悉，慈禧陵中被盗的珍宝或被孙殿英等人用来行贿，或被变卖，或遭毁坏，甚至被走私到国 外，绝大多数至今下落不明。 据传，为了逃脱罪责，孙殿英曾把慈禧口中所含的夜明珠送给了宋美龄。但随着时间流逝，这

些被盗珍宝到底去了哪里，谁也说不清了。 炸开地宫大门孙殿英挖开慈禧陵 1928 年 7 月 1 日，驻在河北遵化清东陵附近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打上了东陵的主 意。在把两个旅的兵力开进东陵四周后，他就开始探查地宫的入口，并计划在盗墓完成后以换防为 由撤离东陵，把事情嫁祸到土匪身上。 从 7 月 4 日至 7 月 10 日，炮声不断从东陵传出，当地百姓以为是在打仗，谁也不敢出门。但 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两座陵墓已被炸开。 棺盖揭开时，霞光四射，慈禧太后面貌如生 盗墓者是怎样打开慈禧棺椁的呢？这曾经是一个谜。直到多年以后，一本叫《世载堂杂忆》的 书披露了一名据称曾参与盗陵的连长的回忆，这个谜才被解开。 据这名连长叙述，为撬开慈禧的内棺，光芒四射的金漆外椁竟被匪兵刀砍斧劈，四分五裂。匪 兵们把砍碎的木头搬开后，就现出了一具红漆内棺。由于怕刀斧损伤棺内的宝物，当官的就命匪兵 小心谨慎地用刀撬开内棺。 “当时，将棺盖揭开，只见霞光满棺，兵士每人执一大电筒，光为之夺，众皆骇异。俯视棺中， 西太后面貌如生，手指长白毛寸余……珠宝堆积棺中无算，大者由官长取去，小者由各兵士阴纳衣 袋中。于是司令长官下令，卸去龙袍，将贴身珠宝搜索一空。” 金木石三绝 慈禧的陵寝是清东陵建筑群中最精美的一座，可称得上是金、木、石三绝。 “金绝”：据《清史》记载，仅三大殿所用的叶子金就达 4592 两，殿内外彩绘 2400 多条金龙， 64 根柱上都缠绕着半立体铜鎏金盘龙。 “木绝”：是说三大殿的梁、枋都是用木中上品——黄花梨木制成。这种质地坚硬、纹理细密的木 材现在已濒临绝种，其价值称得上是寸木寸金。 “石绝”：是指慈禧陵寝的石料一律采用上好的汉白玉，石雕图案更是绝中之绝。76 根望柱柱头 全部雕刻着翔凤，凤的下面是雕在柱身里外侧的两条龙，形成独一无二的“一凤压两龙”造型，寓意着 慈禧生前的无上权力。

窃国大盗最后的日子 李宗一 袁世凯做不成皇帝，回过头来想再做总统，继续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关于这一点，他在撤 销承认帝制的申令中已公开说出来。 在这个精心炮制的申令里，虽然他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写上“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这句封 建帝王“罪己诏”中常用的话，借以平息全国各阶层对他的愤慨，但是，在谈到洪宪帝制这场大变 乱的具体责任时，他却推卸得一干二净。他说： “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 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 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文电纷 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 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已至无可逶避，始 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袁世凯公然抹煞事实，说什么帝制“并未实行”，这不过是为 了证明他仍有继续做总统的资格。所以，接着他便以调解者的口吻说： “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 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 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 ” 申令结尾特别强调： “今承认之案业已撤消，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 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自闹皇帝以来，袁世凯颁发的命令都自称予，和清朝皇帝自称朕是一样的。 “本大总统”字 样已久不见了，现在又重新出现在申令里。这几个字是袁氏看到张一起草的原稿后，亲自提笔添上 去的。这是他由皇帝变总统的点睛传神之笔。据张一回忆：由袁的幕僚起草的长篇文字，经袁删改 者， “如神龙点睛，起稿者自愧弗如，固由更事之多，抑其天禀有大过人者。”这个由“予”改为“本 大总统”的办法，正是袁在穷途末路时“天禀过人”的表现。 袁世凯深知自为总统，不容易取得独立各省的承认。因此，他不得不借重黎元洪、徐世昌 和段祺瑞的名声，来推动议和，而自己在幕后又包揽把持一切。1916 年 3 月 25 日，他用黎、徐、 段三人的名义致电独立各省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同时，指 令陈宦与蔡锷商议停战。他又拟定了议和六项条件，于 4 月 1 日仍以黎、徐、段三人名义向独立各 省提出：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二、三省治安由各该省军民长官维持；三、三省添募新兵一律 解散；四、三省战地所有兵士退回原驻地点；五、三省兵士自即日始不准与官兵交战；六、三省各 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袁世凯妄想重演辛亥革命时“南北议和”的旧戏法，来结束独立各省的反抗。然而，这时 的政治形势与 4 年前大不相同。那时袁氏戴着“赞成共和”的假面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而今人们 已看清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英雄”，原来却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 血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要实行民主共和，必须铲除他。 阶级的共同利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利益造成的。但是，共同利益一旦形 成，它又区别于个人的利益。袁世凯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之间发生了尖 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家天下心怀疑忌的北洋军阀们都觉察到不抛弃袁氏，就无法保住 他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因此，原来积极拥护袁世凯的人，也变成了积极或消极的反对者。

当时，全国反袁的舆论中心在上海。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联络各方面人士，坚决主张 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他发表《讨袁宣言》，愤怒地指出袁世凯是帝制的罪魁，无情地揭露了袁所谓 “停战议和”的险恶用心，号召各地反袁力量“猛向前进”， “决不使危害民国如袁氏者生息于国内”。 另外，唐绍仪、谭延、汤化龙、吴景濂、彭程万、胡景伊、张继、孙洪伊、张耀曾、井勿幕及一大 批国会议员和社会名流，以各省“旅沪公民”或各界人士名义纷纷通电，或指出袁“盗国奴民”， “久 已丧失总统资格” ；或揭露袁“帝梦不成，皇冠强卸，又复退攫总统”， “无非忍辱一时，思为卷土重 来” ；或表示“吾四万万国民绝非无血气者，安能一再受其愚弄”， “戴兹罪魁” ；或要求“扑杀此獠， 以绝乱种” 。全国各阶层纷纷声讨，对袁世凯展开了强大的舆论攻势。 3 月底，在川南和湘西，北洋军和护国军虽然达成暂时停战协议，但是，全国的反袁武装 斗争方兴未艾，日益高涨，而以广东、浙江、山东、湖南、陕西最为猛烈。广东人民对帝制和龙济 光的野蛮统治异常不满，武装起义遍及全省：广州及其附近各县有朱执信领导的中华革命军和徐勤 率领的护国军；惠州、增城一带有陈炯明、邓铿组织的武装力量；潮州、汕头、钦州、廉州的驻军 也相继宣布独立讨袁，广州大为震动。龙济光面临灭顶之灾，急电袁世凯求援。4 月初，袁决定抽 调驻上海的第十师一部乘军舰到广州，但当北洋军将要开拔时，龙济光在民军的压迫下于 4 月 6 日 宣布“独立” 。袁世凯无可奈何，只得放弃派兵入粤的计划，而企图派遣北洋军入浙江。因此，又立 即激起浙江人民和地方军队反对北洋军入浙的风潮。在中华革命党人的策动和影响下，宁波、嘉兴 先后宣布独立，一批浙军军官趁势把兴武将军朱瑞赶走，于 12 日宣布浙江独立，推巡按使屈映光为 都督。不久，因屈映光暗通袁世凯，又被赶下台，改推嘉湖镇守使吕公望继任。 广东和浙江独立后，反袁怒潮进一步高涨，南方独立各省即筹划成立政府。原来，梁启超 于 3 月下旬已经到达广西，经陆荣廷和梁启超等策划，独立各省于 5 月 8 日在肇庆（今高要）宣布 成立“中华民国军务院”，遥推黎元洪为大总统，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 蔡锷、陆荣廷、刘显世、龙济光、李烈钧等为抚军，又推举唐绍仪为驻沪外交专使。军务院表面上 统一了南方独立各省的军事和外交，与袁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独立各省断然拒绝了袁世凯提出的 议和条件，一致表示非袁退位，无协商善后之余地。稍后，又提出将袁世凯“驱逐至国外”和“抄 没袁世凯及附逆十三人家产”等作为南北议和的条件。 与此同时，袁世凯企图取得帝国主义列强援助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自取消帝制后，袁政 府即通过各种渠道向帝国主义国家的财团乞求贷款。经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介绍，袁政府财政部与 美商李·希金逊公司（Lee Higginsonand Co.）于 4 月 7 日签订了 500 万美元的借款合同。但是，此 项借款人联名致电中国驻美公使和美国国务卿，声明拒绝承认。美商见势不妙，只交付了 100 万美 元，就停止交付。4 月 11 日，驻日公使陆宗舆奉命向日本政府递交照会，要求“给予友谊的扶助”， 并表示今后一定加强“两国亲善提携” 。日本政府不予理睬。因为日本早已秘密决定“支持”护国军 方面压迫袁氏退位，以便乘机“确定在华优势地位” 。日本通过半官方的商人，贷款给岑春煊 100 万 日元，使肇庆军务院得以迅速组成。又贷款给孙中山， “支持”上海和山东中华革命军起义反袁。当 时英国在欧战中正处于被动地位，自顾不暇。袁世凯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表示爱莫能助， 不胜遗憾，于 4 月中旬就忧伤地预感到袁氏“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时刻已迫近了” 。 冯国璋于 5 月 5 日赴蚌埠约同倪嗣冲，6 日至徐州会晤张勋，三个地方实力派于 11 日通电 发起召开未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会议开幕之前，袁世凯派阮忠枢到徐州煽动张勋说：总统的去留 不是个人问题，关系到北洋集团的生死安危。袁又指令蒋雁行为中央代表，临会监视。5 月 17 日又 亲自致电冯国璋、张勋和倪嗣冲说： “近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以退位为要求，陈宦

亦相劝我休息，均实获我心。予德薄能鲜，自感困苦，亟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意。然 苟不妥筹善后，而撒手即去，听国危亡，固非我救国之本愿，尤觉无以对国民。目下最要，在研考 善后之道，一有妥善办法，立可解决。该上将军等现约同各省代表，就近齐集，讨论大计，无任欣 慰。时局危迫，内外险恶，相逼而来。望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 各员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覆，幸盼曷极！ ” 5 月 18 日南京会议一开场，就遇到袁世凯的退位问题。山东、湖南等省代表主张退位，张 勋和倪嗣冲的代表则坚决反对，双方相持不下。袁世凯急忙密令倪嗣冲带兵到会，进行威胁。冯国 璋提出承认袁为总统，召开新国会后，由袁提出辞职，再选新总统。这个方案也未能得到与会代表 一致赞同。各省军阀钩心斗角，意见分歧，争执不下。会议开了 5 天，终无结果。 段内阁的成立和南京会议不仅都未能达到袁世凯预期的目的，而且他已清楚地意识到段祺 瑞和冯国璋正袭用他于辛亥革命时逼迫清廷的一套办法来对付他，因而十分沮丧。同时，由于军费 激增，政府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袁既不能从帝国主义列强取得贷款，只得依靠梁士诒于中国银行 和交通银行筹款。当时，这两家银行流行市面之钞票面额共达 7000 余万元，而库存现金仅剩约 2000 万元，除放出商款约 2000 万元外，被政府财政部支用累计达 4000 万元。广大人民对袁政府失去信 任，纷纷到中、交两行提存挤兑。段祺瑞组阁后，为摆脱银行倒闭的危机，便于 5 月 12 日悍然下令 中、交两行“一律不准兑现付现” 。命令下达后，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首先于 14 日通电， 愤怒地指出：袁政府此举“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 。 并宣布上海中国银行独立， “照旧兑钞付存”。各处中国银行纷纷效法，宣布不服从袁政府命令。江 苏、山西、河南、湖北、安徽等省亦先后电请袁政府变通办法， “以维持金融”而且“均照常兑现” 。 袁世凯一筹莫展，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自云南起义后，袁世凯已“形神颇瘁” ，有元旦入贺者见他“面目黧黑，且瘦削，至不可辨 认”。袁世凯自取消帝制后，“夜间失眠” ，“喜怒不定”，又患腰痛。至此，病情逐日加重，“失其自 信勇断之力，仅存一形骸矣” 。据 5 月中旬谒见他的禁卫军团长说：“仰望神气，大失常态，面带愁 容矣。”袁世凯在这种情况下，口头上不得不一再表示“极愿早日退位”，实际仍借口须先“妥筹善 后” ，拖延时间，还是不肯放弃一点权力。多次传谕阮忠枢等人，所有紧要文件必须呈送亲阁。当他 不能坐写字椅时，便在躺椅上躺着批阅公文。后来， “不能执笔，仍阅公事，口授阮忠枢、夏寿田二 氏代行批答” ，或由袁克定代阅，夏寿田代批。但这时他仍讳疾忌医，否认自己有病。周围的心腹爪 牙对他的病也讳莫如深。某日，徐世昌推荐其弟徐世襄来给他治病，说“肝火太旺，神思太劳，宜 休养” 。他很不高兴，立即令徐世襄退出。 全国人民反抗怒潮继续汹涌澎湃。山东、湖南、四川、江苏、陕西、安徽、江西等省接连 爆发了由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领导的反袁起义，迫使袁世凯安插在各地方的爪牙或赶忙改变对袁 的顺从态度，或宣布“独立”以保住自己的权位。袁世凯完全失去了对各省的控制能力。4 月底， 山西北部反袁“风声逼紧” ，黑龙江也有酝酿“独立之事”。袁世凯奉天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公然把 袁派往东北的镇安上将军段芝贵赶回北京，还扬言要追究段“盗卖奉荒林及亏空若干”之事。袁世 凯得悉实情，“不免动怒” ，但又不敢开罪张作霖，而急忙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接 着，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在蒲城于 5 月 9 日宣布“独立” 。他率兵进据西安，驱逐陕西将军陆建章，自 称都督。陈树藩虽然是陕军，但属于北洋系统，又是段祺瑞的爪牙。袁世凯立即意识到这是他一手 提拔起来的军阀公开倒戈的信号。22 日，当南京会议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时，陈宦宣布四川“与袁 氏个人断绝关系”的电报也到达了。袁世凯“愤急兼甚”， “半日未出一言”。次日，他连发两道申令， 痛斥陈宦反复无常，并令第十五师（川军第一师改编）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率兵

进攻成都。这时，湖南汤芗铭对袁世凯即将垮台的形势看得愈来愈清楚，于 29 日急忙宣布湖南“独 立”讨袁。这个消息，使袁世凯一下子变得难于控制自己。他时而顿足怒骂近侍， “语多伧俗，不可 入耳” ；时而又呆若木鸡，陷入绝望的沉思。多年来，他视全国为北洋军的征服地，生杀予夺，恣意 妄为，从来不把人民放在心上，而结果却落得举国反抗，人人喊打。多年来，他视北洋大小军阀为 家奴鹰犬，颐指气使，无不从心，一下竟陷入众叛亲离，“心腹爪牙亦反颜攻之”的境地。多年来， 他相信帝国主义列强是靠山，而帝国主义列强也迫于形势，不得不抛弃他，另寻觅新的代理人。几 十年来他巧取豪夺来的权力都将化为乌有，这一切对他来说，确实是难以承受的致命打击。 末日的恐慌，激起袁世凯作最后的挣扎。湖南宣布独立的当天，他公布了所谓“帝制始末 案”，把“撤消承认帝制申令”中的谎言又重复了一遍，并说：“即今日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 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袁世凯说这话的目的，一是给 那些看风使舵的爪牙一点颜色看看，然而这恰恰暴露出他在众叛亲离之下一副黔驴技穷的蠢相；另 外则是在人民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明不智”的受骗者，似乎他称帝是由于受人蒙蔽，以为这 样足以博得舆论同情。然而没有人再上当受骗，回答他的是更为猛烈的进攻：讨袁的电报、斥令其 退位的函札，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这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如“天神雷电，轰击妖怪”，他再也支撑不 住了。 但是，他仍然没有下决心引退。他最担心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他的态度。6 月 1 日晨，他 在卧室里召见蔡廷斡说：“听说各国使馆认为我应该或将要辞职？”蔡回答道：“大家都认为您十分 需要休养。政府财政前景非常暗淡，困难与日俱增。”本来，袁世凯每个星期五都要接见北洋军官， 次日正逢星期五，侍从武官推说“元首事忙”， “军官均未照例进谒”， “实则病重矣” 。从 6 月初，有 法国医生卜西尔和中医萧龙友等负责给袁治疗，诊断为尿毒症，开始他们都认为没有危险，可是由 于治疗不当，病情骤然恶化了。袁克定主张用西药，妻妾及袁克文等则坚持服中药， “家族三十余口， 情急失措” ，争吵不休，莫衷一是。6 月 5 日深夜，袁气短神昏，濒于死亡。徐世昌、段祺瑞、王士 珍、张镇芳等齐至居仁堂守候。延至 6 月 6 日上午 10 点，这个窃国大盗怀着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恐惧、 对帝国主义列强遗弃的怨怼、对爪牙背叛的愤恨，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年 57 岁。 次日，遗体入殓，头戴平天冠，身穿祭天大礼服，俨然如“大行皇帝” 。北洋政府下半旗志 哀，禁止人民娱乐活动 1 天，文武百官持服停止宴会 27 天。6 月 28 日出殡，灵柩由新华宫居仁堂 移出，北洋文武官吏送葬执绋。在北洋军的礼炮轰鸣声中，送柩专车由前门火车站出发，次日抵达 彰德，葬于洹上村东北的太平庄。

陈独秀在 1921 孔庆东 1945 年 4 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述七大的工作方针时讲过，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 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 。“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普列汉诺夫，做了启 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 是要讲到他” 。

一年 365 天，发生着数不清的琐事和要闻、密谋和公务、噩耗和喜讯。但是当这 365 天过 去之后，能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也许只有那么一件两件事情。有的年份，甚至连一件事也没有留 下，就像火车呼啸掠过一个不起眼的小站，转瞬就消失在人们的脑后了。 那么，关于公元 1921 年，你能想起、你能记起什么呢？ 现在的中国人，如果他对于那遥远的 1921 年只记得一件事，那十个人会有九个说：中国共 产党成立。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在讨论党的基本 任务和原则时，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但在选举中央领导人时，毛泽东等十几位代表一致推选他 们心目中的领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书记，这个众望所归的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1880-1942)，本名庆同，字仲甫，安徽安庆（原怀宁）人。距他家几十里外有一座 独秀山，因此，1914 年他发表两篇文章时分别署名“独秀山民”和“独秀”，从此， “陈独秀”就成 了尽人皆知的名字。 他不满两岁时，父亲死于瘟疫。幼年的陈独秀，在严厉的祖父和要强的母亲的督导下，不 仅打下了传统文化的扎实基础，而且养成了独立不羁的坚毅性格。祖父打他时，他瞪着眼睛，一声 不哭。气得祖父骂道： “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 陈独秀长大成人后，没有杀过人。他晚年说：“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杀人放火者。”但陈独 秀却成为让那些杀人放火者切齿痛恨的革命党领袖。陈独秀在他们眼中，不止是凶恶强盗，简直是 洪水猛兽。就是这样一个让旧世界痛恨、让新世界仰慕的人，在他 42 岁这一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 开山领袖。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中共首任书记，却没有参加中共一大。这在世界各国的政党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 1921 年，是中国混乱而又痛苦的一年，也是陈独秀紧张而又充实的一年。 1921 年，中国仅史书明确记载的地震就达 10 次。此外，水灾、旱灾、火灾、雪灾、鼠疫， 此起彼伏。匪盗和兵乱蜂起，军阀混战，杀得尸横遍野。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我国土，杀我 人民。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大混乱的状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到 处是自发的农民起义、工人罢工。这个像星云一般纷乱扰攘的民族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核心， 它将把这团星云凝聚成一个巨大而有序的天体，运转在自己选定的轨道上。 然而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许多醉生梦死的人们还在过着颓废而麻木 的日子。中国的灾难仿佛离这个中国的第一大都市很远。 1921 年 7 月 1 日，上海夏令配克影戏园首映了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影片 讲述赌输的阎瑞生将身携财宝的妓女王莲英骗至郊外，夺财害命，后来被捕伏法的故事。这个故事 本是一件真实的新闻，影片风靡上海，轰动一时。市民们把这种悲惨的社会现象当作茶余饭后的谈 资，没有人想到，一群南腔北调之人正要会聚到上海，立志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

就在这一年炎热的夏天，本该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陈独秀，正在炎热的广州，满腔热忱 地大办教育。热火朝天的局面刚刚打开，陈独秀想要趁热打铁，不愿为开会而离开。他指派包惠僧 携带他的意见去上海出席。陈独秀是个喜欢实干的人，年轻时主办过被誉为“《苏报》第二”的《国 民日日报》 ，参加过志在推翻清王朝的暗杀团，创建过比同盟会还要早的岳王会。特别是在五四新文 化运动中，创办《新青年》 ，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发动文学革命，可谓是身经百战，功勋累累。 当中共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告诉他当选了中央局书记时，陈独秀笑道： “谁当都一样。” 当然，作为辛亥革命的老将，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作为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开创人，对于当选书记，陈独秀应该是有“舍我其谁也”的绝对自 信的。 1920 年 12 月 29 日，离 1921 年只有几十个小时的时候，陈独秀到达广州。应广东省省长 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热诚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陈独秀行前向陈炯明提出 了三个先决条件： （1）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 （2）以广东全省收入的 1/10 拨作教育经费； （3） 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同一趋势。 到达广州后，陈独秀住在距江边不远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 11 号，门口贴了一张纸， 上书三个大字：看云楼。 不过陈独秀很少有时间看云，倒是广州的各界名流云集上门来看他。广州的青年听说陈独 秀驾临，都想一睹这位五四主帅的风采。各校的校长纷纷拜访，陈独秀来者不拒，请者不辞，连日 发表文章，四处演讲，广州掀起了一场“陈旋风” 。 陈独秀办事雷厉风行，决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在广东进行一场彻底的教育改革。 他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 ，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为广东的革命运动培养了 一批宝贵的干部。 他提倡男女同校，为女子求学大开方便之门。 他创立了“注音字母教导团” ，规范国语教学，在广东地区大力普及国语。 他开办工人夜校，向工人讲授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还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等。 他还开办了俄语学校，引导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 陈独秀的到来，对于广东的革命形势是一个推动。广东的无政府主义势力本来比较强大， 1921 年 3 月，陈独秀重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把拒不改变立场的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由陈独 秀自己和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负责。陈独秀是原北大的文科学长，另外几人也都是北大毕 业，包惠僧笑谓： “广州小组成了北大派了。” 陈独秀在广州各界的演讲，广泛地涉及教育改革、军队改革、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妇女 解放、文化建设、人生追求以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此时的陈独秀，正在热烈地宣传马克思

主义，他的演讲，如雷电，如狂飙，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深深触动了广州的顽固保 守势力。于是，一场对陈独秀的围攻开始了。 那些仇恨陈独秀的人首先给陈独秀加上了一个吓人的罪名，说他“废德仇孝”。广州城谣言 四起，纷纷传说陈独秀把“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改成了“万恶孝为首，百行淫为先”。接下去 又诬蔑陈独秀主张“讨父”和“共产公妻” 。一时间，人身攻击，人格侮辱，纷至沓来。守旧势力嚣 张地叫喊： “我们要把陈独秀赶出广东。 ”他们还把陈独秀的名字改为“陈独兽”或“陈毒蝎” 。 一天，陈炯明在宴会上半真半假地问陈独秀： “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 ，真有此事吗？” 陈独秀大声答道： “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己便 是一个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孩子。 ” 陈独秀对父母是十分孝顺的，对子女则要求严格。他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离开家 乡到陈独秀所在的上海后，陈独秀每月给兄弟俩的钱只够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兄弟俩白天做工， 晚上自学，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出了豪迈的气概和过人的胆略，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袖 人物。陈延年于 1927 年 7 月的一个深夜，被国民党在上海龙华监狱用乱刀砍死，年仅 29 岁。不到 一年，1928 年 6 月，陈乔年也在这里受尽酷刑后，被国民党杀害，年仅 26 岁。 陈独秀虽然受到顽固势力的大肆攻击，但他凛然不为所动。一面回击，一面继续进行教育 改革。陈炯明也表示继续支持陈独秀。但作为全国思想界“火车头”的陈独秀，却不是广州一地所 能久留的。 陈独秀到广州，同时也把《新青年》的编辑部带到了“看云楼”。创刊于 1915 年的《新青 年》 ，是中国 20 世纪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份杂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先 驱，就是以《新青年》为主阵地，掀起一场改造中华民族命运的文化革新运动的。然而到了 1921 年， 《新青年》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胡适不满《新青年》越来越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要求陈独秀 改变宗旨，否则就停办，或者另办一个哲学文学刊物。陈独秀当然既不会改变宗旨，也不会放弃《新 青年》不办。于是，他同意胡适等人另外去办刊物。从此，陈独秀与胡适等实用主义者在思想上分 道扬镳， 《新青年》成为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刊物。 1921 年的上半年，陈独秀还三战区声白，用共产主义理论驳倒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 1921 年 1 月 19 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作了《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指出无政 府主义要求离开制度和法律的人人绝对自由的幻想是“走不通的路” ， “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 篇演讲词见报后，立即遭到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区声白的反对。区声白三次致信陈独秀辩论， 陈独秀三次回信批驳。这六封信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总标题，一并刊登在《新青年》第 9 卷第 4 号上。陈独秀指出，“绝对自由”，实际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它将使中国一事无成，最后仍然是一 盘散沙。 好像是为了庆祝这次论战的胜利，就在 1921 年 8 月 1 日， 《新青年》刊登这次论战的同一 天，在嘉兴南湖的那只画舫上，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这只画舫，几十年后，成 为中国比诺亚方舟还要尊贵的圣物。

同在 8 月 1 日这一天，一份鸳鸯蝴蝶派的小报《晶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一个被强 盗捉去的新文化运动者底成绩》 ，嘲笑新文化运动者手无缚鸡之力，只会打电报、发传单，根本没有 实际改造社会的能力。这些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们不知道，新文化运动者中最激进的一部分已经凝聚 成一个钢铁般的组织，不但要去捉强盗，将来，连他们这些鸳鸯蝴蝶的风花雪月之事，也要管一管 了。 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千头万绪，需要党的书记回去主持。陈独秀遂以胃病为由，向陈 炯明辞职。正在前线作战的陈炯明真诚挽留，回电说陈独秀“贞固有为，风深倚重” ，表示“一切障 碍，我当能为委员长扫除之” 。陈独秀只好请假回到上海，到 10 月底，才正式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 委员长之职。 7、8、9 三个月，正是中国的多事季节。内蒙古地震，绥远地震，青海地震，四川地震， 长江溃堤，黄河决口，人畜死伤无数，哀鸿遍野。8 月 5 日，就连上海也出现罕见的风雨大潮，潮 水溢出马路，天津路、浙江路一带水深二尺，浦东一带水深三尺。7 月 28 日，湘鄂大战爆发，举国 震动。8 月 10 日，湘直大战又开始，吴佩孚两次密令决堤，水淹湘军，结果成千上万的百姓被淹死， 灾区纵横数百里。面对连树皮都已吃尽的灾民，中国政府无能为力，美国总统哈定呼吁美国人民救 济中国灾民，但那也只是一句空话。中国，迫切等待着一群英雄的降临。 就在这个季节，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兴致勃勃地投身书记的角色，开始了繁忙的工作。不 料，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不把他这位中央局书记放在眼里，以“钦差大臣”的姿态，事事都要干 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大发雷霆，他以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傲骨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 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 ”他拒绝与马林会晤，还打算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职务。就在双方僵持 不下之际，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局面。 1921 年 10 月 4 日下午，法租界巡捕房在一户打麻将的人家抓到了“王坦甫”等 5 个涉嫌 出版《新青年》的人。巡捕房见没有抓到陈独秀，就又留下了几个便衣，抓到了接踵而来的上海法 学院院长褚辅成和《觉悟》的主编邵力子。褚辅成一见到那个“王坦甫”，张口便问：“仲甫，怎么 回事，到你家就被带到这儿来了？”巡捕房的头头一听，喜出望外，原来这个自称“王坦甫”的人， 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这是第三次。 陈独秀第一次被捕，是在 1913 年夏天的“二次革命”中。逮捕他的龚振鹏已经出了枪决他 的布告。经过社会名流的营救，陈独秀幸免于难。 陈独秀第二次被捕，是在五四运动中的 1919 年 6 月 11 日。陈独秀在北京的新世界游乐场 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早有准备的北洋政府的军警捕获，关押了将近 100 天，经过 李大钊、孙中山以及各方舆论的呼吁营救，被保释出狱。 这第三次被捕，陈独秀估计如果在家中搜到马林的信，起码要判刑七八年。他自己对坐牢 是不在乎的，他早在五四时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研究室与监狱》。文章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 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 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作了最坏的打算。他嘱咐一同被捕的包惠僧说： “惠僧，你是没有事的，顶多我坐牢。 你出去后，还是早一点回武汉工作。 ” 10 月 5 日，法租界会审公堂指控“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 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 陈独秀见事情不太严重，首先为一同被捕的其他 4 人开脱，说他们都是来打牌的客人， “有 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 ”马林为陈独秀请来了律师，要求延期审讯，取保候审。 10 月 6 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胡适得知后，请蔡元培与法国使馆联 系设法营救陈独秀。胡适用安徽话骂道： “法国人真不要脸！” 中国共产党内部，张太雷和李达商量后，请孙中山出面。孙中山致电法租界领事，请他们 释放陈独秀。 10 月 19 日，法租界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问陈独秀： “报纸讲你在广东主张公妻，你 是否有此主张？” 陈独秀气愤地答道： “这是绝对造谣。 ” 7 天后，10 月 26 日，陈独秀被宣布释放，罚款 100 元。李达、张太雷、张国焘和一些刚从 莫斯科回来的青年团员雇了一辆汽车，开到会审公堂。陈独秀上车时，几位青年团员用俄语唱起了 《国际歌》 。 这次有惊无险的被捕，使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得到了缓和。陈独秀感谢马林的积极援救， 表示愿意多听共产国际的意见。马林充分领教了陈独秀的刚毅倔犟之后，也放下了架子，说： “中国 的事主要是中国党中央负责领导，我只和最高负责人保持联系，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在激流澎湃的 1921 年，身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也仍然是书生本色。他没有 故作深沉的官架子，像个小伙子一样，与人辩论动不动就面红耳赤，敲桌子打板凳，不讲究什么“领 袖风度” 。 1921 年，陈独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西游记〉新叙》。陈独秀从白话文学发展史的角度， 指出《西游记》和《水浒传》 、《金瓶梅》具有同样的价值。陈独秀的学问是十分渊博的。他是文字 学专家，在汉语词义研究、古音学研究和汉字改革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陈独秀又是杰出的文章 家和书法家。也许，专心从事学术，他会成为一代学术大师。但是中国的 1921 年，呼唤着一个强有 力的先锋队，来拯救这片四分五裂、多灾多难的山河。迎着这个呼唤，走来了骨头和鲁迅一样硬朗 的陈独秀。他把一批散布在神州各地的文化先驱集合起来，攥成了一只高高举起的拳头。从这一年 开始，中国人看见了曙光。

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 黄 波 王国维之死，曾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 ，解读者众，以至有人还专门编了一本《王 国维之死》的专著，但迄今也没有一个以足够的证据和雄辩的推理作支撑，让所有关心、讨论这一 事件的人都心悦诚服的看法。不过，在 20 世纪至 21 世纪的转换年头，蔡仲德先生连续写了 4 篇文 章，论定王国维之死是为了“殉清” ，他说： “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 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 、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 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陈寅恪提出的‘殉文化’说可谓言之 成理，却无法说明王国维为何经此‘数十年’ （指中国文化之消沉沦丧已数十年）不死而到 1927 年 才死？又为何遗书有‘再辱’之语？唯有‘殉清’说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 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 “殉清说”并不新鲜，罗继祖教授（罗振玉之孙）主编的那本《王国维之死》，在罗列诸家 之说时，就曾以“编者按”的形式，对这些解读逐一批驳，而申明己论：王国维之死系“殉清” 。不 过，相形之下，蔡仲德先生的 4 篇文章显得更为有力更有声势，所以，蔡文一出，关于王国维之死 的议论遽然消歇，仿佛这个“中国文化史的世纪之谜”已经被解开，王国维铁定是为“殉清”而死 无疑了。 细读蔡先生的 4 篇大作，个人觉得，其有力处在于用反证的形式，指出了“殉清说”以外 的各种论点之难以自圆其说处，但是对自己的论点，却并未提出非常有力的论据。所以，“殉清说” 恐怕也很难经得住和蔡先生文章类似的追问：如果王国维之死确是为了殉清，他为什么不在清王朝 覆亡之日死？如果是因为在 1927 年自感复辟无望才绝望自杀，那么 1924 年，冯玉祥发动兵变，逼 清室出宫，当此之际王国维的这种绝望应该是最深的，那时他为什么不自杀？„„ 应该承认，王国维与清室有着某种精神维系，他的死也肯定与清室有关，但把“殉清”认 定为“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实在难以服人。很难想象，一个对中国历代 王朝更替史烂熟于心，而又曾接受西方哲学美学洗礼的人，会对一个他眼中的又一轮历史循环寄寓 生命之重。 考究这么多年来关于王国维之死的争论，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几乎都局限于就王国维论王 国维，其他的旁证却被忽略了，而由于王国维本人留下的资料不足征，众说纷纭就毫不足怪了。我 们为什么不考察一下在王国维自杀前后的背景里，和王国维相似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心态变化呢？ 近读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书中收录了 1927 年梁启超 给女儿梁令娴的家书多封，家书中既有对时局的分析，更有心境的流露。梁启超和王国维同属于一 代知识分子，在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梁启超的这几封直陈心境的家书，也许对我们了解包括王国 维在内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无助益吧。 下面引用梁启超家书中的原文（括弧内为梁氏自加） ，不下是非对错之判断。 1927 年 1 月 2 日， “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 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 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

（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 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 婶亲自煮饭不可了。 ）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 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 1 月 18 日， “思永来信所讲的政治谭，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 年呢？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前途有 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 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 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 （养党人） ，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 3 月 21 日， “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 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 恐北京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 5 月 5 日， “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主权。我所谓上层下层 者，并非指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指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 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 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 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怨，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 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被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 （报上所说几次妇女裸体游行，的确的确是真的，诸如此类之举动，真举不胜举。）半年以来的两湖， 最近两个月的江西（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因为田已全部没有人耕，工商业更连根拔尽。） 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 ” 6 月 15 日，也就是王国维自沉后 13 天，梁启超致书梁令娴，谈及王国维， “静安先生自杀 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 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 好） ，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 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捶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细研梁启超写于 1927 年的这几封家书，窃以为，其中至少透出了三个耐人寻味的消息：一 是对时局的悲观和绝望。像梁启超这样的知识分子本来对北洋军阀不抱好感，可是对北洋政府倒台 后的时局走向却很不乐观；二是深刻地预感到了一个在他们以往经验之外的新的社会即将到来；三 是对个人命运的深深的忧惧。回头看王国维的遗书，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 寥寥十六字，其中意味不正和梁启超家书中透出的相同吗？其实这毫不奇怪，梁启超、王国维那一 代知识分子，本来就有着大致相似的文化背景。 前人论述王国维之死，也看到了从遗书中透出的“内心的恐惧”，但是，王国维所感到恐惧 的究竟是什么呢？值得探究。是因为眼看清室覆亡而且复辟无望而恐惧吗？笔者以为，这种论调未 免过于看低了王国维，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他会把一个王朝的存亡兴废看得如此重要吗？但他 的确又充满了忧惧，个人以为，他所忧惧的并不是政治之变革，而是社会之变革。政治变革只是朝 政之变化，政权之更替，很多时候只与“肉食者”有关，而社会变革显然更为深广，它不仅是政治

的，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的，而且一旦飓风飙起，所有人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上引梁启超 家书中，已经把这种社会变革的“乱象”和影响描述得淋漓尽致了。对梁启超等人来说，谁来当总 统，谁接掌政权，也许都还可以忍受，和他抗争，但“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社会上最坏的地 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 ，“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 饭”等等，却无疑是逸出他们经验之外的，他们不仅不能接受，甚至有一种欲抗争而不能的感觉— —两种文化系统的人，差不多等于“秀才遇见兵”了。对即将刮起的社会变革飓风，连久经战阵、 政治阅历丰厚的梁启超都要仓皇“走避” ，何况是一介书生王国维？ 随着时局的一天天变化，梁启超、王国维已经意识到一个为他们所全然陌生的社会将不可 抗拒地降临，他们在其中会居于何种位置呢？不幸的是，1927 年，又发生了湖南著名学者叶德辉被 处死的事件。梁启超家书中提到了两位学者，其实湖北籍学者王葆心的死是误传，他死于 1944 年， 但包括王葆心在内的不少学者在那个时代曾遭受折辱，则是无可怀疑之事实，所以才会有王葆心被 难的误传。梁启超家书中还遗漏了一个人，1927 年，章太炎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通缉“著名 学阀”的呈文中，名列第一，其家产也被浙江军政府籍没。以章太炎的声望和地位，这显然是更加 轰传士林更加刺激人心的事件。过去人们讨论类似事件对王国维的影响的时候，因为叶德辉其人名 誉向来不好，用梁启超的话说，“有自取之道”，而王国维因为没有劣迹，所以本来应该没有恐惧的 理由。但如果能对那一时代的社会状况有了较深的体察，在叶德辉、章太炎等学者的遭际之下，王 国维的“物伤其类”之情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落脚点。从叶德辉、章太炎等事件中，王国维是否以为， 即将到来的社会不仅为自己所陌生，而且带有某种反文化的性质？ 导致王国维最终决定自沉的原因颇多，如蔡仲德先生所说，生活不幸、悲剧人生观、性格 矛盾、思想冲突等等都可能是细故之一，和清室的精神维系也不容否认。说到他和清室的关系，仔 细体味王国维诗词，他之所以从情感上倾向于清室，毋宁说更多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同情和关怀， 因为袁世凯从清室手中取得政权的手段不正，复由于北京政变推翻优待条件，王国维都认为这是对 “弱小者”的欺凌，为他这样的笃实君子所不取。但这些林林总总，都不应该是最致命的。套用蔡 仲德先生的句式，我关于王国维之死的结论是： “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 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 、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 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唯有‘忧惧社会变革’说才足 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 其实，这种“忧惧社会变革说”也是卑之无甚高论，因为如果取“文化”的广义，从本质 上讲，它和陈寅恪先生的“殉文化说” 、叶嘉莹教授的“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说”并无区别。 “看花终古少年多，只恐少年非属我。”性格忧郁而又深受叔本华哲学影响的王国维在一个 新的社会即将来临之时选择了自沉，这总让人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也许这有些比拟不伦，但我 却禁不住总要这么想，想起茨威格夫妇自杀前写下的那段震撼人心的遗言： 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 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汪伪巨奸印象 李时雨 张德旺 李时雨，1908 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1927 年春入北平法政大学预科班学习。1931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 12 月在南京被各地学生推举为请愿示威行动总指挥；全面抗战爆发后， 1939 年 8 月被中共地下党华北联络局派遣参加汪伪第六次代表大会，直至 1945 年日本投降，汪伪 政权覆亡。他先后任南京伪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兼军法处长等要职，与汪的 汉奸集团各政要均打过交道，尤其与陈公博接触密切，被汪伪圈子公认是陈公博的亲信。通过这些 渠道，李时雨为中共获取了大量日伪核心机密战略情报，并营救了一些被捕的抗日志士。建国后， 李时雨曾任河南省政协秘书长、北京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职，1999 年 12 月 28 日于北京病逝。我于 1997 年至 1998 年间两次利用暑假赴北京，同李时雨深入交谈 20 多次，现将其有关汪、陈、周三巨 奸的一些回忆摘要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因为李时雨突然逝世，故这些回忆也未经他过目，再加 本人水平所限，疏漏之处，敬请指正。——张德旺 五见汪精卫 第一次见到汪精卫是在 1939 年 8 月下旬，当时我冒充国民党改组派，以汪伪国民党“六大” 代表的身份从天津乘海轮到上海。8 月 28 日，汪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沪西极斯菲尔路 76 号 秘密开幕，汪精卫与陈公博、周佛海等坐在主席台上，我在会场看见了汪。会议只有 200 多名杂七 杂八的代表与会。说杂七杂八一点儿也不过分，我这个与国民党毫无关系的就当了正式代表。会议 匆匆忙忙地通过了选举汪精卫为中央执委会主席议案，就于 6 月 30 日草草闭幕。我这次对汪没留下 什么深刻印象。 “六大”后，我被任命为伪国民党北方党务办事处下属的天津市伪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 12 月，我得到伪北方党务办事处通知，汪要接见河北省、北平、天津的党部常委，了解“和平运动” 的情况，并指示今后工作。当时我们共去了 12 人，抵沪第二天上午就到豫园路汪官邸的一栋三层的 花园别墅，进入二层的客厅。我们刚刚在沙发上坐好，汪精卫就穿一身崭新的浅蓝色西服进来，同 我们一一握手寒暄，问了各人的姓名，然后就让我们汇报。他说：“大家随便谈，不要拘束。”我因 为有搞情报的思想准备，就第一个起来问：“我们搞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汪精卫说：“这次和 平运动是救国，关键是解决好中日关系。现在的形势说明中国打不下去，打下去最后只能是国民党 垮，中国最后归共产党。退一万步说，假使日本失败，国民党也要垮台。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 出路。我主张与日本讲和是给全国做个示范，内则完成中华民国建设，实现国父孙中山之遗愿，外 则负保东亚之责，实现国父之大亚细亚主义。当前是要把国民党失败丢掉的地方收回一点，尽快实 现还都，组织政府，进一步搞好和平反共救国。” 我问：“我们承不承认满洲国？”汪精卫含含糊糊地说：“对满洲国能不能统一于我们的政 府没把握，但我们要争取，争取，所有能争取的都要争取。” 我又问： “日本人利用我们，将来我们会否像溥仪那样成为傀儡？” 汪精卫表示： “不会。日本人吃不了那么大，他们是想吞并中国，但他们吃不下去。我们成 立政府，满蒙现在看来是拿不回来，但我们要争取做工作。我们要把国民党丢失的要回来。蒋介石 也并不要一直打下去，我们也要和他合作。我们和日本订了和平大纲，原则是善邻友好，共国防共

经济提携，中国真正实现和平两年后，日本撤兵。当然这个目标实现要有很多周折，我们要努力争 取。 ” 我问：“现在日本军方对我们不支持，我们在华北搞和平运动，可能性如何？”（我这是指 华北汉奸怕汪伪夺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串通华北日军不支持汪伪一派的活动。）汪说：“我们要有耐 心，要等待。他们（指华北汉奸集团与华北日军）还不理解我们建立国内统一政府的意图，日本内 阁是要和平的，在外的军人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了解他们政府的意图，也能逐步了解我们的和 平运动。 ” 我说： “我们过去参加过抗日运动，日本对我们是否算账？” 汪答：“没问题。我们要审时度势，要承认我们是失败者，日本已经站在我们头上。”汪谈 得最多的是： “中国汉文化博大精深，有几千年历史，日本到中国来，慢慢地一定会被中国文化同化。 辽金元清进入中原，到最后还不是归化，被我们同化了。” （我们插话： “今天的时代已不是那个时代 了。 ” ）汪说： “这一点你们不要怀疑，我在日本留过学，他们地处岛屿，想找个好地方生存发展。元 忽必烈那么强悍，满清那么强悍，都没在中国统治到底，日本也一样。”汪说：“现在中国问题的中 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 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所以我们不是卖国，而是真正的爱国，我们不能眼看中国共产党坐大， 把中国引向灭亡。 ” 我问： “日本在中国扩张会不会引起英美干涉？” 汪说： “没法妄断。但日本要吞并东南亚，可能性很大，英美他们能走到什么情况，也说不 定。 ”汪在谈话中还透露了他与日本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的内容， 说这些和平条约来之不易，对中国有利，是他和周佛海努力争取的结果。汪在别人讲话时细听，不 急于回答，答时总以商量口气，常说：“对不起”，“你看怎样”，力图给人很客气、很诚恳的印象。 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被他迷惑。 第二次见汪精卫是 1940 年春，内蒙德王同伪华北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堂、朱琛等在北平东 城的外交大楼设宴招待汪。我凭“请柬”进门，被引到二层的客厅。宴会前汪精卫已先单独接见了 我们几位伪华北党部的工作人员。 汪说： “先向诸位通报一下这次来北平同‘华北临时政府’和‘内蒙临时政府’会谈的情况。 华北、内蒙都是仰日本人的鼻息，他们能不能收到统一的政府里，还要我们做工作。我这次来是有 成果的。我们是很痛快地要他们统一于我们还都建立的政府。现在他们凡事都往日本人身上推，说 华北日本人不同意。我们不要急躁，正好同时多做日本人的工作。 ” 我告诉他：日本人至今不让我们华北党部公开挂牌子。汪说： “不要急，要同日本方面多做 工作。”汪提到大后方各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骂他卖国时说：“我叫什么卖国，那些地方不是我失掉 的，我是失掉个人的历史、名誉，我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从重庆回来，从日本人手里 把中国领土拿回来。我们发挥了缓冲作用，有了我们，比日本人直接搞要好得多。我们这是真正的 救国。中国打不过日本，这是最好的选择。” 宴会开始，汪豪饮，酒量很大，频频举杯干杯。他同德王、王克敏、王揖唐、朱琛等海阔

天空地互相吹捧，互相拉拢。汪翻来覆去地强调一个意思：他已经在日本方面得到承诺，由他来统 一建立中国的政府，他也绝不会亏待他们。把他们的职务、地位安排好，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和 条件。德王、王克敏、王揖唐等都哼哼哈哈，东拉西扯，虚言应付。捧汪是孙中山的继承人、革命 领袖，是真正的救国领袖，对他的统一要求则不明确回答，推说要看华北日军态度。 事后，一个在朱琛手下干事的东北老乡告诉我，朱琛、王克敏等背后议论说汪精卫是个很 滑头的政客，摆他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弟子的资格，卖他国民党的膏药，野心不小可本钱太少，日 本人绝不会把华北给他，他们绝不愿意统一在汪的政府。汪的手伸得太长了。 第三次见汪精卫是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时，我到南京任伪政府立法委员、法制委员。一 次在汪公馆开茶话会，客厅很敞亮，沙发前摆满水果、点心。汪让我坐到他身边，说： “在上海、北 平见面后印象很好，现在党国搞和平运动正需要你这样真正懂法律的年轻专业人才，到立法院要努 力工作，多帮陈先生（公博）把立法院搞好。 ” 第四次见汪精卫是 1943 年。此前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事前没通知汪，汪非常不快，感 到日本人没把他放在眼里，表面上也宣布参战，但从此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情绪一直低落，但还是 紧密“配合” 。汪伪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搞清乡运动。这时汪伪政权的影响范围只有南京等几个大城 市，城外都是游击队的天下（有我党的，也有国民党的） 。汪伪搞清乡，搞治安肃正，实际是妄图肃 清力量、影响越来越大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同时搜刮老百姓、掠夺粮食等战略物资，所以老百 姓都把清乡叫“清箱” ，清老百姓的箱子。汪自兼清乡委员会主任，实际工作主要靠李士群，让他当 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主席，抓江苏的清乡。上海的清乡分会由陈公博管。上海保安司令部当 时就挂两个牌子，兼管清乡。 有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 ，汪精卫到上海视察“清乡”工作。由陈公博和当时已“投诚” 的伪军头目孙良诚、张兰峰、吴化文、叶蓬等前呼后拥地陪同，一行人到了上海保安司令部。我当 时兼保安司令部的军法处长，也陪同陈公博迎接。汪这次穿了一身崭新笔挺的呢子军装。他那个书 生派头身板单薄好像架不起军装，走起路来轻飘飘的，样子很不带劲，很做作。我看他这样是学蒋 介石，想通过清乡抓武装，扩充自己的实力。他在保安司令部坐定后，由参谋处长、封锁处长分别 汇报，轮到我时，我汇报了一些禁烟、禁毒、禁赌的情况。然后汪发了一通指示，大意是要和友邦 精诚合作，坚决和苏俄、英美斗争，坚决反共，彻底剿灭共产党游击队。 第五次见汪是 1944 年 5 月间，陈公博让我和吕琪（司法处长）、日本人科长山本等 4 人去 考察日本警政，同时代表他去东京看望在东京住院的汪。我们经山本联系，先在外间见到陈璧君， 陈嘱咐我们不要多说话。我们进入病房，向汪鞠躬，问“汪先生好”，他点点头。汪面色不怎么好， 可也非病入膏肓的样子，但过了不到半年他就死了。 我多次听汪身边的人说，也看到汪不抽烟，生活上相当严谨。汪伪圈子里的人都说汪有风 流野性，但实际上风流不起来。因为陈璧君看管得非常严。她安排自己的三姑六姨和一群有亲戚关 系的女孩子包围汪，除工作时间外整天和他说说笑笑，让他接触不到外边的女人。陈璧君对汪伪的 什么事都干涉，她随时掌握汪的行踪，检查汪的警卫，因为汪曾遇刺，她是吓怕了。同时她也是在 照顾的名义下全面干涉，汪心里明白，但说不出口，只能听之受之。 我感到汪活动的最大特点有两个：一是抓住国民党的旗帜不放，言必称国父，就是孙中山 如何说的，好像他的一切行动都是照孙中山的意见办的，对于没有政治信仰、没有理论修养的人有

一定诱惑力、欺骗性。二是反共，他对中共及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最仇视。言谈间对蒋个人不攻击， 说到蒋总是称蒋先生、蒋介石先生，最多是直呼其名，给人一种对蒋留有合作余地之感。 陈公博其人其事 我同陈公博接触最多，在汪伪圈里，人们传说陈有两大亲信，一是吕琪，一是我。 我同陈公博第一次个人接触是在 1940 年 5 月，我任南京伪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一次伪立 法院长陈公博主持会议，一些伪立法委员就立法院的“立法程序”是否要“三读通过”发生了争议。 我在国立北平法政大学（不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系统地学过法律，又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发言说 明，立法院的一般条例不同于国家的法律，无需三读，那样太烦琐。陈公博学过哲学，爱好文学， 但他法学是半瓶子醋。当即对我点头示意，带头鼓掌。第二天陈叫我去他办公室，称赞我是个法律 专业人才，鼓励我今后要多负责任，多做工作。 我同陈公博关系密切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陈的贴身秘书莫国康。莫是陈公开的情妇。莫在 上海有一套花园洋房，陈每星期都去。莫不漂亮，打扮也不妖娆，但长得小巧玲珑，有优雅风度。 她是北大法学院毕业，有政治野心，想借陈谋取更大权力，不是当花瓶的那种人，人称“莫委员”。 她每天早上为陈公博安排一天的公务程序，但常常和陈在办公室一谈就是半个甚至一个小时，一些 在汪伪政权有地位的人找陈也只好等。我对她就此提出：这样对和平事业、对陈先生都不好。她居 然听了，还和我说她是有学问的人，愿意和我这样有学问的人常谈谈。莫还负责帮陈看各种报纸、 杂志，每天归总一下定时向陈汇报。我又给她出了个主意，重要的应摘录整理，让秘书打字装订好 呈陈，还便于长期保存，积累资料以备后用。她接受了，陈也欣赏。我则借此取得了不少情报。从 此我和她经常同时同车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汪伪圈里不少人立即有所议论，说我同莫怎样怎样。 但我同莫保持严格的同事关系。陈在一次同我谈工作时谈到莫，我说我同莫是同学，都在陈身边搞 事业，情如兄弟姐妹。陈表示，我对部下的私生活从不干涉，你同莫委员的交往我非常了解、非常 放心，但是人言可畏，还是注意为好。从此对我更加信任。 陈对人对事与汪不同。汪处处以领导自居，不太过问具体事。陈实干，凡事打破沙锅问到 底；说干就干，忙起来，一干半夜，批文件很快，吸烟一支接一支不断。他对汪死心塌地，汪也把 他当二把手，不是当一般下属。别人，包括周佛海也承认他二把手的地位。陈谈得最多的是“一定 要在上海搞个廉洁政府，日本人现在都说蒋介石是贪污政府，我们一定要让日本人看清，我们不是 蒋介石那一套” 。当然他实际根本做不到。陈公博自己就用私人。他让莫国康的弟弟莫雅德担任清乡 委员会的封锁管理处长，管禁运毒品，收税收粮，发了大财。他用盛宣怀的侄子人称盛老三的盛文 颐，当上海禁烟局长，实际他成了鸦片专卖局长，发了大财，家里的鸟笼都是纯金的。我亲眼见过。 陈注重实干，每天早晨必去市政府，听各处处长、局长汇报，能定的事当场就决定，不拖 泥带水。陈很注意拉拢文人。他让一个黄埔一期毕业的在伪实业部当专员，让他编了一本《帝国主 义侵略中国史》 ，讲历史上英国、俄国侵华史，只字不提日本侵略中国的事。他让莫国康编了一本《陈 公博文选》，30 多万字，文章多半是关于上海建设的，莫国康拿纸型给我看过。汪伪下属的伪军头 目，都去拜会陈，那些人愿意同他打交道。但不如同周佛海亲近，因周管发饷。同陈是政治上搞关 系。像孙良城等就在饭店设盛宴，向陈汇报工作。席上有燕窝鱼翅，外国名酒应有尽有，上海大酒 家、外滩大饭庄等都去过。陈还常去时任伪上海警察局副局长卢英家。卢英家在豫园附近，是个很 大的兼具中西风格的大宅子，叫楚园。园子很大，有几十亩的草坪，栽满了名贵树木花卉。卢家还 有中西厨子，随时可以开宴。还有一些十八九岁的打扮漂亮的礼仪小姐，实际是一些妓女，端酒上

菜，吹拉弹唱都行，客人看中哪个，就可以叫过来，搂搂抱抱随便。高兴了进个房间陪睡也随便。 还有专门的抽大烟室。我就见到陈公博多次到卢家去抽大烟，与伪政府、伪军的头头谈话议事，联 络感情。陈公博的私生活对部下不隐瞒，他多次对我说： “人的私欲不能放纵，但说人没私欲不可能。” 陈公博多次说，他爱用北方人，北方人讲义气，豪爽；南方人计较太多，不好相处。上海伪政府中 北方人占多数。 陈公博笼络部下出手大方。我这个级别和处长、局长，他都给 7 到 10 根金条，还有一套洋 房（有使用权） ，再加一部小汽车。鼓励这些人生活上无后顾之忧，给他卖力效劳。部下出事他也敢 承担责任。当时，北平日本当局要抓我，但上海日本人不让，说我地位高，没证据。他们就把我太 太孙静云抓去问，企图审出口供再抓我。我立即报告陈，陈当着我的面大发雷霆，叫一个日本处长 来说，这个不符合中日关系原则，你们抓我的高级工作人员的家属，又搜他的家，太过分了！我要 求你们立即放人！结果我太太两个星期就回来了。 陈多次同我谈到同日本人打交道的感受。他从日本人那里回来后常常显出很不痛快的样子， 多次说，与日本人上层打交道能讲通道理，比较顺利，但与日本在华人员事事难办，让他们真正了 解上层的意思不容易。 1944 年汪精卫死后，根据汪生前的遗嘱和日本军方意见，陈被推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 对我说，原来就预料到这事要推到我身上，现在看来不干又不行。实际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 圈里的不少人都很消沉，陈也是。他多次对我说过：汪同日本秘密交涉伊始他就表示反对，汪离渝 出走前他再次表示反对。但汪不听。汪出走到越南，他去了，参加起草艳电。但到了香港他就不想 干了，不想再往前迈了，并劝汪也到此为止。到还都伪国民政府成立前，陈璧君找到他，流着眼泪 让他出来帮汪，说不然权都让周佛海抓去了。陈说，他是感念汪的知遇之恩，势成骑虎，只能干到 底了。陈的这些话围绕一个意思，他本不想当汉奸，是因为追随汪才落水的。 这个时期他的大烟抽得越来越多，气色也不好，脸色又黄又黑。但他并不是消极等待日本 垮台，而是企图通过代主席的地位，把汪伪各种力量，特别是伪军统一起来，由自己掌握，以便在 同重庆谈判时有本钱，努力做出一副满怀信心、龙行虎步、大步流星的样子。还与华北的齐燮元等 人也联系过，但最后效果不大。因为这时汪伪圈里弥漫着树倒猢狲散的失败预感，都在各自通过多 种渠道直接与重庆国民党拉关系、找后路，对陈只是虚与周旋，实际是不买他的账。陈这时也在到 处与重庆国民党方面拉钩，但蒋介石不太理他，他的关系没周佛海硬。 陈的夫人李励庄受过大学教育，不干涉陈的政事。她鹅蛋脸，皮肤白皙，不秀丽也不难看， 身体微胖，很稳重，不多说话，与长期居家的陈的姘妇何大小姐关系挺好。 陈有一个儿子叫陈干，陈被处决时已十八九岁，人很老实、安静。国民党元老何世祯向蒋 介石要了一笔钱，说明不算抚恤，算照顾，资助陈干去了美国。 关于周佛海 我认识周佛海是在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但没有个别接触谈过话。与周佛海接触较多 的是在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周佛海接任伪上海市长后。我第一次去他家，印象是他家吵 吵闹闹的，一进门听到他家有人正拉京胡，才知道他喜欢京戏，但没听他唱过。到客厅坐在他面前， 看得出他抽大烟很多，比陈公博还厉害，脸色黑糊糊的，很暗，无一点血色，说起话来有气无力，

像是大病未愈的样子。他对我很客气，说早就对我有很深的印象，要我给他多帮忙，有空多上他这 儿来坐坐谈谈。我一一从容应对，但我的心里很紧张，很怕被他看出破绽。每次见他说什么，怎么 说，他问什么，我怎么答，都反反复复考虑过，与我见汪精卫、陈公博时感觉不同。因为他是搞特 工的，76 号特工总部、伪税警团都是他抓的。我总觉得他有很阴险的一面，随时随地在算计人，像 个职业刽子手，看人总是看脖子，看怎么下刀砍起来方便。 这时德意日轴心集团败局已定，日本也快垮了。从后来发表的日记看，周心里也惶惶然如 丧家犬，但当时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他谈起时局来充满信心，隐隐约约给人一种印象，他早已 与重庆当局勾结好，将来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他说：既然让他负责，他就要实行他的主张。他还说 以往国民党在京沪没干什么好事，吏治不好，社会秩序不好，作风不好，不得民心，他在沦陷区就 要做好事。他还谈到自己的部下，谁好，谁不好；他特别称赞当时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兼上海警 察局局长的罗君强忠心耿耿，意思是让人都像罗君强那样绝对忠于他。 周佛海这时绝对揽权，他主持伪行政院，亲自抓财政部、中央储备银行、经济委员会，当 上海市长还兼保安司令，直接控制伪税警团、上海市保安队与警察、伪军第十二军及浙江保安队等 武装力量，显然，他把这些都当作向蒋介石邀功的筹码，想稳住局面，把上海、南京完整地交给蒋， 立上一功。 周佛海喜欢用南方人，虽然他没有公开说，这是他用行动表示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像在上 海伪警察局当科长的彭寿、程克强等都是人所共知重庆的人，都是南方人。他给他们安排了住房、 办公室，还设立电话专与重庆联络，他们昂然出入伪政府各部门。 后来几次见周佛海，汇报工作后，周佛海讲，他搞和平运动，跟汪精卫干是经陈布雷同意 的。他说他是根据汪的意图，在同日本人的多次谈判中力争，才争取到还都、建国的一些条件。常 常是汪精卫已经泄气了，他还在积极争取。他还说，汪精卫用他，但还用得不够，如果全照他的主 张办，和平运动可能发挥的缓冲作用更大一些，更能减少中日冲突，减少给中国造成的损失。 周佛海生活很腐化，特别好色。他与上海的一个女作家有关系，还有一个唱花旦绰号“小 玲珑”的年轻女戏子，还有其他的。他老婆杨淑慧以前对他有恩，对他管得很严，但管不住他。汪 伪圈里常常有花边新闻。 周佛海很爱记日记，他对我说过，他每天再忙也要写日记。实在不能记，以后也要补上。 以后他死了，可从日记了解他的真实情况。他说他对得起任何人，此心可鉴天日。 周佛海的长子叫周幼海，是杨淑慧生的。周幼海与周佛海的矛盾先由家庭引起，就是他站 在母亲一边，反对周佛海在外胡搞。逐渐分歧扩大到政治上。周幼海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受张执一 领导，与周佛海分道扬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周佛海毫无办法。

被虱子吞噬的女人 吴小东 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 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 1984 年 8 月到 1988 年 3 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 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张爱玲搬家次数达 180 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 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 “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 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 ”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 高也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 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栖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 1991 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 “橱柜一格一罐”。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17 岁时，张爱玲就说过：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 ”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 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 生。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 魂中蛰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 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 后一搏；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 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 ，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 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 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比她笔下的人物还要剧烈和悲惨。 张爱玲有一句坦率得近乎“无耻”的名言： “出名要趁早。”那是 1944 年，有人劝她不要在 当时上海一些与日军和汪伪政权有染的刊物发表小说，她的回答是： “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 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1944 年是什么年头？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蜗居于西南，有的做学术积累， 有的投身抗战宣传，有的默默写作，连张爱玲所崇拜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寄寓重庆，在作品中显 示出抗战倾向。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 ，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 止” ，直到 1947 年《围城》才出版。而张爱玲却迫不及待地要“出名”，而且理直气壮，洋洋自得。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 但名气总归有了” 。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

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 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 1949 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3 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 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 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 ，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 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 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 《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不久，1955 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 29 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而赖雅却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的 坏话，捷克共产党领袖是他的好友。有人会说，婚恋是婚恋，写作是写作，但联系张爱玲前夫胡兰 成的汉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 产党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 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既然写反共小说可以赚钱，那就写吧，反正天高 皇帝远，共产党也管不到这里；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又那么有号召力，人也不坏， 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 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中共术语研究，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当年中共言论中的新名词，这不免令人匪 夷所思。一边是《红楼梦魇》 ，一边是中共术语，也许只有张爱玲才能在生命中书写出这样的“传奇” 。 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没有政治敏感，但 1945 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 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一个人迫不得已时可能会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张爱玲这个地步，也真够可怜的 了。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不用说是一场孽缘。胡兰成是够下作的了，与张爱玲结婚不到半 年，就在武汉与一个姓周的护士如胶似漆；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质问，他又已经与一个叫范秀美的当 地女子同居。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胡 兰成？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 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 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出人头地，尽享浮生的繁华与荣耀，只不过胡兰成确实更下贱一些。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 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 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 20 世纪 40 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 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 ，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 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胡兰成、张爱玲都是如此。而一 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 张爱玲孤傲又软弱，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自己关 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她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 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 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 而又害怕” ，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 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体视若不见。 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母亲 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父母长期不和，终于离异。后来父亲续娶，张爱玲与父亲、继母关系 更为紧张。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而继母诬陷张爱玲 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 “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 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 个月，由巡警看管，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 照她想， “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 “希望 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 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心理上不发生一些畸变， 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在心里筑起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 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 ，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 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 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与此有关。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 是适合的。但海明威的话只说了一半。如果一个作家成年后，仍不能逐渐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 格缺陷，这种不幸则可能将作家毁掉。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完成这种超越。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 子，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她与胡兰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闪闪的恋爱， 怎不让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苏？当她在枯寂荒凉的公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怎不 让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在生命中的最后 20 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 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 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 23 年里，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 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 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 4 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 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 年 9 月 8 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7 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 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

凋零。我常常想，张爱玲弥留之际，有没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懒得去擦腮上的一 滴清泪？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示给世人看，但她 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 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 ”一位外国作家如是说。但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 袭华美的衣袍” ，这衣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晋王朝的奢华 wytitrwity 公元 280 年，晋国开国皇帝司马炎指挥二十万雄师南下长江，向割据江东的吴国发起了最 后的总攻。陆军总司令杜预统率的野战军势如破竹，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长江北岸，没费多大气 力就把前来迎战的吴国主力兵团打得全军覆没。水军司令王浚统率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出长江 三峡，顺水行舟，在江碛要塞用火船焚毁了封锁江面的“千寻铁锁”，吴国自号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 灰飞烟灭。 吴国末代皇帝孙皓在石头城上看到江面上千艘战舰耀武扬威，听到甲板上的水兵擂响的震 天战鼓，自己的迫害狂症奇迹般痊愈，和平时代勇于杀人的胆量飞到爪哇国去了。在骂了一通部下 贪生怕死和说了几句除了给自己壮胆外没一点用处的狠话后，虐待狂皇帝命令外交部长在城上竖起 了降旗，称雄江南近 80 年的孙氏政权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上世纪甲子年（184 年）黄巾义军在全国各地揭竿而起开始，到吴国“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噩梦连环的中华帝国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动荡后重归一统，一个光辉的时 代在不远的前方向中国人深情挥手。新时代的开创者司马炎踌躇满志，在这一年有充分的理由处于 感觉上的最佳状态。他开创的伟业惊天动地，在历史上只有嬴政、刘邦和刘秀等区区三人可与之相 比，但他的业绩似乎闪耀着更明亮的光辉。 司马炎出身高贵，龙准高耸，两手过膝，是妙龄女郎爱得喷血的标准美男子。刘邦出身市 井流氓，刘秀出道前干什么虽不可考，但肯定也不是什么体面职业，否则官修史书一定会大书特书， 八成也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农夫！二人相貌中平，和丰神俊秀的司马炎没有可比性。嬴政的出身和人 品虽和司马炎不相上下，但嬴政统一中国大小百余战，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司马炎则在一年之内一 战定天下！由此可见，司马炎似乎是前无古人且极有可能后无来者的伟大帝王，当时的各种迹象也 表明他会领导饱经苦难的中国人再造辉煌，他的王朝也会光芒万丈千秋万岁。 和刘邦、刘秀相比，司马炎确然有更多似乎“高明”的见识。二刘在辛苦得天下后，仍然 没一刻放松过，终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认为打天下不易守天下更难，有生之年一直不肯放开身心 享受一下。 刘邦在当上皇帝后仍亲冒矢石，讨陈，战英布，远征匈奴，征匈奴时差一点饿死，讨英布

时胸部中了一箭，最后就因箭伤复发提前见了上帝。刘秀得天下后仍勤奋自律，食无厚味，不好女 色，裁减冗官，减税减负，与民休息。二刘在天下大定后并非没条件享受，或者没有享受的嗜好， 而是二人有更为深远的智慧，对创立的王朝和自己的家族有强大的责任心，力求在有生之年尽心竭 力加固王朝的根基，尽可能消除王朝内外的不安定因素，使辛苦打下的江山能够延续尽可能长一点 的时间。 司马炎不愧是空前绝后的开国帝王，在创立统一中国的惊天伟业后应该干什么，此君与前 辈有截然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天下一统，四境无敌，身为国家元首的他不用自寻烦恼，没事找事， 应该尽可能地利用眼前的优越条件愉悦身心，享受生活。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时光稍纵即逝，不 趁人生盛年及时行乐，等到“白了壮年头”，再想找快乐就力不从心了„„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享受生活的最好方式就是“醇酒和美女”，深谙享受之道的司马炎对这 两样“物事”也特舍得下工夫。晋国大军征服吴国后，司马炎对江南的户口钱粮的兴趣远远小于对 吴宫馆娃的兴趣。按常理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后，第一要务就是统计户口、澄清吏治和恢复社 会治安，可司马炎的第一要务就是敕令军卒在江南朝野搜罗美女。除了把供孙皓淫乐的宫女全数运 往洛阳皇宫外，还在民间强抢了一大批美女北上“候选” 。 司马炎的宫女一下子膨胀到一万多人！就算他夜夜帏帐不虚，一天换一个女人，也得三十 年才能遍施雨露。就算司马炎是金刚不坏之身，能够在床上连续作战三十年，轮到后面的宫女见驾 时已成老太婆了！因为宫女太多，司马炎眼花缭乱，每天退朝后发愁晚上去哪里睡觉。一个善于逢 迎的太监想出了一个歪点子，建议皇帝每日散朝后乘着羊车，随意游历宫苑，既没有一定去处，也 没有一定栖止，羊车停住哪个宫女门前，就赏那位宫女“一夜情” 。 有位宫女为了早一天献身皇帝，情急之下想出了一条妙计：在门户上插上竹叶，地上洒上 盐汁，引逗羊车停驻。羊喜吃竹叶食盐，走到门口自然停下来一饱口福。宫女遂出迎御驾，把司马 炎弄上床全身心侍候。司马炎乐得随缘就分，就和这位宫女相拥而眠。没几天宫女的妙计露了馅， 其他宫女纷纷仿效，于是皇宫户户插竹，处处洒盐„„ 至于吃喝玩乐，变着法子寻开心，司马炎更是花钱如流水，把纳税人的钱不当一回事，常 常在吃过山珍海味喝够琼浆玉液后身心俱泰，以至忘了当天是什么日子。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开国皇 帝在一统天下之后，因为纳税人增多，很自然就会想到减税以收买民心。司马炎灭吴后纳税人增加 了一倍，可他不但没减税，还想尽花样向老百姓要钱，甚至把官帽子拿去卖钱„„ 说句公道话，司马炎除了恣情纵欲，贪图享乐，对国家民族没有长远的责任心外，他本人 的品格倒不失大度厚道，像亡国之君刘禅、孙皓，前代末帝曹奂，从皇帝宝座走下来后几乎都没受 到什么迫害，好酒好肉安享余生。对于直言敢谏的臣子，武帝虽不能采纳其言，但也不因对方当众 驳自己的面子而恼羞成怒。太康三年（282 年），司马炎在南郊祭祀上天和列祖列宗后，自我感觉特 好，随口问身边陪同的司法部长刘毅： “朕与汉朝诸帝相比，可与谁齐名啊？”吃了豹子胆的刘毅居 然不领情，给了皇帝一个软钉子： “汉灵帝、汉桓帝。” 众所周知，桓、灵二帝就是昏愦无能、开创中国卖官鬻爵先风的酒肉皇帝，东汉的铁桶江 山就是断送在这两人手里。刘毅把一统天下、自诩英雄盖世的开国皇帝比成这两个现世宝，司马炎 的震惊和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也仅仅是震惊而已，没有像别的昏暴帝王一样给对方脖子赏一刀， 而是问：“怎么把朕与这两个昏君相比？”刘毅回答说：“桓、灵二帝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

私门，以此言之，还不如桓、灵二帝。”司马炎闻言大笑，“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 显然比两人强些。 ”由此可见司马炎的明白和宽容。 一个明白宽容的皇帝按理应该能够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守成英主，但贪图享受和没有责任心 抵消了司马炎的优点，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昏愦荒唐的开国之君（分裂时期那些割据一方的小国 皇帝除外） 。对于一个平民百姓来说，好享受和不负责也许谈不上十恶不赦，但对于一个权力人物尤 其是国家元首来说，这两个缺陷则是不可饶恕的，对国家民族的危害甚至超过昏庸和残暴。 国家元首司马炎奢华成这个样子，就不愁官僚队伍不竞相效尤。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的 王朝在开创之初，都有相当旺盛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君民臣子群策群力，生龙活虎一样，为王朝 的长治久安打下深厚的根基。也许只有晋国是个例外，司马炎君臣在天下大定后，也像其他开国王 朝一样精力充沛充满活力，所不同的是晋国的权力人物不是把富余的精力用于开疆拓土和励精图治， 而是用于骄奢淫逸和追求享受上。这里有必要再现几幕晋国立国之初豪奢淫逸的画面： 晋武帝统治中后期，国家无事，文恬武嬉，奢侈无度，宰相何曾每日三餐饭最少要花费一 万钱，还愁没有可吃的菜，以至经常无处下筷子。以当时的购买力，一万钱相当于一千个平民百姓 一个月的伙食费，何曾奢侈的程度简直荒唐得令人喷血！ 有其父必有其子，何曾的儿子何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不学无术的草包大少“食之必 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 ，每日的伙食费是乃父的两倍。有司马炎、何曾之流的高官显宦 在上面垂范，晋国的各级官吏不再把安邦治国济世安民当回事，而是把全部精力用于追逐纸醉金迷、 竞相斗富的荒唐生活。 谈到晋国的奢华浪费不能不提到石崇，他与国舅王恺斗富的故事家喻户晓。 石崇是晋国的超级富豪，他在荆州州长任上，指使治安部队假扮强盗，靠打劫富商大贾的 血腥勾当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政府官员强抢豪夺居然无人过问，由此可以想见晋国吏治腐败到了 何种地步！石崇当强盗致富后，用赃款行贿上司，得以入京做官，加入了坐在办公室贪污受贿的官 僚队伍，积下了更大的家当，成为晋国的超级大款。他在京城建造了豪华的居室，仅姬妾就有一百 多个，每人头上和手上金光闪烁，佩戴的首饰价值连城。石崇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达官贵人公子哥儿 吃喝嫖赌，流连声色，拿赃款赌明天„„ 王恺是司马炎的舅父，靠裙带关系贪污受贿积下亿万家私。此翁的官职和社会地位比石崇 高，听到石崇的豪富水准后心理很不平衡，在百姓饥寒交迫的岁月竟意想天开地和下级暴发户斗起 富来。石崇是名副其实的土肥佬，丝毫也意识不到和国舅斗富的后果，居然很自信地接受了挑战。 两人斗富从厨房开始：王恺用麦芽糖涮锅，石崇用蜡烛当柴烧；然后赌到了路上：王恺在四十里的 路面用绸缎作帷幕，石崇针锋相对地把五十里道路围成锦绣长廊；最后又回到房子上赌：王恺用花 椒面泥房子，石崇则用赤石脂作涂料„„ 王恺屡斗屡败，情急之下想起了最后的一张王牌，便入宫晋见外甥司马炎，祈求皇帝助他 一臂之力。司马炎如果有帝王之风，就应该劝舅父即刻停止这种变态行为，然后在全国整治奢靡浪 费的邪风。可司马炎居然满口答应，从府库里拿出西域某国进贡的一株价值连城的珊瑚树，高约二 尺左右，命舅父拿去斗败石崇。

王恺得此皇家奇珍后，自信心一瞬间增长十倍，扬扬自得地拿着珊瑚树去石崇面前炫耀。 石崇的回答是不发一言返身回屋，返回时手里多了一柄铁如意。王恺心想这家伙八成是嫉妒得发疯 了，铁如意能值几个小钱？和珊瑚树有可比性吗？王恺正在纳闷，不提防铁如意向珊瑚树砸下来。 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皇家奇珍碎成数段„„ 王恺看到自己的王牌宝物毁于一旦，当即气冲牛斗，要和石崇玩命。石崇的反应是从容一 笑，说了声： “区区薄物，值得发那么大的火吗？我赔你损失还不成吗？”转身命令贴身秘书取出家 藏珊瑚树任王恺挑选。秘书捧出的珊瑚树有几十株，高大的约三四尺，次等的约两三尺，似王恺所 示的珊瑚树要算最次等的。石崇指着珊瑚树对王恺说：“君欲取偿，任君自择。”事到如此，王恺只 好认输，两只脚抹油走人，连击碎的珊瑚树也不要了。 石崇既然富可敌国，来他家寻开心、打秋风和献殷勤的宾客络绎不绝。石崇也经常在家举 办豪华宴会，宴请晋国的达官显贵和文人墨客。每逢大宴宾客，石崇就安排美女在座上劝酒，就像 今天的贪官土肥佬在酒店要小姐陪酒一样。所不同的是：宾客有饮酒不尽兴者，当即命令家庭保安 杀掉劝酒的美女！有同情心但不胜酒力的宾客为了让美女活命，只好过量饮酒，以致当庭酩酊大醉。 王导（东晋宰相）和王敦（东晋大将军）两兄弟曾共赴石崇的宴会。王导酒力很浅，因为 怕劝酒的美女被杀只好强饮数杯，当场醉倒在席上。王敦酒量很大，但此公心肠硬且好恶作剧，任 凭美女流泪劝酒也不肯喝一口。三位美女霎时失去俊美头颅，可王敦仍不动声色，依旧滴酒不沾， 结果又一个美女拉出去了，一分钟后传来一声惨叫。王导责备兄弟无恻隐之心，王敦回答说： “彼杀 自家人，关我何事？” 宾客吃饱喝足后上“洗手间” ，发现男厕所内居然有十多个玉骨冰肌的少女袒胸露臂，每人 手里捧着一个托盘，第一个托盘盛着锦衣华服，供客人更衣用；第二个托盘盛着沉香兰麝等名贵香 料；第三个托盘盛着高级洗漱用品；第四个托盘盛着高级护肤化妆品„„进去的宾客都得脱下旧衣 换上新衣才能去蹲位大小便。大多数宾客不好意思在少女面前赤身裸体，只好憋着退出去。王敦与 众不同，进去后当着美女的面脱得一丝不挂，慢吞吞地换上新衣，美女们看见他那不安分的下身皆 红着脸转过头去„„ 石崇只是晋国的一个中级官僚（散骑常侍） ，就如此狂乱纵欲变态浪费，部长宰相级的高级 官员就更不用说了，何曾父子和王济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司马炎有次去王济家蹭饭，席上的一盘乳猪味道极其鲜美。皇帝在吃了个酣畅淋漓之后大 大地称赞了一番厨师的手艺，又讨教个中秘诀。王济告诉皇帝，他家用于做菜的小猪全用人奶喂养， 因此肉味鲜嫩异常！王济喜好跑马，那时首都人多地贵，他看上了一块地价最贵地段，就把跑马场 那样大的一块地用钱币铺满，把这块地买下了。 „„ 西晋初年，国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长期分裂动荡后重归统一。根据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 分的传统理念，这次的统一和安定应该是长期的。秦朝灭亡后只经过五年短暂的分裂就迎来西汉两 个世纪的长期统一。西汉覆亡后天下也只扰乱纷争了几年，随后就是东汉近两百年的承平盛世。晋 国前期是一个世纪的长期分裂，按理接下来的太平盛世应该能延续比两汉更长的时间。因此晋国上 自皇帝宰相，下至平民平姓，都天真地认为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已经到来，谁都相信明天会更好；

谁也不去为未来担心。 因为没有必要的忧患意识，帝国臣民对国家、民族和家庭的责任感日益淡漠，社会享乐主 义滋长，朝野上下物欲横流，每个人都在花样翻新地找刺激寻开心。只有极少数智慧人士看到了潜 在的危机，车骑司马傅咸就一再上书皇帝借古论今，指出荒淫奢华的危害，建议司马炎在全社会惩 治浪费，倡导节俭。但拥有超人智慧的人总是寂寞的，他的话皇帝听不进去，臣民百姓也认定他在 自找苦吃，放着眼前的福不享分明有自虐倾向。 除了极少数的仁人志士外，个别达官贵人在花天酒地时也能对时局保持清醒的认识。宰相 何曾有一次告诉他的儿子说： “国家刚刚创业，应该朝气蓬勃，才是正理。可是我每次参加御前会议 或御前宴会，从没有听到谈过一句跟国家有关的话，只是谈些日常琐事。这不是好现象，你们或许 可以幸免，孙儿辈恐怕逃不脱灾难。 ”何曾虽然拥有清醒的头脑，但他缺少人类的高贵情操和崇高的 理想责任心，不是从自己做起，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阻止这种全社会的堕落倾向，而是认为一个人的 力量改变不了社会，不去作任何改变社会的努力，一边发着高论，一边一餐吃掉一万钱。 奢侈之害，大于天灾。富得流油的晋国在经历了短短十年的安定之后兵戈再起，司马家族 各位酒肉政客为了争夺更大的享受特权，开始了一轮又一轮敌对复仇式的自相残杀。全国各地相继 变为战场，田园荒芜，山河破碎，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从不相信还会再度挨饿的国人陷入了可 怕的饥饿之中，人吃人的惨剧从一个地方延续到另一个地方。在强权就是真理的乱世，达官显贵和 超级富豪无法安心享受自己的财富，他们很自然成为军阀和饥民掠夺抢劫的目标，不但不能保住自 己的家产，绝大多数连脑袋也搭进去了。 奴隶出身的石勒在饥饿中成长，他聚集了一大批饥民在自己身边，拿起各式各样的杀人武 器向疯狂享乐的官僚富人发动了野蛮的复仇战争。那些只知纵欲找刺激的“玩字号政客”在醉生梦 死之后，蓦然发现自己的脖子架上了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如花似玉的妻子女儿被那些平时连正眼也 不瞧一下的下三烂搂在怀里„„ 304 年，连晋国的首都洛阳也发生了可怕的饥荒，昔日用人奶喂猪的超级富豪们也落到了 吃上顿没下顿的地步，最后连每天一餐饭也保证不了。为了不被饿死，晋国的高干、官商、暴发户 只好跟在十万禁卫军后面离开洛阳，南下去较为安定的江南找饭吃。但去路被饿得不要命的饥民武 装阻断了，只好左转九十度向山东进发，在苦县（河南鹿邑）落入了石勒奴隶军团设置的口袋。包 括宰相王衍在内的所有“玩字号富豪”全被残酷地杀死。他们的妻子女儿则被不识字的野蛮人丢到 了床上„„ 最后的时刻到来时，首都成了人吃人的孤岛。龟缩在深宫的皇帝司马炽在饿了几天之后， 被迫和留守的若干高级官员及其眷属出城找饭吃。这支超级富豪队伍步行到昔日最繁华的铜驼大街 时，街上已长满荒草，饥饿的群众向他们攻击。司马炽大声喊叫自己是尊贵的皇帝，饥民的攻击却 更加猛烈，因为他们可能是想皇帝的肉肯定更嫩更肥。司马炽到底没能走出那条大街，只好退回皇 宫坐以待毙。 当初这些超级富豪在拼命“玩儿” “找乐子”时，一定没有想到今天会落到连粗茶淡饭也吃 不上的地步。 晋国的一等富豪石崇的结局更具讽刺性，这个靠抢劫起家的官僚，最后也撞上了被大官抢

劫的恶运。不但全部财富遭抢，连全家的脑袋也给抢走了。石崇的豪富排名第一，因此也比其他超 级富豪抢先一步掉了脑袋。他的财富令许多人眼红，尤其是令权力人物眼红，权势比他大的人无疑 都想把他的财富攫为己有。 赵王司马伦当政时，军阀孙秀看上了石崇的女人和财产，就给石崇安上一个莫须有的谋反 罪名，带领军队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他的家，把他的财产和女人全部抢走了。孙秀还嫌不过瘾，又 回过头来把石崇全家几十口男女全部押往东市刑场，在每人的脖子上砍了一刀。 石崇被宪兵逮捕时，居然以为是他的爱妾绿珠惹的祸，孙秀只是看上了他的女人。现在女 人都归孙秀了，孙秀应该满意了，随后就会发还他的家产了，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杀头，更没想到 会“诛三族” 。他自以为满朝文武都上他家做过客，他的人缘很好，那些人会为他鸣冤，孙秀就是吃 了豹子胆也不敢杀他！丝毫也想不到来他家做客的官僚都从心里嫉恨他。可见石崇的智商实在低得 有点可怜，如此低智的人居然是晋国的一等富豪，由此可见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和能力并不总是成正 比的，在政治不修明的世道甚至成反比。 值得一提的是：西晋王朝是中国美男子高产的时代，上流社会人士一个个风流倜傥神采飞 扬，历史上有记录的美男子大多出生在那个时代。且不说众所周知的潘安，让最贞洁的女人也忍不 住想红杏出墙；甚而卫玠出门时，洛阳城万人空巷，他走过的地方人山人海，不过都是女人。结果 这个奶油小生活活被女人“看死”了。有讽刺意味的是：美男子组成的国家居然是最奢侈最荒唐也 最快灭亡的国家，可见男人的“美”着实不怎么可靠，金玉其外的男人往往败絮其中。 富得流油的晋国就这样在奢华淫乐的浊流中过早地毁灭了。司马家族的漏网之鱼琅琊王司 马睿在长江以南建立了流亡政府，为文明的汉民族提供了一处避难所。我们应该感谢司马睿，他建 立的东晋政权使汉文明能够在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浪潮中苟延残喘，保留了汉文明日后东山再起的 资本。否则汉文明极有可能像同时代的西罗马文明一样亡于蛮族之手，中国将四分五裂，且永远丧 失了重新统一的机会。

王安石变法：帮了腐败的忙 易中天 公元 1067 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农历正月，36 岁的宋英宗病 逝，20 岁的皇太子赵顼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 108 年，算是步入中年，而 新皇帝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当时，宋朝已经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 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大幅度增长，开支也大幅度增长。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 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财政岂能不成问题？

与此相反，行政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小。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 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暮气沉沉的局面。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 ， 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 。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 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 他曾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可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王安石明白，改革时机未到。 于是，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并种他的“试验田” 。在王安石看 来，做什么官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宁肯在地方上 做一个能做事的小官。 王安石“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 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 。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这样一来，当王安石 官至宰相，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就说免役法，它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钱粮）以外 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以其劳力 代之。但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 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也实在太多。麻烦在于， “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人有贫 富强弱之不一” ，因此，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 身上。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 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 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社会上的闲散无业人员找 到了差事。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在变法期间， 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王安石最后背着扰 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 那么，变法的结局为什么会是这样？ 原来，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 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 “天变不 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 在他看来，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 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王安石怎么也想不到他搞的改革帮了腐败的忙！

比如青苗法。其实，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一年当中， 农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 。于是那些有钱有粮 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 是一种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担保，是一种“抵押贷款”。当然， 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了。 而青苗法，就是由国家替代富户来发放这种“抵押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 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为低。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免除 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也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 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 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 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 有些地方利息还要高。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富户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后来向官府 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道道手续，都要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 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 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 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更是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 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 。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 市易法也一样。熙宁五年（1072 年），一个名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 无常价，富户奸商便趁机进行控制，牟取暴利，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因此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 司”来管理市场，物价低时增价收购，物价高时减价出售，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具体办法，是由 朝廷设立“市易司” ，控制商业贸易。这个办法，是动用国家力量来平抑物价。当然“市易司”也不 是专做亏本生意，也是要赢利的，只不过并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说富户奸商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 出， “市易司”则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赢利虽不算多，也能充盈国库。 但这样一来，所谓“市易司”就变成了一家最大的“国营企业”，而且是“垄断企业”了。 我们现在知道，政府部门办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政府部 门办企业，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结果自然只能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事实上所谓“市易司” ，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商 品，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 中渔利，中饱私囊。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 都不做。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办学， 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 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所始料未及的。

豆腐渣战舰坏事 ——忽必烈两次出征日本失败 朱 翔 日本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奇故事：“神风”在元朝时期曾两度施威摧毁蒙古入侵者的船舰， 将日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 的活动。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否定了这个传奇故事。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 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船体设计是导致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 公元 1274 年，忽必烈第一次远征日本，遇上台风，日本人称是“神风”救了他们。 历史记载，元至元十一年（1274 年），元世祖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 茶立，以 900 艘战船，1.5 万名士兵，远征日本。元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很多辉煌战果。 井上靖这样记载：蒙古于“公元 1274 年 10 月初，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 松浦郡„„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 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两百余只，所余元军撤退， 日本才免于难。 ” 台风乍起之时，当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 撞而倾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 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 1.35 万人。日本史书则 称之为“文水之役” 。 第二天即 10 月 22 日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 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 展开了大规模拜神活动，称为“神风” 。 至元十八年（1281 年），忽必烈第二次东征日本，两个月之后，又是一场巨大的台风让元 军惨败。 当时，忽必烈“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附军 10 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 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 4 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

船 900 艘，从庆元、定海启航” 。高丽国王为元朝“提供了 1 万军队，1500 名水手，900 只船和大批 粮食” 。然而，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 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东征元军进行激烈战斗。 元军因内部高丽、汉、蒙古统帅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 “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 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双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没有看到胜利的希望。 两个月之后，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库树海岸，蒙古军再次企图撤入海上，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 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 人屠杀或溺死。 ”汉文史料也记载，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 ，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 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 。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美国考古学家对打捞上来的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蒙古战舰粗制滥造，质量 低劣。 虽然，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那两场日本沿海台风的记载，然而根据现存证据， 研究人员并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美国得 克萨斯州农业机械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 1981 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 700 多块蒙 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 佐佐木表示： “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 这说明，这些肋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 ” 据汉文史料记载，至元十一年（1274 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 900 艘，其中大舰 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 300 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300 艘，汲水小船 300 艘， 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六月，900 艘军舰完工。 当时，造船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 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对于造 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 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 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元十八年（1281 年），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平底河船，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水 密隔舱设计，而此种战舰的结构并不适于航海作战。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 相通的一个一个舱区，舱数一般为 8 或 13 个。它大约发明于唐代，宋以后被普遍采用。虽然该结构 便于船上分舱，有利于元军在航海途中进行军需品的管理和装卸，但是舱板结构取代了加设肋骨的 工艺，简化了主体结构，削弱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佐佐木指出：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高岛 附近海域发现 V 字形远洋船的龙骨，我们可以想象那种为内河航运而设计的船遭遇海中大风浪时将 会出现何种混乱的情形。 ” 佐佐木还发现：战舰残骸的碎片没有一块超过 3 米，大多数碎片都在 10 厘米到 1 米之间。 他据此推测，蒙古战船可能采用了类似新安古船的一种“鱼鳞式”船壳结构形式。其船壳板之间不 是平接，而是搭接的。这种结构在巨浪的拍击之下容易碎裂。佐佐木表示，对沉船遗址的现有研究

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够借助声呐和雷达，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蒙古的造船技艺，进而破解沉 船真相。 还有研究认为，除了舰队拖后腿之外，蒙古人的后勤和装备也比不上日本人。 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 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军队的给养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 可是在这两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不可能有 平民供他们掠夺。 此外，日本人的武器也优于蒙古人。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战刀 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马 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光花纹钢)、马来钢(焊接花纹钢)。中国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 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那样出色。日本除了具有好钢之外，其战刀的优良性能还来自其 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使得普通民众都可拥有一把好刀，而蒙古军队使用的 质量较差的镔铁刀，很多大刀在对砍时刀刃卷曲。 在两次战争中的八年间隙期间，日本人似乎还改进了他们的弓箭。第二次入侵时，蒙古人 发现日本人使用的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已与蒙古强弓不相上下。从保留至今的图 画看，日本人的长弓与当时最先进的英格兰长弓有几分相似，长约 1.5 米。由于日本人本来就很矮 小，画面上的日本弓箭手看上去就好像比他们所持的弓还短。

朱元璋何须除去“小明王” 杨 军 后人论史，每提及“小明王”韩林儿之死，大多认定是朱元璋下的毒手，似乎已成定论。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韩林儿应朱元璋之请南下，途中舟覆而死。在《明史》中多处有相关 记载，如《明史·韩林儿传》说：“太祖命廖永忠迎林儿归应天，至瓜步，覆舟沉于江。”联系朱元 璋后来大肆屠戮功臣的毒辣和残忍，如此推论看来也顺理成章，夏《明通鉴》就是如是判断的。 朱元璋出自郭子兴麾下，自属红巾一系，名义上确算韩林儿部下。不过天下大乱之际，群 雄并起，“众各数万，并置将帅，杀吏，侵略郡县”，称王称帝者有徐寿辉、张士诚、赵均用等，不 乏其人，这种名分上的归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元至正十五年（1355 年），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 国号宋，建元龙凤。“檄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张天、太祖为左右副元帅。太祖慨然曰：‘大丈夫宁 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然念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 （《明史·太祖本纪》 ） 当时郭子兴已死，正是朱元璋自立门户、独自打天下的开始，此举无非留一条避免将来可能孤军作 战的后路而已，是一种战略上的考虑。十二年来，朱元璋并没有对韩林儿称臣，也更不曾依仗过他， 除了共用一个“龙凤”年号，二者不过遥遥有政治上的呼应而已，连军事上的同盟都谈不到。当然， 客观而言，也正因为刘福通“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让元朝疲于应对，才给 了朱元璋壮大实力、从容平定东南的机会。

乱世有乱世的生存方式，依附归属完全处于利益上的考虑或政治上的便宜。朱元璋势力强 盛之后，元帝也遣使招安，只不过朱元璋未曾表态而已。其他如陈友谅出自弥勒教，该算徐寿辉的 臣下，也打徐寿辉的旗号，但徐兵败来投，他即杀之，兼并其部。张士诚、方国珍对元时叛时服， 尽管曾被封为太尉和行省左丞相这样的高官，一看局势改变就变卦。至于年号，那更是有如城头变 幻大王旗，韩林儿称“龙凤” （宋） ，徐寿辉号“天完”，张士诚建“天佑” （大周） ，陈友谅立“大义” （汉） ，一般人等谁会在意这个？和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这些军阀的反复无常相比，尽管有足够 的资本，不过基于政治上的低调，朱元璋能把“龙凤”这个空招牌扛了十二年，算比较有始终的一 个了。 正当朱元璋稳扎稳打，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曾经风光一时的韩宋却是江河日下。刘福通 胃口太大，又是北伐，又是西进，有一路人马甚至横扫辽东，一直打到了高丽。然兵力分散之后“兵 虽盛，威令不行。数攻下城邑，元兵亦数从其后复之，不能守” 。被元军反击之后，连根据地都难保 了。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张士诚遣部将吕珍来袭，围攻安丰，刘福通已是势单力孤，岌岌 可危，只得向朱元璋求援。其实朱元璋要摆脱这个空头上司，坐而不救是最佳策略，但朱元璋却不 顾刘伯温劝阻，执意援救， “太祖曰： ‘安丰破则士诚益强。 ’遂亲帅师往救，而珍已入城杀福通。太 祖击走珍，以林儿归，居之滁州。 ” （ 《明史·韩林儿传》） 朱元璋此举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因为从至正二十年（1360 年），刘福通部就或败或 乱或降，已经显示出唯能自保、无力逐鹿的颓势了，任其自生自灭不会对朱元璋产生太大的影响， 而当时朱元璋最大的劲敌并非张士诚，而是陈友谅。 “安丰破则士诚益强”这个理由有点勉强，事后 朱元璋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 “先是，太祖救安丰，刘基谏不听。至是谓基曰： ‘我不当有安丰之行。 使友谅乘虚直捣应天，大事去矣。乃顿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谅亡，天下不难定也。’”（《明史·太 祖本纪》 ）若非当时陈友谅战略失策，也许争霸天下的局面还会延续更长时间。不过，这种为义所使、 不避利害的举动说明朱元璋的江湖豪气尚在，还未被赤裸裸的利己思维和功利权术意识完全湮灭。 成功者必有非凡之处，朱元璋能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成为逐鹿天下的人物，继而成为时 代风云际会的宠儿，不会仅仅是一种历史巧合。朱元璋和同时代的众多枭雄相比，更少以个人名利 为出发点进行冒险的政治赌博；其能力、信念、人格更禁得起乱世考验。因而更具众望所归的个人 魅力，能整合出一个同心同德、令将士用命的集团。这是如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辈做不到的， 此类枭雄虽熟谙厚黑学，能横行一时，但完全拘于眼前利益和个人虚荣，最终不免众叛亲离，难成 大业。 刘福通既亡，韩林儿则只是一个普通人，只会慢慢被人淡忘。既无政治上的影响力，更谈 不上军事上的号召力，战乱之后，教众各奔东西，或各自有所归属，也已丧失了宗教上的凝聚力。 何况这个“张无忌”既没有绝顶武功，身边更无高手环绕。“林儿本起盗贼，无大志，又听命福通， 徒拥虚名”。那时的朱元璋，方国珍降后“授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不之官”。尚且能容，这样的一个 韩林儿，随时可以让他“禅让” ，所以在这个时候除去他，既无必要，也毫无意义。至正二十五年（1365 年），陈友谅败亡，朱元璋进吴王位，又两年，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相继败服，朱元璋即帝位， 这一切都顺势而行，如同水到渠成。 关于韩林儿之死，据《明史·廖永忠传》，“初，韩林儿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 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谕诸将曰： ‘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 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此举真如朱元璋所言，是廖永忠为邀功的擅自行

动吗？可能性应该大于出自朱元璋的授意，因为除了廖永忠，连同赵庸兄弟“后亦有过不得封公， 与永忠类” 。若为朱元璋授意，要么早早灭口，要么授以公位稳其心，这样的做法实不合情理。韩林 儿之于朱元璋的妨碍，仅仅就是一个名分和“龙凤”年号，这对于乱世而言，构不成登基的阻力。 只要威逼利诱一下，就可让韩林儿屈服，或不予理睬，直接将其撇到一边，随便封个王养起来也无 不可，毕竟韩林儿连方国珍都不如，根本没有翻身之术。真的要除去他，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完全 可以做到不露痕迹，制造如此张扬的翻船“事故”实为画蛇添足。后人的猜度，多为书生之言，春 秋笔法，似不足为凭。

悲惨的官员和严厉的反贪 当年明月 在所有的恶行中，明太祖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袋该发给 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他 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 现这个梦想。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 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 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 年），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 了。 官员们的悲惨命运 做官这个职业在任何时代都是金饭碗，但在洪武年间，官员们的命运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惨。 在朱元璋的时代，官员们如同生活在地狱中，这一形容并不过分。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明代官员的品级。大家知道，一品是最大的官，历朝历代都不乏一品的 大员，威风凛凛，甚至连皇帝都要给几分面子。而在明代，一品文官却几乎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十 分稀罕，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 二品就二品吧，文官们并不是太在乎，反正无论几品也是要干活的，但让他们感到极度不 公的是，有那么一群人，什么功劳都没有，却几乎个个都是一品——那些人就是朱元璋的亲戚。 这可真是让官员们想不开了，十年寒窗，奋斗一生，可能到头来只是个三四品小官，而那 些人生出来就是一品、二品的大官。真是“读得好不如长得好（驸马） ，长得好不如生得好” 。 但更让官员们难受的还在后头，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朱元璋这个老板是很小气的。 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工资是多少呢，我们以知县为例。管理一个县的县官一个月的工资只是

7.5 石。明代的知县和今天的县长不同，那年头知县还兼任很多职务，他既是县长，还是县法院院长， 检察院检察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工商局长，县施工队队长。一个知县管这么多事，打赏下面 的小吏是免不了的，要不谁心甘情愿给你干活？ 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分等级为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政大爷（看门的），稿签大爷（签 押房磨墨的） ，下面是一群二爷，包括“发审”、 “值堂”、 “用印”等人，这些人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 公人员。此外县里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知县还会带着自己的厨师、师爷——这一大帮 子人都是县官的手下，全部要他养活。 一个月只有 7.5 石的俸禄，大家就只好去喝西北风了。 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到处走动，俸禄是远远不够的。 可是就连这点俸禄，也打了折扣„„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纷纷出炉。 贪污的方法 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招历史悠久，十分有名。 折色火耗。大家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当时交赋税往往是实物，如谷物、丝织物等，但 有时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熔铸碎银时可能会有损耗，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 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 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这一招可谓流 传几百年，长盛不衰，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一直到清朝雍正时期，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这一招 才从历史上消失。 话说回来，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执行中实际操作技巧不算太高，下 一招就不同了。 这一招叫做淋尖踢斛。十分值得一提。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斛来装的，百姓将 粮食放进斛里，再称重，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粮食放入斛中，要呈尖堆形，会有一部分超出 斛口，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斛猛踹一脚！此时超出斛口的部分谷粒就会震落在地上，老 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喂，说你呢，还捡！ 这就是淋尖踢斛，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 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 请大家注意，这两招只是封建社会最平常的，明朝的很多名臣如三杨、李贤、徐阶、张居 正等人都是靠这两招的收益养活自己的。而后来的皇帝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

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这些行为的泛滥负有一定责任，但这并不能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 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去找原因。 扫除一切腐败者 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而官员们为了自己 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的这些法典，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矛盾累积到一 定时候，就会爆发。 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 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 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 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洁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 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 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 60 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 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戒石、 鼓楼、二门这些结构，但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 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就是人皮。原来朱元 璋命令将贪污官员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 座之旁。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 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 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侯（侯爵） ，镇守广州，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骄狂。 „„ 洪武十三年（1380 年）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 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打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 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 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纪录：他 是第一个被当廷打死的大臣。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此后，当廷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就 此延续了下去。终明一朝，很多直言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

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 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 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 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我们上面介绍 过的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 命的精神，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 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 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 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 年） ，全国 13 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 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 “我想杀贪官污吏， 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六十两为限，全部 杀掉！ ” 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 的记录： 该年同批发榜派官 364 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 6 人。 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别急，后面还有：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 358 人。大家明白了吧， 这 300 多人一个没漏。 什么叫戴死罪、徒流罪办事呢，这可是明朝的一个奇特景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到衙 门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人监视。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 犯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 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 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 个人，不管死活，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 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大凡在封建朝代开 国时期，官吏是比较廉洁的，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官员因贪污被杀，是很不正常的。 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的不 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甲申年的杀人有“道” 吴茂华 老一辈的四川人，上至士绅阶级下至贩夫走卒之流，对明末清初张献忠屠蜀的史事差不多 都耳熟能详。我小时候听当过塾师的外婆讲这段史实，说起当时川人血流漂杵、尸骨蔽野的惨酷情 形，虽是讲古，外婆脸上仍神情黯然，唏嘘连连。我听到心惊处，忍不住发问：张献忠何以这样滥 杀川人？外婆说，张献忠是老天爷降下的魔王，来扰世害民。又说起那句脍炙人口的张献忠七杀碑 名言：天生万物养于人，人无一物回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后来上中学读历史，教科书上讲到张献忠，是和领导农民革命军打天下的李自成相提并论 的。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这是农民革命起义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虽有其局 限性，但革命造反精神的意义是伟大的。我那时当学生，虽不敢怀疑书本与老师的正确，但心里却 禁不住想起了七杀碑上那句刀剑铿锵、杀伐有声的名言。 2004 年，张献忠屠川三百六十年后的今天，我翻开《蜀碧》、 《蜀警录》 、 《蜀难叙略》等史 书，读到有关记载，满篇血腥扑鼻而来。终于明白所谓农民革命军的“局限性”有多可怕，其残忍 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支军队大规模杀人如砍瓜切菜，简直就是古代的“恐怖分子”，且死难者 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普通百姓。我们川人的祖先黎民，何以遭此蹂躏惨难！三百六十年来，几十万 生灵的亡魂且何以安？历史长河，滚滚逝波，而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皆痛史。正史野史，是耶非耶？ 有识之人自会分辨。 崇祯元年（1628 年） ，崇祯皇帝即位。他继承的大明政权是一个气数将尽、腐朽衰败的烂 摊子。国土北方有皇太极努尔哈赤率领的满族大军虎视眈眈，边患不断；内地则天灾频频，盗匪蜂 起，肆虐大半个中国。明朝最后一个朱皇帝面临的局面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势危如累卵。 是年，陕西、山西、河南大旱，连年荒歉使饥民相继为盗，从者十之有七。首先起事的有 王小六、姬三儿、王嘉胤、黄虎、一丈青、小红狼、掠地虎、闯王、刘六等，名目甚多。张献忠和 李自成初投王嘉胤，后与闯王高迎祥并为一股，攻略陕西、河南一带。1633 年，闯王高迎祥与活动 在川东北一带的摇天动、黄龙合作，率部由巫山水道入夔府。第一次入川，破大昌、巫山、云阳、 巴州。石柱县女土官秦良玉带兵阻击，打散农民军主力。张献忠回窜陕西，集合残部，新募流民据 十八寨，已自成气候。 张献忠与李自成同为延安人且同岁，虽都是拉杆子起队伍造反，但绝不同志。其间利害纠 缠、合纵连横自是题中之义，属革命队伍中的“内部矛盾”。只是有一次李自成进攻四川，在梓潼被 洪承畴打败，几乎全军覆没， “孑身入楚，依献忠，献忠纵杀之。” （《蜀龟鉴》 ）李自成星夜逃出，才 保住性命。但他们二人的造反事业有一点倒是共同的，那便是血腥残酷的扰民害民远远大于“动摇 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的作用。后人都说“张献忠剿四川”，实际上李自成也几进几出四川。张、 李二人祸蜀，轮番为患，只不过张献忠为害更烈罢了。 崇祯七年（1634 年） ，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联合各路大小农民军由楚入蜀，陷夔府、 剑州，又屠巴州及通江、开县等地。巡抚刘汉儒、总兵张尔奇带领官兵阻击，将其撵回陕西。张、

李流窜于陕南一带。1635 年，李自成从车厢峡被困逃脱之后，纠结罗汝才、老回回、摇黄等十三家 会于荥阳，称“十三家支党” 。专在四川巴山、湖北、安徽、江西一带为患。 同年，张献忠率一部屠戮安徽凤阳后，至四川泸州，围泸州城，裸妇女数千人置城下，有 稍微不从或感到羞愧的都杀掉。 崇祯十年（1637 年） ，李自成在汉中兵败于洪承畴，与混天星等从陕西凤翔入川。一支队 伍由浅滩涉嘉陵江，陷昭化，越潼川，攻下金堂。另一支则攻下剑门、梓潼、绵州、绵竹、温江， 焚毁新都，围成都二十日不下。此次出入四川三月，陷州县三十六所。所过之处，腥风血雨，伏尸 千里，天地为昏。 “有对父淫女而杀者，有缚夫淫妻而杀者，有预少孕妇男女剖验以为戏者，有掷孺 子于油锅观其跳跃啼号为乐者，有刳生人腹实以米豆牵群马而饲之者。获逃者必人人加刃而后磔之。” （ 《蜀龟鉴》 ） 此时的张献忠正在湖广与四川交界一带肆虐。其间被明将左良玉、阁部杨嗣昌先后追剿， 达数年之久。崇祯十五年（1642 年） ，张献忠陷泸州，杀掠盘据数月，再奔安徽界。 崇祯十七年（1644 年）六月，张献忠率部攻浮图关。因阁部督师杨嗣昌刚愎自用，轻敌失 策，居然在军旅途中同文士饮酒赋诗，进退无据。加上巡抚邵捷春用人软弱不当，使军事要隘失守。 张献忠陷重庆，将瑞王、巡抚陈士奇等官员杀尽，再一路攻城略地，从川东杀向川西，于八月初九 破成都，纵兵屠城三天。十月十六日，张献忠称帝，改号大顺元年。 从崇祯元年（1628 年），张献忠同李自成延安起事，到张攻陷四川建立大西国政权，再到 顺治三年（1646 年）兵败亡于西充，以及后来其残部在川东、贵州一带盘桓，寇掠祸害。他们的军 队到底杀了多少人？历史上恐怕永远无法准确统计，明史上称有六十多万。只看他们的铁蹄横扫四 川前后四五十年，祸遍巴蜀。“举兵不当，被患无穷”（董仲舒《春秋繁露》），使物力丰饶的天府之 国，变为百里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狼奔豕突之地。战乱使百姓弃田舍逃亡，在战祸最烈的十来年 间，稼穑不生，颗粒无收，造成人相食。因此川人死于饥馑、瘟疫者又倍于刀兵。这对当时的社会 生产力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造成历史的大倒退。据有关专家考证，平定乱局后，直至顺治十八年 （1661 年），清代第一次户籍清理，四川省仅有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崇祯以前，蜀中人口是三百万 以上。以后一百来年中，康乾时从湖广移民填四川，正缘此而来。 关于张献忠屠戮川人的具体行径，史书所载已是挂一漏万，即便如此，翻书读来，仍使人 有惊心动魄、肝胆摧裂之痛。让我只捡几处其怪异杀人行为说说，看看这位“农民革命领袖”的杀 人心理与方式，或可以此而一窥全豹，让我们更了解其人其队伍的性质。 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除了手起刀落大砍大劈一般杀法外，还自创了好几种杀人法，加之 于不同对象身上。历来兵燹匪乱，百姓老幼妇孺，最是遭祸酷烈。张献忠的军队每陷一方，对妇女 除掳去少数年轻女子充当营妓外，其余的怕累及军心，全部杀掉。后期兵败溃退，粮草匮乏，更是 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剖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 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此命名为“雪鳅” 。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 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此命名为“贯戏” 。 最令人发指的是对付稍有反抗或语言不满的人，捉来将其背部皮肤从脊沟分剥，揭至两肩， 反披于肩头上，赶到郊外，严禁民间藏留给予饭食，多有栖身古墓，月余而气绝。如行刑者使人犯

当时气绝，未能遭此活罪，行刑者亦被剥皮。此命名为“小剥皮” 。 张献忠出身草莽,粗鄙无文，出于一种猜忌、仇视文化人的本能，他必然大杀读书人。据《蜀 碧》记载，他的大西政权在四川各州邑安置官员，用军令催逼周围士子乡绅到城镇，由东门入，西 门出，尽杀灭。攻陷成都仅二月，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东门外。又召集生员，拿出一 面一百平方尺的大旗，令其在上写一满幅“帅”字，且须一笔书成，能者免死。有夹江生员王志道 缚草为笔，浸大缸墨汁三日，直书而成。张献忠仔细看后曰：“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必尔也！”即 刻杀死祭旗。 张献忠攻陷成都，建立大西国政权，两个月后开科取士。严逼各州县士子前来考试，不来 者杀头，并连坐左右邻居十家。他在成都贡院前设长绳离地四尺（约 1.3 米） ，让考试的人依次过绳， 凡身高于绳者，全部赶到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万余人，死者留下笔砚堆如山积，张献忠前往观 看，拊掌大笑开怀。 使人匪夷所思的是张献忠的自毁自杀行为。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一个幼子经 过堂前，张呼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召集妻妾责问她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 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待到后来，他越是军事失败，越是心情焦虑，而大杀自家兵士。据《蜀难叙略》上说，清 军进剿追击，张献忠兵败弃成都逃到西充时，已无百姓可杀，乃自杀其卒，每日一二万人。初杀蜀 兵，蜀兵尽，次杀楚兵，楚兵尽，后杀同起事之秦兵。一百三十多万人马，两个多月，斩杀过半， 以此减负逃窜。张献忠责其下属杀人不力，骂曰：老子只需劲旅三千，便可横行天下，要这么多人 做甚！ 张献忠一再称梦中得天启，上帝赐天书命他杀罪人。《蜀难叙略》记载，“逆尝向天诅云： 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又每于随身夹袋中取书册方二三寸许， 屏人检阅，然逆初不识字，不知何故。 ”因此他杀人是负有神圣使命感的，有点像当今以真主名义杀 人的恐怖分子，且还要装神弄鬼，谎言欺人。 张献忠还列木为台，命男女共登台上，然后在四面纵火焚烧，一时间惨叫声震天动地，张 献忠与属下看着狂笑不已。他为了喂养战马，在杀人剖腹后挖去脏腑，然后用人血浸过的米豆喂马， 使马长得十分肥壮。 假如在攻城的时候遇到激烈的抵抗，张献忠就让所掳掠的妇女赤身裸体向城上辱骂。 掳来的妇女，凡是有姿色的都被轮奸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 人的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 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 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淫。因此张献忠的士兵经过的地方，妇女不得不首先迎出来，自己脱衣 供他们侮弄，这样才有机会救一家人的性命。 而且张献忠对付妇女还有特别的办法，他设计了一种叫做“骑木驴”的酷刑用来对付不合 作的女子：首先将该女子吊起来，使其阴部对准一根直立的木杆，然后割断绳子使该女子坠落下来，

木杆遂从女子的阴部穿进，再从口鼻中穿出去。被折磨的女子直到三四天后才死去。民女惊骇之极， 只好纷纷主动献身，比娼女还像娼女。 张献忠每攻陷一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 们上半身穿着艳装，下半身赤裸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 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着或煮着吃。 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着血大嚼起来。 崇祯十六年（1643 年）春天，张献忠连陷广济、蕲州、蕲水等地。他进入黄州的时候百姓 都逃走了，于是他驱赶妇女铲城，之后将城里的妇女全部杀死填入沟堑。张献忠的军队由鹦鹉洲进 至道士，沿路浮尸遮蔽江面，水面上人的脂油厚达几寸，水里的鱼鳖都不能再吃。 崇祯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接着清军入关，张献忠 攻占成都，称大西王，建立大西政权。张献忠到了蜀地后大开杀戒，男子无论老幼一律杀死，或者 剥皮后剁碎制成醢酱。妇女们被兵士集体轮奸，轮奸后用刀杀死。张献忠患了疟疾，他就对天许愿 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直到他病好以后周围的人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献忠命令兵士，专砍女子的纤足，每个兵士必须至少进献十双小脚。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专门搜 寻女子的纤足，只要遇见女子就地先将脚砍下来。不到半天军营中的小脚已经堆积如山。张献忠命 人将收集来的三寸小脚堆成一座山的形状，称为莲峰。他回头一看自己的小妾的脚也很小，就顺便 砍下来堆在莲峰顶上，随后再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至于男子则被砍脑袋或割下阳 具，也堆在一起在太阳下暴晒。 张献忠性格狡谲嗜杀，一天不杀人就悒悒不乐。他在蜀地开科取士，取中一名姓张的状元。 张状元的外表学问都很优秀，容貌长得像美女一样娇艳。张献忠对他非常宠爱，吃饭睡觉形影不离。 但是有一天张献忠忽然对左右随从说： “我很爱这个状元，一刻舍不得他离开，还不如杀死了他，免 得整天牵肠挂肚。 ”于是将张状元砍成好几块，用布囊装了挂在床边。接着他又悬榜诡称开科取士， 召诱士子前来应考，令人在地上挖掘一个深三四丈的大坑，待这些寒窗十年的读书人来到青羊宫考 场后，就被张献忠下令推进土坑活埋。张献忠在中园坑杀成都百姓，明朝投降的各卫籍军九十八万 人全部被杀死。他派遣手下四个将军分道屠戮蜀中的各府各县，名为“草杀” 。张献忠又创造了生剥 皮法，就是在人皮还没有被完全剥下而人已经死去的，刽子手抵死。属下的将卒以杀人数目的多少 叙功。若属下表现出不忍心的神情，张献忠就将他们处死。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 少而被剥皮。 当时川中百姓被屠杀一空，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 年）四川有“户 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就陡减至“一 万八千零九十丁” 。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也可以说明，如民国《温江县志》卷一记载：温江县 在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仅存三十二户。经过这一次劫难，可以说如今没有几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 当时的民谚说： “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 “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 行瘟使者在后头。 ”平民被杀完了，张献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 张献忠为什么要将四川人杀之一空？有个荒诞不羁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四川人过于奢靡淫 逸，因而上天降怒，让张献忠杀尽四川平民。当时蜀中妇女的裙子，都是在白罗上用红丝碧线绣成 风流的香艳诗句，然后飘若惊魂地在市井间盈盈经过，路上行人都注视着绣裙上的文字。另外蜀中 女子流行穿一种高底、厚约三四寸的绣鞋，鞋跟是用檀木雕琢而成，里面藏着香檀雕的花蕾，并放

入香末，高底鞋跟下开个小孔，每走一步，足底就会漏出一朵花状的香末。因为张献忠的肆虐，后 来的四川女子或许美艳的还有，但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诗意盎然的风流韵致了。 川中自从遭到张献忠的杀戮，城内都杂树成拱，野狗吃起人肉像虎豹那样的凶猛，在路上 咬死人，不吃干净就走了。百姓逃到深山中，穿着草编的衣服，遍体都生了毛。顺治三年（1646 年）， 在四川已经赤地千里之后，张献忠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他焚烧了成都的宫殿庐舍， 率众出川北进，又想尽杀川兵。属下的将军刘进忠统率川兵，听到这个消息逃跑了。在盐亭界凤凰 坡，张献忠被清兵捕获斩首。当清军到达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二十户人。 清代彭遵泗所写的四卷《蜀碧》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时的所作所为，书前作者自序说全书 是他根据幼年所听到的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当时的西洋传教士也有相关的记载。 张献忠的残忍或许让人难以接受，其实这是游民的最真实一面。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 与中国社会》中指出：游民不同于农民，历代王朝末世乱局中的许多起义者都是游民而绝非农民。 而且张献忠与腐朽的明朝政府为敌，缺少切实的目的。他占领一个地方然后再放弃，转移到另一个 地方，并且不停地杀戮，如此才使他的毫无目标的行为具有存在下去的活力。

明代腐败的营建制度 单士元 从一本鸣冤录谈起 在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重建乾清、坤宁两宫的工程中，主持的官员中有一名营缮司 郎中贺盛瑞，由于在工程中节余九十万两白银，既没有给掌权太监行贿送礼，也没有和工部官员私 分，其结果是被加上一个“冒销”(虚报)工料的罪名而罢官。他写了一个“辩冤疏”向皇帝申诉，说 明他确实没有贪污，而是想方设法为皇家效劳。但万历皇帝不理政事，有二十多年没坐朝。这位官 员便忧郁而终。他的儿子贺仲轼根据父亲的笔记及生前口述，写了《两宫鼎建记》一书，详述他父 亲主持施工的经过，并把那辩冤疏附在后面。这本《两宫鼎建记》并不是关于营建技术的著述，文 字水平也不高，实际是一部表功状和喊冤录。从这本著作中也反映出明代晚期营建皇宫极端腐朽的 内幕：贪污勒索，侵吞盗窃，无所不用其极，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 贪污受贿，公然为之 明朝中叶以后在营建方面采取了买办收购方式，因而出现了一批供应皇家建筑材料的商人。 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反映，但是对宦官、官僚有极大的依附性。两宫初兴，钻刺请托，蚁聚蜂 囤；广挟金钱，依托势要。宦官和工部官员靠受贿发财，商人靠宦官和工部官员营利，上下勾结， 形成一个吸血网络。 从《两宫鼎建记》的序言可以看出当时的风气。这个序是作者贺仲轼的朋友邱兆麟所写， 公然写到“朝廷建大工，莫大于乾清、坤宁两宫，所费金钱有原例可援，乃先生省九十万。夫此九

十万何以省也?是力争中(太监)垂涎之余，同事染指之际者也。割中之膻，而形同事之涅，不善调停 人情而谐合物论，莫甚于此” 。从这段序言可以看出明代政治的概况。在官僚集团的心目中，省这九 十万两白银反而会招祸，是不善调停人情。他儿子说他父亲之被谪也宜也。虽然有所愤慨，却也反 映出明代官僚贪污的程度。 营建皇宫的大权操于宦官之手，主持者为内官监，再上则为东厂司礼秉笔太监(皇帝的特务 头子秘书)及其爪牙。这批太监贪污受贿，干没(侵吞)、冒报、盗窃已属公开之事。其中还有一项是 利用财政上兑换的差价进行剥削，如每一两铸钱六百九十文，市上每四百五十文换银一两，给与夫 匠工食则以五百五十文作银一两，收利一百四十文。„„则发银万两可积银二千五百余两矣。由此 可知只在兑换差价这一项，剥削工匠就达到 1/4 以上。营建皇宫所耗银两前后何止千万两，那就是 说至少有数百万两被太监、官僚侵吞。这是不露形迹的剥削和贪污。 至于冒报人夫数字也有一段记载。两宫开工，公(指贺盛瑞)命止出夫百名。是日同科道管工 者同至工所(工地)报五百名。公曰工兴才始，不遵令者谁也。询之者乃内监„„虚报出工数字竟然多 出四倍。从这本鸣冤录中也可以看到宦官和工部官员之间的矛盾。太监主持工程和监工，工部官员 主管施工。其中提到太监命人往外抬剩料和渣土时，工部官员要进行检查，太监非常尴尬，央求官 员放过。官员为了拿太监一把，于是放行了。一般说来各层太监的贪污和侵吞要甚于工部官员。因 为太监不仅掌握实权，而且更为贪婪凶狠。 明代营建皇宫的买办制度 明嘉靖以前，一般都是派官员直接往产地派民工伐木、烧砖以及采购各种建材并派出大批 随员、军士、锦衣卫督工。 《明会典》记载，正德九年重建乾清、坤宁二宫，起用军校力士十万，差 工部侍郎一员、郎中等官四员，奉敕会同各该镇巡官督属采木烧砖。这种由皇家直接经营的备料， 不仅动用大批人力，而且财政支出浩大。更重要的是由于侵扰百姓造成逃亡，甚至激起暴乱。嘉靖 以后开始施行收购买办制度，以银二万两发江南而鹰平(木)至，以银二万两发苏州而金砖至，以银二 万两发徐州而花斑石至，未尝添注一官。后来又改在北京附近许可商人开窑烧制砖瓦，并许可商人 运木到北京，由政府收购。这是明中叶以后政府财政匮乏而采取的措施，但也反映了商业资本主义 的兴起。 商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依附性表现为：商人对太监行贿得找靠山，同时因必须向工部领取 执照，又受工部官员挟持。有一次两宫营建需用铜料二十一万斤，显然是冒报。官员明知丁字库铜 积如山，可是不向太监行贿就无法领料。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向商人限期限价勒令采购二火黄铜二 十一万斤。铜商估计去南方采购不仅会赔钱，而且时间也来不及，只好向工部哀求。官员就叫铜商 向管丁字库的太监行贿，太监提出要二百两银子的干礼，铜商估计要比采购所赔的钱少，只好忍痛 行贿。太监这才给工部官员铜料。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太监、官僚、商人之间的勾结和矛盾。一般 商人处在被敲诈地位，但领取执照的商人有太监为靠山，以皇商名义不仅夹带私货，偷税漏税，而 且假借运送皇木，勾结地方官勒派百姓拉纤。尽管他们之间有矛盾，但在牟取私利这一点上都是一 致的。 在《万历野获编》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可以做旁证：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 清宫窗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而内犹未满志也。盖内府之侵削，部吏之扣除，与夫匠头之 冒破(虚报冒领)，及至实充经费，所余亦无多矣。余幼时曾游城外一花园，壮丽轩敞，侔于勋戚。管 园苍头及司洒扫者至数十人。问之，乃车头洪仁别业也。(洪)本推挽长夫(工头)，不十年即至此。又

一日于郊外遇一人坐四人围轿，前驱呵叱甚厉。窥其帏中一少年，戴忠靖冠，披斗牛衣，旁观者指 曰：此洪仁长子新入赀为监生，以拜司工内为父，故妆饰如此。 工部官员盗窃皇宫建材营建私第 嘉靖三十六年，工部尚书赵文华主持营建皇宫，大量利用木材砖瓦等建筑材料，营造他自 己的私宅。嘉靖皇帝见正阳门工程缓慢，不大痛快。一次登高望到远处一片楼阁亭台非常壮丽，问 是谁的宅子。左右说是赵文华的新居，又说赵文华把工部的大木弄去一半为自己建府。皇帝便问首 辅严嵩，严嵩替赵文华开脱。皇帝派太监去打听，果然是盗窃皇木。这个赵文华从此得罪。(《国榷》 卷六十二) 赵文华是明代著名奸臣严嵩的心腹，严嵩是嘉靖的首辅。他勾结宦官，广植爪牙，排除异 己，贪污受贿，无恶不作。甚至伊王在洛阳要扩建王府也要向他行贿(伊王请求十万两，答应到手后 给严嵩二万两《明史·胡松传》)。当赵文华被嘉靖皇帝罢官流放后，严嵩又乘机吞没了赵文华的钜 万家私，派人运送到严嵩自己的家乡，公然让沿途官员私役民夫护送。 如前所述，嘉靖朝营建最为频繁，这一朝严嵩当权最久，他不仅大量贪污营建费用，即连 边防、民政、水利„„举凡财政支出无不从中侵吞，以至鬻官卖爵，视官爵高低定贿赂数额。他儿 子严世蕃也当上工部侍郎，大量中饱侵吞营建费用。 这样的贪官权奸，嘉靖皇帝长期倚之为左右手。到晚期由于御史连续弹劾，严嵩终于败露， 嘉靖四十四年即皇帝死前一年，抄了严嵩的家，从他江西老家所抄出的财产为：黄金三万二千九百 六十九两，银二百零二万七千零九十两有余，玉杯盘等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束，金银玳瑁等 带百二十余束，金银珠玉香环等三十余束，金银壶盘杯箸等二千八百八十余件，龙卵壶五，珍珠冠 六十三，甲第六千六百余楹(间)，别宅五十七区，田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余玩不可胜纪„„又寄贷 银十八万八千余(两)(《国榷》卷六十四)。至于严世蕃的家产，只提到“追赃二百万两”。这些家产 加起来，竟然超过了国家岁收和国库所存。可是当时的百姓却是骨肉相食，边卒冻馁。 太监的贪污 明代从永乐起就开始重用太监，朱棣派遣郑和下南洋就是一例。而营建北京也是由太监阮 安主持。其后有好几代皇帝重用官僚，而像严嵩那种专权的首辅大臣不多。正统朝的王振，成化朝 的汪直、谷大用、曹吉祥，正德朝的刘瑾，到天启时的魏忠贤，太监的权势达到了极点。营建皇宫 自不必说，正德朝把太素殿油饰一下，就花掉二十万两白银。 明代物价变动得很厉害，堪称奇昂。按照记载，明代贫农五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大体可定 为五两至十两白银(赤贫农民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真是吃猪狗食)。那么二十万两白银可以供几万户 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至于太监贪污受贿的程度就更厉害了。根据正德朝提督东厂、司礼秉笔太监刘瑾被抄家时 的财产粗略计算一下为： 黄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锭，又百五十八万三千八 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衮服四；蟒服四百七十袭；牙牌二柜；甲龙

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狮蛮带一；玉带四千一百六十。又得金五万九千两，银十万九千五百两， 甲千余，弓弩五百。(见《国榷》卷四十八) 当正德皇帝看到这份财产清单的时候，并不介意，只是见到弓甲才发怒，认为刘瑾要造反。 他把刘瑾财产没收之后，不交国库却贮藏在他的秘室豹房，作为皇帝个人挥霍的私财。由于他荒淫 无度，在祭祀天坛跪拜时呕血不止，回宫后很快就死了。 动用官军营造私宅 明代营建皇宫和北京城，除募集工匠外，官军是一支主要力量。因此工部和兵部发生密切 关系。太监和工部官员可以公然借营建贪污受贿，而掌管军队调动的官员或者和兵部有关系的官员， 在捞不到营建肥缺的情况下，要从军工身上捞一把。有的官僚公然动用大批军士营建私宅。在成化 朝，太监汪直当权，手底下有两名兵部官员陈钺(兵部侍郎)、王越，还有一个平卫左所的武官朱永。 这些人动用了两千军工为自己营建私宅。这件事不见于官史，但通过一件戏剧性的资料留存下来。 当时宫廷有一次宴会，当中穿插了一个滑稽节目(这是中国宋金以来杂剧的形式)，一个叫阿丑的宫廷 御用演员，假扮成穿军服的太监，挟双斧，踉跄而前。人问之，曰：我汪太监也。已，左右顾其手， 曰：吾惟仗此两钺耳(陈钺、王越)。又一次，朱永时役兵治私第。阿丑复装为楚歌者曰：吾张子房， 能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曰：(似相声中之捧哏者)吾闻之楚兵八千人，何以六千?曰：其二千在保国 府作役耳!上笑，永惧而罢役。(《国榷》卷三十九) 这个叫阿丑的演员很善于插科打诨，通过这段戏剧性的表演，可以看出当时太监官僚动用 军士为自己建造私第，竟达两千人之多。那么用民工和为皇宫准备的木料砖瓦以营私，则可想而知。 当时一些御史所不敢弹劾的事，却由一个服贱役的演员阿丑把它公之于宫廷宴会之上，可见明代政 治腐败到何等地步!

明朝曾铸造出世界最先进的大炮 黄一农 一直以来有种说法： “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拿来造烟花。”事实上，中国在明末清初时期， 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中国工匠卓越的创新精神结合在一起，曾经铸造出当 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大炮。但是，这短暂的辉煌却在清朝中后期逐渐走向衰落。 明末中国人在无潜水装备情况下成功打捞西方沉船大炮 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明军在萨尔浒之役中惨败于努尔哈赤。而此时精通西学的徐光 启在朝中得到重用，他积极向西洋传教士学习关于火炮的知识。 后金大军主要武力为骑兵与步兵，而此时明朝则拥有新武器——“红夷大炮”。其名称由来， 缘自此炮为荷兰人侵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时被大量使用。

红夷大炮的设计比明代原先使用的“大将军炮”先进许多。大将军炮的外形有如大铁管， 炮身加上铁箍以防炸膛。而红夷大炮的前头管壁较薄，后方管壁较厚，可承受爆炸时的冲击力；炮 旁则有两个“铳耳” ，可用以调整炮身角度，并有准星和炮门，使射击更为精准。 明天启六年（1626 年） ，袁崇焕取得“宁远（今兴城）大捷”，红夷大炮功不可没。宁远城 设有十一座红夷大炮。在这次战役中，明军击败努尔哈赤大军十一万人，并将努尔哈赤本人打伤， 最后郁郁而终。 中国红夷大炮哪里来？最早是打捞沉没于东南沿海欧洲商船上的大炮而来。 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九月,荷兰海船在广东曲江近海沉没,地方当局派人下海打捞。在 那个没有潜水装备的时代，人们的打捞方式相当巧妙。他们先将一艘大船载满砂石，使吃水加深， 再将大船航至沉船之上，潜水将铁链系在大炮的铳耳上，之后将砂石抛入海中，借船身的浮力将大 炮与沉船分开，再以绞车绞起。经过三个月的努力，除了中小铳外，共捞得大铳三十六门。其中二 十四门运送进京。第二年，又从另外两艘沉船上打捞出一批大炮。 这些沉船“大铳”中，有一些出现在宁远的城墙上，将后金的八旗铁骑打得大败。 明清工匠以铜铁铸成最好的大炮，比西方提前了 200 年 先进的红夷大炮并不全是来自打捞，天启四年（1624 年） ，中国南方已开始自造红夷火炮， 虎门白沙巡检何儒就铸造了十四门，其中几门也被带去宁远。能如此迅速进行量产，与中国当时铸 铁技术优秀有关。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一门“定辽大将军”大炮，是由吴三桂于崇祯十五年（1642 年）捐 资铸造，全长约 380cm，内径为 10cm，可能是中国大陆现存的红夷炮中最长的一门。 在不断的仿造中，明代工匠改进了铸炮技术，使用铁芯铜体铸造法。它巧妙地利用铜之熔 点（1083℃）远低于铁（1538℃）的物理性质，于铁胎冷却后再以泥型铸造法或失蜡法制模，并浇 铸铜壁。与先前的铁炮或铜炮相比，此种新型火器不仅管壁较薄，重量较轻，花费较少，而且比较 耐用。 北京八达岭中国长城博物馆藏有崇祯元年（1628 年）所造的前装滑膛红夷型火炮一门，从 炮口可见其管壁为铁芯铜体，有准星、照门和炮耳。 皇太极自从在火炮上吃了大亏后，就开始募集汉人工匠，最后终于制造出超越明军水平的 大炮。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现藏一门于崇德八年（1643 年）铸造的“神威大将军”，重三千六百斤， 内径达 14cm，全长 263cm。 根据目前一般冶铸史的教科书介绍，美国军官托马斯·罗德曼（Thomas.J.Rodman）在南北 战争时曾发明一种铸炮新法：采用中空的模型，并在其中导入冷却水，可使铁质炮管自内向外凝固， 所铸之炮可以更大，耐用程度可达到先前的五倍至数十倍。铁芯铜体的铸法虽使用两种金属，但原 理很接近罗德曼法的雏形，只不过明朝的“定辽大将军”比罗德曼早出现了两个多世纪！

尽管明军对红夷火炮的仿制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操作方法却一直是当时许多明军炮手 的弱点。 16 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家已经用数学知识发明许多简明实用的仪器工具，这与中国全凭经 验发射火炮的传统方式，形成强烈对比。 这些工具有增进瞄准技术的“炮规”，这是最早的计算尺，它能将火炮发射所需的复杂数学 和物理知识，变成简单的标尺刻画，可对射击目标进行精确的距离测量和角度定位；此外，还有“铳 尺” ，可帮助炮手迅速计算出不同材质的炮弹和不同口径的炮身所应填装的火药量。 耶稣会教士将这些先进技术输入中国，徐光启最先学习。而他的学生孙元化于崇祯三年 （1630 年）获授登莱巡抚。他起用王征、张焘等信教官员或将领，并装备大量的西洋火器，还聘请 了以葡萄牙军官特谢拉·科雷亚为首的顾问团。铳规、铳尺和矩度仪的使用以及装弹填药技巧的掌 握，都是当时孙军中相当重要的训练内容，这些也是一般明朝军队所最欠缺的。最终，孙元化的部 队成为一支受西式训练、采用西方武器的中国军队。 一只鸡改变了明朝命运 这支本应该受到重视的精锐部队，竟然最后因为一只鸡的缘故集体兵变，直接导致了明清 军事力量的对比。 崇祯四年（1631 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进攻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孙元化急令部下 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 这支部队虽是奉命北上，沿途却得不到官府的给养。至吴桥时，风雪交加，百姓惧兵，纷 纷闭门罢市。一士兵不耐饥寒，偷了当地望族王象春的一只鸡。对方要求孔有德将此士兵“穿箭游 街” ，引发军队不满，遂拥戴孔有德为主，发动吴桥兵变。 次年，在耿仲明的协助下，孔有德率众占领了登州。特谢拉·科雷亚及其葡萄牙炮手除三 人幸存外，全部战死。巡抚孙元化被叛军放还，但最终还是被朝廷斩首弃市。徐光启多年经营的事 业就此毁于一旦，一年之后郁郁辞世。 崇祯六年（1633 年） ，孔、耿二人投降后金，向皇太极宣誓效忠，皇太极在沈阳亲自欢迎 他们。孔有德的归顺，不仅令后金获得大量精良的西洋火器，而且得到全套铸弹制药的技术以及瞄 准的知识与仪具。经搭配八旗步骑兵后，在当时即形成一支几乎无坚不摧的劲旅。 清代火炮技术固步自封，逐渐衰落 直到 16 世纪末，明末传入中国的火炮技术尚能与西方同步。但当清朝政权于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年）稳定全国之后，因军事威胁的消失，官方对火炮的重视日减。 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 ，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 22 门，分送各营操练， 结果皇帝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雍正年间，清廷还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以外各省的子母 炮尽行征送到北京。

火器知识和技术的传承断裂，表现在许多方面。嘉庆四年(1799 年)，朝廷曾改造一百六十 门明朝的“神枢炮” ，并改名为“得胜炮” ，经试放后发现其射程还不如旧炮。 鸦片战争时，英军使用了一种名为“榴霰弹” （Shrapnel Shell）的球形空心爆炸弹，此弹之 内填满小弹和火药，且由引信在炮弹落地前引爆火药，将内藏的小弹炸散开来，杀伤力十分大，而 当时仍沿用实心圆弹的中国军队，对此“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 。稍后，林则徐虽仿制榴霰弹 成功，但却少有人知道，早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铸成的“威远将军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 类的炮弹，可惜其连同所匹配的“威远将军炮”一直都被尘封于武库之中。 到了道、咸之交，中国军队连明末的水准亦有所不逮，无怪在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挑 战时，毫无招架之力！

细说清军入关之战 王霜州 长城防线与宁远之战 1644 年，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三支不同的政治力量：没落的明朝、攻占北京的李自 成农民军和关外正在崛起的清朝。对于这段历史，今天人们谈论的焦点大多是吴三桂献城，因为明 朝末期唯一能抵抗清朝八旗兵锋的只有长城了。 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全长 6300 公里，由连续城墙、关隘、烽堠和各种障碍组 成。历经千年烽火，长城防御北方骑兵骚扰的成效显著。明朝对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在明朝 统治中原的 270 多年中，长城的修建从未停止过，长城防线在防御基础和战术上已经发展得相当完 善。 从结构上看，明长城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都有很大改进，墙体由砖砌、石砌和砖石合筑、 泥土夯筑而成。在筑城上，明长城更加注重倚重地势，修筑者充分利用山险水障等天然障碍，城墙 的高低薄厚都随山形地势而异。明长城的防御工程也较前朝大大加强。城墙顶部内设宇墙，外设雉 堞，雉堞上有望孔和射击孔，便于守城士兵防御作战。为增强守备，明长城在关键地段加修多道城 墙，有的地方大大小小的石墙竟多达 28 道。此外，还有劈山墙、山险墙、木柞墙和边壕等辅助防御 设施。上百座雄关隘口和上万个墩台将明长城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比以往任何朝代的长城都更 加坚固完善。 为了加强京畿北方的防御，明长城加大了这一地区的防御纵深，采用多道城墙、大纵深的 防御，由外而内分别为外长城、内长城和内三关长城，逐层掩护，重叠设防。对于手持弓箭大刀， 只善于野战奔突的八旗骑兵来说，想攻破如此坚固的长城防线，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明清在关外的战争中，曾经进行过城池攻坚战，最为典型的便是宁远之战。宁远（今

辽宁兴城） ，是明朝在关外的最后堡垒。当时很多明将主张收缩防线，据守山海关，抗清名将袁崇焕 却提出“保关内必守关外，保关外必守宁远”。为抵御清军（其时称后金），袁崇焕大修宁远城墙。 不久后的战斗证实了袁崇焕此举的高明。天启六年（1626 年）正月十四日，清太祖努尔哈赤趁辽东 明军易帅撤军之际，率八旗精锐 6 万出沈阳，直逼宁远城。携辽沈之战余威的努尔哈赤并未把宁远 放在眼里，随即挥师攻城。后金军推着车为前导，步骑兵蜂拥攻城。城下，弓箭手万箭齐发，一时 间“城堞箭镞如雨注，悬牌似猬刺” 。在如此猛烈的攻势下，宁远城一度危如累卵，却终因城池坚固、 守城兵器配置完备而未被攻破。可怜数万精于骑射的八旗劲旅不得施展，反被明军的西洋大炮轰得 伤亡惨重，努尔哈赤也中炮受伤，半年后疽发病卒。 入关之路有几重 如果吴三桂不献山海关，清军就永远无法踏上中原大地吗？其实，由山海关入关是清军最 近的进攻路线，但并非是唯一的路线。事实上，清军在 1644 年的山海关之战前，已经先后 5 次经山 海关西面的路线大举进入内地，进攻明朝。 第一次是在 1629 年，皇太极率大军亲征，经由热河进军，破长城的大安口和龙井关直入内 地，占领遵化，攻陷蓟州，兵围北京。这次入关的最大成就，是皇太极成功施用反间计，使崇祯杀 掉了名将袁崇焕，为清军剪除了最大的劲敌。 第二次是在 1632 年，皇太极率清军由蒙古草原进军，兵抵张家口北面， “列营四十里”，炫 耀兵威，迫使明守将缔约讲和，然后收兵而还。 第三次是在 1636 年，皇太极命阿济格统率大军，破居庸关入长城，直捣河北，一路打得明 军狼奔豕突，与明军作战 56 次，攻下 12 城，俘获人畜十几万，后经冷口关出长城北还。 第四次是在 1638 年，多尔衮由青山关入关，岳托由墙子岭入关，在华北大地上纵横扫荡。 明朝督师卢象升率军在河北巨鹿迎击清军，兵败阵亡。与袁崇焕、熊廷弼齐名的抗清名将孙承宗率 百姓坚守高阳，也城破阵亡。清军一共攻下一府三州五十七县，包括山东省府济南，掳男女五十余 万和大量牲畜财物，然后出青山关而归。 第五次是在 1642 年，皇太极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率军从墙子岭入关，一直打到山东兖 州，又分兵攻陷登州、莱州、莒州、沂州（临沂）、海州，共计攻下八十八城，降服六城，掳男女三 十六万，掠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万两，最后由墙子岭出关还师。 300 年后的人民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主力也并不是从山 海关入关，而是经热河通过西面的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关等路线，横越长城进入华北。当时，拥 有 60 万军队的华北国民党军，并没有在山海关集结重兵防守，只在这里放了一个军的兵力，就是估 计到东北野战军可能从其他路线进关，屯重兵于山海关无益。在山海关放置的兵力，也仅仅是起警 戒作用。后来当山海关守军发现东北野战军先头部队已自热河进关后，惊慌失措，害怕后路被抄， 赶紧向天津撤退，将山海关也让给了解放军。 通过古北口、喜峰口和冷口关等道路入关的东北野战军 10 个步兵纵队，将近 70 万兵力， 携带着大量火炮、汽车等重装备，仍然通过了崎岖不平的山路，跨过长城防线，有如神兵天降，出 现在华北地区，直指平津。从这一历史事实，人们不难想到：明末以骑兵为主，并无重装备需要驮

运的清军要从这些路线长驱直入华北，更是容易得多。 明清军队战力对比 明末，军备废弛。中国历史上有一条铁律：历代王朝的军队只有在经历开国时的南征北讨， 或是外患深重时的长期恶战，才能锤炼成雄师锐旅。而长期的和平岁月后，由于农耕文化优裕生活 的消磨和统治者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军队的骁勇之气消失殆尽。例如宋军在宋太祖开国之初，是 一支能征惯战的劲旅，平荆南，灭后蜀，定南汉，克南唐，所向无敌。到了金军对北宋发动进攻时， 宋军早已失去当年的骁猛，许多官兵连马都骑不上去。 明军的情况也并无二致。立国之初，军队久经征战，精锐无比，因此能多次北扫大漠，令 元军残余丧魂落魄。此后 200 多年间，由于北方蒙古的四分五裂，明朝没有如汉代匈奴、唐代突厥 那样的大敌，使明军缺少大战恶战的历练，战力远不如前。一旦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明军在 与剽悍的八旗兵较量中就处在下风。后金时期和清初时的八旗兵，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善战之师。 生长在寒冷关外的女真人，刻苦耐劳，能骑善射，经过努尔哈赤的组织编练，使八旗军成为一支“威 如雷霆，动若风发”的雄悍劲旅。明军与其作战，几乎无役不败，以致名将袁崇焕认为“只有凭坚 城用大炮”才能抵挡清军。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固然暂时阻挡了八旗军的兵锋，但也滋长 了明军过分依赖“乌龟壳”的思想，日后主要凭借坚城以大炮远射，而不敢冒锋犯镝与清军野战， 无法磨炼出像卫青、霍去病驰骋大漠建功沙场的铁骑雄师来。 袁崇焕曾设想明军以构筑城堡方式，步步向前推进，压迫努尔哈赤。按照这种战略，明军 要很长时间才能把战线推进到松花江边，而战事久拖不决，自然使人民的军费负担加重。如果是在 别的朝代，这个战略或许行得通。如唐朝初年曾长期与突厥等民族作战，并未拖垮国家的经济，反 而打出了一个空前繁荣富裕的盛世。但明朝末年，土地集中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民不聊生的社会 已无法承受“辽饷”的沉重负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遍地开花，明朝从此在“辽饷”外又多了“剿 饷”和“练饷”。明军既要对付关外的八旗兵，又要围剿关内的起义军，顾此失彼，“不征流贼，即 征夷虏；不战于边，即战于腹。驰驱数千里，经历弥岁月，炎风朔雪，饥寒冻馁”。节制三镇的明朝 总督洪承畴是农民军的劲敌，他曾擒杀闯王高迎祥，在陕西潼关将李自成杀得只剩七骑逃入商洛山。 他取得大胜后，被明政府调往辽东前线。洪承畴毫不规避清军锋芒，结果统率的 14 万精锐兵马被八 旗军杀得几乎片甲无存。他指挥的这支明朝最大的作战兵力的覆灭，使明朝丧失了抵抗清军和镇压 农民军的最后资本。 难御胡马的农民军 明朝覆亡后，与清军作战的重任就落在农民起义军身上。当时关内的农民起义军，以李自 成、张献忠两大部为首，都是在短短几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如李自成在 1638 年为洪承畴所败，蛰 伏陕南商洛山中，到 1640 年底才以五十骑杀出商洛山进入河南。由于成千上万中原饥民的蜂拥加入， 他的部队急剧扩展成为数十万兵员的大军，驰骋中原，纵横关山，最后出师东向，颠覆了明王朝。 攻克北京之时，这支农民军实际也只有三年半的战斗历程。 显然，在这短短几年内，参加起义军的又多为此前从未摸过刀枪的农民，作战技能很难赶 上那些生长于马背之上、从小就能骑善射的八旗兵。对农民起义军来说，只有在与强敌的反复较量 中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战斗力。而明朝的精兵大都在与清军作战的辽东前线，在内地与起义军对阵的 多是搜刮有术、作战无方的部队。起义军的作战能力很难得到锤炼。

以前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李闯王的军队进入北京后，骄傲自满，迅速腐化，因而失去战斗 力，抵挡不住清军和吴三桂军队的联合进攻。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李自成军队在北京确实发生 了严重腐化和军纪败坏现象，如许多将领占据王公贵族府第，“子女玉帛，尽供其用”；有的士兵夜 晚穷搜民家，“斩门而入，掠金银妇女”。但这支军队入京仅一月，腐化时间尚短，斗志还没有丧失 殆尽，尤其是作为领袖的李自成，仍保持了较强的进取心和战斗意志，不顾劝阻，坚持要亲征吴三 桂。山海关之战中，由于李自成的亲自督战，起义军还是打得很勇猛的。 当时，吴三桂是明军少有的猛将，他的部队敢于与八旗兵进行野战较量，在反复厮杀中打 出了“关宁铁骑”的威风，成为威震关外的劲旅。但在山海关大战中，吴三桂那久经战阵的“关宁 铁骑” ，竟然难以抵挡李自成大军，几度陷于危急。这说明起义军仍有顽强的战斗作风和高昂的战斗 士气。但是，同弓马娴熟的八旗兵相比，起义军的战斗力仍然要差上一截。当清军数万铁骑铺天盖 地而来的时候，起义军便抵挡不住。对李自成军队在清军铁骑面前的迅速崩溃，论者多认为是因与 吴三桂军长时间交战而筋疲力尽的结果，但应当看到，当时多尔衮统率的清军主力还没有全部进入 交战，首先出动的是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统领的正白旗和镶白旗的部队。数万劲骑突出吴三 桂军右翼，向起义军发起冲击。在“万马奔腾不可止”的滚滚而来之势面前，起义军很快就转为全 面溃败。从这一交战过程中，很容易看清双方战力的强弱对比。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起义军也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对清军占有兵力优势。李 自成亲征山海关，兵力有 10 余万人，而多尔衮率领的清军满、蒙、汉八旗主力和孔有德、尚可喜、 耿仲明三王的部队，总共有 18 万人，此外还要再加上吴三桂的 5 万“关宁铁骑”。曾目击山海关之 战的朝鲜官员感叹“胡兵似倍于流贼” 。由此可知，清军无论数量还是素质，都超过李自成农民军。 如果吴三桂不献山海关 崇祯帝缢死煤山后，多尔衮立即召开王公大臣会议，满洲谋士们力劝多尔衮立即出兵与李 自成争夺天下。当时多尔衮对李自成心怀敬畏，认为清军曾经 3 次围困北京却没有攻克，而李自成 则一战攻破北京，可见此人的大智大勇和起义军的强大战斗力。谋士范文程进谏，李自成虽“拥众 百万，横行无忌” ，但屡战屡胜，其志必骄，骄兵必败， “可一战破也” 。明朝降将洪承畴曾长期与起 义军作战，是农民军的头号死敌，深悉农民军的特点。他告诉多尔衮，李自成军战斗力虽比明军强， 但不足与清军骁悍的八旗劲旅匹敌。于是多尔衮壮了胆，决心出师，率满洲、蒙古八旗大部和汉军 八旗的全部，及明降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王的兵马，浩浩荡荡地鸣炮出征。他们选择了洪 承畴建议的进关路线，不走山海关，而是西经蓟州、密云等地直扑北京，全军轻装简从，辎重在后， 精兵在前，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李自成大军包围在北京，一举全歼。只是在出征的第六天， 在途中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乞降使者，多尔衮才改变了主意，率师向山海关进发，并传令将留在后 方的红衣大炮火速向前线运送。这样，才在山海关发生了决定清朝入主中原的大血战。 从当时的形势看，假如吴三桂在明朝灭亡后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而是投 降了李自成，忠心耿耿地为大顺政权镇守山海关，那么清军按照洪承畴原定的战略，出李自成不意， 从山海关西面破长城而入，在华北大平原上充分发挥八旗骑兵的野战优势，疾趋北京，形势对李自 成起义军将会更加严峻。因为向陕西的退路很容易被截断，李自成军就会被包围在北京。与前三次 北京保卫战中的明军不同，李自成内无粮草，外无各路勤王军队，难以固守北京，形势将会比山海 关战役严重得多，结局很可能是起义军全军覆没。

由此看来吴三桂的叛投清朝，对李自成来说其实是幸事。清军因吴三桂降清而变更了迂回 包抄李自成的原定方略，改从山海关进攻，对起义军的作战打成了击溃战，使李自成得以保全相当 兵力。据彭孙贻的《流寇志》记载，在山海关一战后，李自成尚有兵马数万，退往陕西。只是随后 李自成接二连三地失策，才最终断送了起义军。

皇室后裔确认雍正系篡夺皇位 张星海 有关雍正(胤)继位的问题，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重大谜案之一。一种观点认为，康熙钦定雍 正，雍正合法继承了皇位。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雍正是篡位，在康熙病逝前后，雍正精心策划了篡 位阴谋，篡夺了皇位。近日，上海学者金恒源(爱新觉罗·恒源)在《史林》杂志上撰文指出，根据对 有关史料的重新解读，发现两份满文《康熙遗诏》中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所谓“八人同 受面谕”是雍正后来的伪作；现存“遗诏”也是大臣隆科多受雍正之命所伪造。 此前的合法继位派学者认为，康熙临终前召见了八位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皇子和大臣隆科 多，下达了传位给皇四子胤的遗命，这些史事应该是真实的。康熙病危时派雍正代他祭天，而祭天 一般都是皇帝亲自祭祀，这就有了特殊意味。康熙在召见几个皇子时，下旨让雍正从天坛赶到康熙 寝宫，显然是要把皇位交给他。另外，在皇子们还在世时，雍正不可能编造康熙召见皇子们的事， 否则他们一定会把真相揭露出来，可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档案材料。那么，康熙临终前是否接见 了八位大臣，并真的颁布了一份遗诏吗？ 两份满文《康熙遗诏》中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曾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康熙遗 诏》进行考证，王钟翰证实，原件是残缺的。在这份满文的《康熙遗诏》原件中，并没有“皇四子„„ 继位”的内容。也没有“雍亲王皇四子胤人品贵重”这最重要的一句话。 前几年，台湾学界宣布又发现了一份康熙亲笔遗诏，诏书中明确记载着“传位于皇四子” 的内容。台湾中科院史语所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对原件进行了考证。据李学智的判断，目 前所见的所谓《康熙遗诏》 ，全部是康熙去世三日后，由胤伪造的。李学智指出，在伪造遗诏的过程 中，首先存在着隆科多“票拟”(即起草)遗诏的事实。 “八人同受面谕”应系雍正事后伪造 认为雍正是合法继位的学者认为，康熙去世前曾对八位大臣面谕，皇位由皇四子继承。那 么这里的“八人同受面谕”是确有其事，还是雍正事后编造的？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据史料记载，康熙是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九 点左右“宾天”的，而在临终这一天的凌晨一至三点间“急召”胤。而胤到达畅春园之前的上午七 点左右，康熙已将三、八、十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急召入宫，宣布了“皇四子人品贵重„„著继

皇帝位”的决定。但这些都是雍正在当了皇帝七年之后，才突然举出的证据。金恒源认为，如果确 实存在康熙在他去世的当天上午当众宣布“四阿哥继位”一事，以胤的一贯为人和即位合法性斗争 的惨烈程度，胤断无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信息拖延到七年以后再作宣布。所以，答案只有一个， “八人 同受面谕”一说完全是雍正、张廷玉等人编造的伪证。 胤、隆科多阴谋勾结的证据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就在十日胤去南郊祭天的同一天，胤竟一日“三次派遣护卫、太监 等”进驻康熙所在的畅春园，此后每日不断派遣护卫进驻该园。在康熙已经正式宣布“自初十日至 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的情况下，胤仍可以每日派人进驻畅春园。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隆科多任九门提督，专门卫戍京师。这里面若无隆科多的支持，绝无成功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圣祖实录》中，对胤每日“三次派遣护卫”进驻畅春园，用的是“候 请圣安”，而到乾隆修撰《世宗实录》时，却将“候请圣安”改为“恭请圣安”。一字之改，充分暴 露出胤、隆科多等人的阴谋伎俩。 胤、隆科多联手控制住畅春园，显然只是阴谋篡位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康熙去世后， 用最快速度造成胤继位的既成事实，完成篡位。 金恒源指出，清史专家王钟翰早有雍正伪造《康熙遗诏》的说法。所谓《康熙遗诏》 ，完全 是雍正命隆科多“撰书”(起草)的作品。据李学智介绍，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保存着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满文《上谕档册》共 75 件。其中有一件内容如下： “康熙六 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诸阿哥等奏：恭阅尚书隆科多撰书《遗诏》 。奉旨：是。著交内务府、翰林院会 同撰写。 ” 可见，康熙去世时，胤、隆科多并没有能拿出遗诏来，是隆科多抢先“口述”康熙留下由 皇四子“继承大统，即皇帝位”的“遗言” 。而且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又是隆科多一人在雍正命令 下独自起草了《遗诏》 ，十六日宫内宣读的《遗诏》虽然是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但底本却出自 隆科多之手。 疑云重重的康熙大殓 金恒源指出，胤、隆科多匆匆举行康熙大殓的做法，也充满了阴谋气味。康熙去世于十一 月十三日晚上七至九时，第二天(十四日)已登帝位的胤就下令举行大殓，而且把大殓的时间定在戌刻 (即晚上七至九时)。当时京城气候已经寒冷，尸体装殓存放不存在问题。太平盛世的皇帝大行之礼非 同小可，新主必要与皇子、重臣会同礼部仔细研究方案，选定吉日隆重举行。胤为何如此急不可耐？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把皇子、大臣马上召进宫来。一旦进宫，在隆科多严密监控下，只能俯首 就范。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康熙去世当晚，三、八、九、十等众阿哥都已及时知道并在场参加 了有关的重要活动。

雍正为何诏令驱逐传教士 读书三味 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相当频繁。到康熙末年，各省教徒已达三十多万，拥 有教堂三百座以上。雍正元年（1723 年），在福建省福安县，有一个生员教徒宣布弃教，与其他人 联合向官府指控教士敛聚地方民财，修建教堂，并且男女混杂，败坏风气。 此事引起了雍正的高度重视，并最终诏令全国驱逐西方传教士。 雍正下达谕旨后，在京传教士上奏，吁请缓行驱逐教士行动。为此，1727 年 7 月 21 日， 雍正皇帝在圆明园接见了巴多明、戴进贤、雷孝思等传教士，发表了一番很长的讲话。这番讲话非 常有意思，现摘录如下： 伊请朕下令归还所有的教堂，并允许传播尔等的教义，就像父皇在世时那样。请尔等听朕 之言：尔等要转告在这里和广州的所有欧洲人，并且要尽快转告他们。即使罗马教皇和各国国王亲 临吾朝，尔等提出的要求也会遭到拒绝的。因为这些要求没有道理。假如有道理，尔等一经提出， 朕即会赞同。请不要让尔等的国王也卷到这件事中来吧！ 朕允许尔等留住京城和广州，允许尔等从这里到广州，又从广州往欧洲通信，这已足够了。 不是有好多人控告尔等吗！不过，朕了解尔等是好人。倘若是一位比朕修养差的君主，早就将尔等 驱逐出境了。朕会惩罚恶人，会认识谁是好人的。但是，朕不需要传教士，倘若朕派和尚到尔等欧 洲各国去，尔等的国王也是不会允许的嘛。 先皇（指康熙）让尔等在各省建立教堂，亦有损圣誉。对此，朕作为一个满洲人，曾竭力 反对。朕岂能容许这些有损于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之教义？ 岂能像他人一样让此种教义得以推广？尔等错了。尔等人众不过二十，却要攻击其他一切教义。须 知尔等所具有的好的东西，中国人的身上也都具有，然尔等也有和中国各种教派一样的荒唐可笑之 处。和我们一样，尔等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尔等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指耶稣） ，还有什么永恒 的苦和永恒的乐，这是神话，是再荒唐不过的了。 佛像是用来纪念佛，以便敬佛的。人们既不是拜佛，也不是拜木头偶像。佛就是天，或者 用尔等的话说，佛就是天主。难道尔等的天主像不也是尔等自己画的吗？佛也有化身，也有转世， 这是荒唐的。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么天堂、地 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 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以后尔等可常来朕前，朕要开导开导尔等。 你看，雍正给人的印象，俨然一位无神论者。尽管他的语气显得和蔼可亲，但柔中带刚、 刚柔相济之中所流露出的毅然决然，则是显而易见的。 这就不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雍正如此坚定地驱逐这些传教士，仅仅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 一如雍正所说是“欺骗小民”的“荒唐”事吗？或者说，如果仅仅因为某些传教士“敛聚地方民财” 的不法行为，何至于把所有的传教士都驱逐呢？

分析雍正的讲话，我们会感到，雍正的话里，有很多弦外之音。也就是说，雍正驱逐西方 传教士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原来，在康熙的晚年，因为选择接班人问题，皇子之间曾发生过一场夺位之争。一些传教 士卷入其中，并支持雍正的政敌允。现在，雍正上台了，能不趁机收拾他们吗？再一个原因就是， 在 1715 年，罗马教皇发布禁约，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天，康熙也针锋相对地颁发内务府信票，只准 承认中国礼仪的教士留在中国。在这个“礼尚往来”关乎国家尊严的问题上，雍正当然也不会含糊。 他下令的这场驱逐行动，也可以说是康熙后期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礼仪之争”的继续。还有一个原 因似乎也很关键，那就是基督教宣传人人平等，对君权提出了挑战，而且，这一思想被一些民间秘 密反清结社组织所借用，这可是属于意识形态里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涉及政权的稳定，对此雍正 当然要予以打击和取缔。 显然，在这个时候，雍正接见传教士，可谓正当其时。雍正的讲话无疑就是一场新闻发布 会，它表明了清朝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有趣的是，了解了这些历史背景，如果你再回 过头来看，雍正驱逐西方传教士这些复杂的原因在雍正的讲话里，其实若隐若现地都有所流露，而 且，你越品，就越觉得他的话好玩儿。 那么，雍正驱逐西方传教士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不过，这种对待所有传教士“一 刀切”的做法，到鸦片战争前，一直被雍正的子孙们所承袭，客观上无疑也加剧了清朝社会闭关自 守的封闭状态，这就难免有些矫枉过正了。 雍正的讲话摘录于《宋君荣神父北京通信集》

白莲教的起源 冰 枫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于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来自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 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期净土 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 照） ，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 不饮酒。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其教义比较简单，经卷通俗易懂，为下 层人民所乐于接受，所以常被用于组织人民群众反抗压迫。在元、明两代，白莲教曾多次组织农民 起义。流传到清初，又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虽遭到清政府的多次血腥镇压，但到了嘉庆元年（1796 年） ，白莲教大起义却是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前后持续了 9 年零 4 个月，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参加的人 数多达几十万，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 甘肃 5 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 9 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清朝

府、州、县、厅、卫等 204 个，抗击清政府从全国 16 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使清军损 失一、二品高级将领 20 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 400 多人。清政府为镇压起义，共耗费白银 2 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 5 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 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 白莲教作为一种宗教概念，包括的内容很广。可以说它是一千多年来，发生在中国这块古 老土地上的各种“异端” 、 “左道” 、“邪教”的总括，是佛教、道教以外的重要的民间宗教。反映的 是中国下层社会百姓的生活、思想、信仰和斗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白莲教教徒的主要特征是烧香、诵偈（即宝卷） ，信奉弥勒佛和明王。他们的经典有《弥勒 下生经》 、《大小明王出世经》等等。为了适应下层百姓白天劳动的实际情况，白莲教徒多是“夜聚 晓散”，愿意入教的人不受任何限制，不分贫富、性别、年龄，男女老少只要愿意均可加入，“男女 杂处” 。到了明末清初，白莲教逐渐在教理方面趋于完备，教义也更加体系化。 白莲教教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叫做明暗两宗。明就是光明，代表 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 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将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 “红阳”、 “白阳”的“三际” 。教徒们 侍奉“无生老母” ，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言。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 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先后派燃灯佛、释迦牟 尼佛、弥勒佛下界。他们分别在不同时期内统治人类世界。 青阳时期是由燃灯佛统治的初际阶段，那时还没有天地，但已有了明暗。明系聪明智慧， 暗系呆痴愚蠢。 红阳时期是由释迦牟尼佛统治的中际阶段，那时黑暗势力占上风，压制了光明的势力，形 成“大患” ，这就是所谓“恐怖大劫”的来临，这时弥勒佛就要降生了。经过双方的决斗，最后光明 驱走了黑暗。 白阳时期是由弥勒佛统治着的后际阶段，明暗各复本位，明归大明，暗归极暗。 初际明暗对立，是过去。中际明暗斗争，是现在。后际明暗各复本位，是未来。教首们宣 传，人们如果信奉白莲教，就可以在弥勒佛的庇佑下，在大劫之年化险为夷，进入云城，免遭劫难。 待彻底摧毁旧制度，破坏旧秩序后，即可建立新的千年福的境界，那时人们就可以过安居乐业的好 日子了。 白莲教认为现阶段（即中际） ，虽然黑暗势力占优势，但弥勒佛最后一定会降生，光明最后 一定会战胜黑暗。它主张打破现状，鼓励人斗争。这一点吸引了大量贫苦百姓，使他们得到启发和 鼓舞。加上教首们平日的传授经文、符咒、拳术、静坐以及用气功为人治病等方式吸收百姓皈依， 借师徒关系建立纵横联系。 白莲教信徒众多，主要来自社会下层。各派内部实行家长制统治，尊卑有序，等级森严， 成为很多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在元末以滦县为中心，冀东及长城沿边一直是白莲教活动的地区， 并从这里向全国蔓延，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反元大起义。明初永乐年间有唐赛儿领导的起 义，明末天启时期有徐鸿儒、王好贤领导的起义。此外还有很多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明代嘉靖年

间的江南太湖流域马祖师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山西、内蒙古一带的农民起义等。到清朝乾隆年间，在 山东一带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规模最大的一次当属嘉庆年间，即清代中叶爆发的川楚陕白 莲教大起义。 白莲教的组织在清代时分布很广，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尤其是直隶、山东、山 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安徽等省，白莲教最为活跃，各阶层人民踊跃参加。在农村中则有 “乡约吃教”，在城镇、集市则有“差役书办吃教”。当时教门派别很多，有清茶门教、牛八（朱） 教、十字教、焚香教、混元教、红阳教、白阳教、老君门教、大乘教、清香教、圆顿教、八针教、 大阳教等，五花八门，其中许多教派都是白莲教的支派。白莲教拥有的群众最多，影响最大。它本 身又分为许多别支，各以教主、首领为中心，组织相当复杂。领导人的名称也很多，有“祖师”、 “师 父” 、“老掌柜” 、“少掌柜” 、“掌教元帅” 、“先锋”等等。它的这种组织形式，适合秘密传教（有时 也用经文编成歌词，配上民间小调，击渔鼓，打竹板，用说唱的形式传教） ，分散活动。 白莲教的教主和首领们利用白莲教经文中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光明最终必将战胜黑暗的 教义，宣传“大劫在遇，天地皆暗，日月无光”， “黄天将死，苍天将生”， “世界必一大变” 。他们还 号召信徒以四海为家，把教友关系看成是同生父母的兄弟姊妹关系，号召教友之间互通财物，互相 帮助，男女平等。这些口号直接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迫切要求，因此对贫苦农民有极大的吸引 力，发展非常迅速，在当时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

甲午年湘军决战日本的檄文 张 鸣 檄文本是古来国人开仗的时候，用以给自家壮胆，同时吓唬敌人的小把戏，其实用处不大。 但古往今来，喜欢玩的人还真是不少。说某人文武双全，就说他上马杀敌，下马草檄，而且下笔千 言，倚马可待。 说来也怪，古来流传下来的檄文妙品，往往属于失败者一方。陈琳为袁绍拟的讨曹瞒檄， 以及骆宾王为徐敬业写的讨武瞾檄，都是可以选入中学课本的佳作。连被骂的对象见了，都击节赞 赏或者惊出一身冷汗，医好了头风病。可是写得好，不见得打得好。看来，笔下文章和真刀实枪， 的确是两码子事。林彪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还要靠这两杆子。 在实际政治中，笔杆子不及枪杆子多矣。往往是枪杆子不济事，才要耍笔杆子吓唬人。笔杆子耍出 来的玩意，多半是给人消闲的（包括对手）。 前一阵在香港讲学，闲着无聊，乱翻清人笔记，居然发现了一篇这种吓唬人的妙文。此文 简直妙不可言，足以跟讨曹瞒檄和讨武瞾檄鼎足而三，丢下一句都可惜，所以全文抄在下面，供同 好者欣赏： 为出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训练三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 二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 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

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 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 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祗候，父母 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岛圭介之 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 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 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 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 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 七纵七擒之法。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 （大岛圭介为甲午战时的日本驻朝公使，当时中国舆论 认为他是导致中日开战的一个阴谋家） 这篇檄文出自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湖南巡抚吴大之手（很大可能是出自其幕僚的手笔），时 间是光绪二十年（1895 年）。当时，北洋水师已在困守刘公岛，离覆没不远。而陆军则从平壤一直 退到海城。吴大在晚清，也属于比较开明而且务实的“廉干人员” 。在危难时率军出征，而且带的是 武器装备以及训练都远不及淮军的湘军，居然能够发出如此气壮如牛的檄文，要在战场设立“投诚 免死牌” ，并要约日军“接战三次” ，让人家“三战三北”，自己则可效诸葛亮，有七擒七纵之法。 当然，吴大的部队，还是真的跟日军接战了，并没有说了不练。只是战绩跟淮军一样，打 一仗败一仗， “三战三北”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他老人家自己。开战的时候，我估计什么“投诚免死 牌”之类的也没有立起来。投降的日本人，一个都没有。一天管两顿饭，以及用轮船送投降的日本 官兵回国诸事，自然都谈不上了。倒是被围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全体被俘，被人装在一艘卸除了 枪炮的训练舰上，送了回来。 湘军和淮军是中国学西方搞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士大夫，一致认为 日本军队，不及湘、淮军远矣。就连世界舆论，也大多看好中国。没想到真的动起手来，如此不中 用。两军轮番上阵，结果连一个小胜仗都没有打过。据对阵的日军说，中国兵打仗一上来就乱枪齐 放，等到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就是他们撤退的时候了。看来， “精枪快炮” ，而且“素有准头” ，只是 嘴上说说而已。手里不比日军差的洋枪洋炮，所起的作用，倒更像是过年放的鞭炮。

甲午兵败是因为开枪不瞄准 张 鸣 近代中国的士兵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 熟，唯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1920 年直皖大战，动用 20 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 200 余人，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 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的基本要领，可是这个要领，中国人掌握起来，很是费了些 功夫。引进洋枪洋炮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一直都相当热心而且积极，即使最 保守的人士，对此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闹义和团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兄

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家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国人，包括那 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19 世纪 60 年代，一个英国军官来访 问中国，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 子弹的时候，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过了 30 余年，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上跟上了技术进 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了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得有限。义和团运动中，攻打外国 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 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戴，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 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1 万多名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 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庚子前 五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个多少像点样的仗。而陆 军则每仗败北，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 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 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 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进入民国，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 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说是 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都是北洋军的劲 旅，对手张勋只有五千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北京政府顾问莫里循目睹了这场战争，他 写道： “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因为所 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 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 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 距离约一百五十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 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最后，这位顾问刻毒地向中国政府建议，说他同意一个 美国作家的看法，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这样可以少浪费不少钱，而且还能对叛乱者造成真 正的威胁。 中国军队，自开始现代化以来，所要对付的对手，基本上是些拿着冷兵器的叛乱者。双方 碰了面，只要一通洋枪猛轰，差不多就可以将对方击溃。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枪洋炮的对手，这套战 法就不灵了。问题在于，屡次吃过亏之后，战法并没有多少改善，轮到自己打内战，双方装备处在 同样等级，仗也这么打。讨逆之役，双方耗费上千万发弹药，死伤不过几十人。四川军阀开始混战 的时候，居然有闲人出来观战，像看戏一样。不过，打着打着，大家逐渐认真起来，终于，枪法有 人讲究了，毕竟不像清朝那会儿，对手净是些大刀长矛。洋枪洋炮对着放，成者王侯，甜头不少， 所以，在竞争之下，技术自然飞升。到了蒋介石登台的时候，他居然编了本步兵操典之类的东西， 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从心态、姿势到枪法，尤其强调瞄 从士兵的枪法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真是个漫长的过程，非得自己跟自己人打够了，才能有 点模样。

极度奢侈淫乱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之一 佚 名 太平天国是中国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场农民革命运动。可是这场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从洪秀 全率众起事开始，到占领南京建立“天朝”政权，仅仅只维持了 11 年的时间就覆灭了。这引起后人 无尽的深思，其中的教训实在太多，而最根本的教训，只有两个字：腐败。 “朕睡紧都做得王，坐得江山” 太平天国从建都天京之日起，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领袖人物就丧失了进取心，实行无为而 治。他从 1853 年 3 月进入天京，到 1864 年 6 月 52 岁时自杀（一说饥饿病死） ，11 年中从未迈出过 天京城门一步。只有一次坐 64 人抬的大轿出宫，去探视生病的东王杨秀清。其余时间都在他的太阳 城金龙殿坐享荣华，其帝王生活的威仪和气派，是相当排场的。 据一位对太平天国并无敌意的英国翻译兼代理宁波领事富礼赐在其所著的《天京游记》中 记录天王府的情景，提到有一次他在王宫前调查时，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 作，原来是天王进膳的时间。直至膳毕，这些声音才停止。此时： “圣门半开，好些软弱可怜的女子 或进或出，各提盘碗筷子及其他用品，以侍候御膳用。各种物品大都是金制的。”天王有王冠，以纯 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链一串，亦重八斤。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纽。他由内宫升大殿临朝， 亦乘金车，名为圣龙车，用美女手牵而行。 天王的后宫，妇女的牢笼 太平天国实行一夫多妻制。杨秀清曾在答复美国人的一份外事文书中公开承认： “兄弟聘娶 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 ”天王洪秀全拥有的妻妾则有准确的数字：金田起义后不久 15 人，一 年后至永安，据突围时被俘的天德王洪大泉口供： “洪秀全耽于女色，有 36 个女人。”后来有所减少， 到 1864 年天京沦陷，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后在口供中说：“我现年十六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八 十八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天王有 88 个后妃，已超过了历代 封建帝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数了。 洪秀全还为他的后妃规定了许多奇怪的清规戒律，都要严格遵行。如禁止女子抬头看他， “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 ”“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 慢尔王怠慢天。 ” （均引自《天父诗》 ） 在《天父诗》里看不到洪秀全在初创拜上帝教时所倡导的“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 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只有对妇女的绝对权威和压制。 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太平军进入天京后，就广为宣扬：“正是万国来朝之候、大兴土木之时。”其实当时根本没 有一国来朝，而大兴土木则立即就开始了。

天王府的建设，从太平军进城后第二个月开始。王府是在原两江总督署的基础上向周围扩 建十里，四周有三丈高的黄墙环绕的宫殿群。宫墙外面掘有一道深宽各二丈的御沟，沟上有三孔石 桥，称五龙桥，供行人进出往来。过桥迎面第一道大门为天朝门，门外悬挂着十余丈的黄绸，上有 天王御笔手书五尺大的朱字诏令： “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云中雪（太平军形 容”杀头“的隐语） 。 ” 进了天朝门，到第二道门即圣天门，门旁置两面大鼓和两座琉璃瓦的吹鼓亭，每天 24 小时 鼓声不断，琴音袅袅，乐曲悠扬。过圣天门即进入宫殿区，迎面有一座牌坊，东西两排数十间朝房， 正面是天王坐朝的金龙殿。在大殿后面，是一条长长的穿堂，又有七八进，到末层第九进是一座三 层高楼，顶层四面绕栏，栏内长窗，登楼可以眺望到数十里远。这种重殿叠宇的建设，是按照洪秀 全自己设计的九重天庭来建造的。王府内还建有东花园、西花园、后林苑，园中水池内有石舫，池 畔又建有五层高楼，也可以登高远眺。 据史料记载，这座宫殿的装饰“雕镂工丽，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庭柱用朱漆蟠龙，鸱吻 用鎏金，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 （《盾鼻随闻录》卷五） 天王府的第一期工程，半年即建成，可惜被大火烧毁了一部分。于次年正月，又开始了第 二期工程。两期工程所用的砖石木料都是从明故宫、庙宇、民房拆取搬来的，建筑工人主要是征用 没有随军的妇女、老人，工匠则是奉天王的诏命从安徽、湖北招募来的且都是无偿劳动。 第三期的天王府工程，计划扩建到周围二十里。 在大兴土木的同时，天京诸王豪贵也上下争奢赛富，竞相大搞华丽排场。如舆马定制，从 基层管辖 25 人的“两司马”乘 4 人抬黑轿开始，层层加多。东王杨秀清每次出行要乘 48 人抬的大 黄轿，夏日则为轿下设玻璃注水养金鱼的水轿，每次出行时前后仪仗数里，像赛会一般。而天王洪 秀全从不出宫门，宫内有美女牵挽的金车，宫外常备 64 人抬龙凤黄舆。为了适应豪华的铺张，宫内 专设典天舆一千人、典天马一百人，还有典天锣、典天乐等等。奢侈已极。 太平军从武汉到南京，缴获战利品及没收天京工商业财物，以及驱赶居民男女分居后接收 居民家中钱财不计其数。为了管理使用这些金银财宝，天朝设立专管铸印和制造金银器皿的典金官、 专管雕琢玉器的典玉局、专管制造冠帽的典角帽、制造靴鞋的典金靴等。如为天王制造 24 只金碗和 配套的金筷子， “长近尺，浴盆亦以金” 。 （ 《金陵省难纪略》 ）连净桶、夜壶都俱以金造。 天朝官员在穿戴装饰上更是追求华丽奢侈之风，互相争奇斗艳，奢侈已极，一冠袍可抵中 人之产。而天王洪秀全的金纽扣和八斤重的金冠，更是无价之宝。 除了供天王如此挥霍之外，还有讲求排场的朝内外文武各级官员 31 万多人，其中大部分都 是王亲国戚和洪秀全起事时的功勋兄弟，此时都是些冗员闲差，坐享荣华，很快就把库中掠夺来的 金山银海挖空吸干了。 据潜伏在天京北王府典舆衙内当书手的著名间谍张继庚，1853 年 9 月向清军统帅向荣投送 的第一封情报中讲到太平天国的库存金银情况时说： “伪圣库初破城时运存一千八百余万两，此时只 有八百余万两。”两个月后投送的第六封情报又说：“伪圣库前九月禀报时尚存八百余万两，现只存 百余万两不足，不知其用何以如是浪费？”（《太平天国》Ⅳ761，774 页）

王爷遍地走，国戚乱朝纲 1856 年 9 月 2 日（太平天国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突然发生的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以下官 员共 2 万余人死在韦昌辉、秦日纲等人的刀下。原来传说有天王密诏杀杨的说法，但洪秀全始终否 认，所传杨秀清逼封万岁和天王密诏迄今没有确切的证据，因而近人一般认为是韦昌辉矫诏。无论 如何，这是腐败导致政治上的争权夺利所引起的必然结果。天京事变使太平天国受到致命的打击。 太平天国前期共封了五个对起义和建朝有过贡献的外姓王。这五王为从广西向南京进军的 途中战死的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在天京事变中被北王韦昌辉杀了的东王杨秀清，随后又被天 王洪秀全捕杀的北王韦昌辉，还有天京事变后仅存的翼王石达开。 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朝辅政，受到满朝文武臣民的拥护。可是此时洪家兄弟在东王死后 急于封王，先由天王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又封其出狱不久的次兄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石达 开。石达开愤然领兵出走，发誓不再回来。 石达开出走后，在满朝文武臣民的抗议声中，洪秀全不得不把两个王兄的爵位革掉，以谢 天下，但还是未能把石达开及其率领的几十万精兵召回天京，从而丧失了一次振兴天国的机会。 太平军经过天京事变，损失了几万名精华骨干，加上翼王石达开分裂出走，带走了几十万 精兵，使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形势岌岌可危。此时，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四路围攻安庆， 扬言年内攻破天京，活捉洪秀全。幸由新起的青年猛将陈玉成在安徽重振军威，与李秀成及捻军合 力向敌人反攻，于 1858 年 11 月 15 日在三河大战中，一举歼灭了湘军主力李续宾部 6000 余人。后 又乘胜追击，不战而解安庆之围，保卫了天京上游的门户。陈玉成又回师皖北，大破清军于庐州， 活捉了清朝安徽巡抚李孟群，这才把天京事变后两年来十分危急的局势扭转并稳定下来。 洪秀全鉴于兄弟封王引起的风波，宣布天朝永远不再封王，在原来的侯爵之上，增设豫、 燕、福、安、义，共六等爵位，封陈玉成为成天豫，封李秀成为合天侯。同时恢复前期的五军主将 制，以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杨辅清为中军主将，韦俊为右军主将，李世贤为左 军主将，而以陈玉成为“又正掌率” ，李秀成为副掌率，统率全军。这些新的爵位的制订及封号，大 体上反映了天京事变后，各路太平军的隶属关系和按照军事才能而形成的指挥系统，上下悦服，太 平天国又一次出现了乱后重建的中兴景象。 可是三河大捷后仅五个月和庐州大捷后仅一个月，洪秀全又看中并重用刚从香港回来的族 弟洪仁。这种做法，受到全军上下的指斥，人们尤其为陈玉成所受到的压制抱不平。这一用人唯亲、 无功受封的事件，大大挫伤了将士们的心，不但把皖北大捷以后天国又一次兴旺复兴的良机丧失， 而且直接摇撼了本来就不牢固的太平天国军事基础。 毫无功劳的王弟洪仁虽也再三恳辞，不料洪秀全在失掉了杨秀清的制约以后，一意孤行地 维护其家天下的权威，自食其不再封王的誓言，居然把洪仁封王。为了平息不满，又将陈玉成等封 王。 可是封了陈玉成，却又引起新的连锁反应。陈玉成由于功劳巨大，原来以封爵中的第二等 豫爵提任又正掌率是得人心的，现在突然越阶四级封王，自然又有其他有功的战将攀比。首先是驻

在浦口防守天京北大门的后军主将李秀成，与他原来的部将已经叛变投敌的李昭寿秘密通信，被人 发现后报到天朝。天王洪秀全闻报大惊，不知所措，一面下令封江防变，一面亲书“万古忠义”的 手诏把李秀成封为忠王。接着封中军主将杨辅清为辅王，左军主将李世贤为侍王，剩下右军主将韦 俊因系韦昌辉之弟而受封较晚，在安徽池州率部数万人叛变投敌。 尤其是被封的大大小小洪家王，成为天京一霸。例如当了“京内又正总鉴”的信王洪仁发、 “御林兵马哥”勇王洪仁达为首的洪氏家族诸王，总揽朝政，横行天京。他们借出售“洪氏票”掌 管城门进出，连忠王李秀成有一次出城调兵也得拿出 10 万两银子的买路钱才得出城。又如在天京尚 未陷入最后一次重围前，朝中有人建议提前购运粮食回京储备，以备战时之需。但由于进出城门的 “洪氏票”价格昂贵，运粮回来后须缴纳重税，运粮无利可图，贩运粮食的人不肯再去购粮，以致 后来天京被围后果然出现粮荒。洪秀全号召军民吃草，美其名曰“甜露”。他本人就是因吃草生病， 无药医治而死的（有记载是服毒自尽） 。 由于洪秀全对无功的王兄王弟滥封王爵，一时间封王之风迅速蔓延开来，几个王兄更是仗 势卖官鬻爵，随便滥封。后来，实在没有爵位可封了，就在“王”字头上加一“斜”字，造成新字 “” ，为六等王，最后总共封了 2700 多个王。 所有受封为王的，不论等级，不分有职无职，一朝受封，立即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 出门时前呼后拥，盈街塞巷。按太平天国礼制规定，低至最底层管辖 25 个人的十六级小官“两司马” 出门时可乘四人抬的黑轿，上面领兵的将领王侯等人，其威风更不用说了。至今浙江还流传侍王李 世贤出门坐 54 人抬的龙凤黄轿，轿上可以召集部下开会。王爷轿舆所到之处，小官和军民百姓都要 回避，回避不及的要就地低首下跪迎送。如果不小心冲撞了仪仗，轻则杖责，重则斩首。因为当时 王爷太多，百姓们迎不胜迎，遂流传出民谣： “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 这么多的王爷需要大量的杂役服侍，于是就抓兵拉夫，招降纳叛。反过来为了养兵，为了 营造安乐窝，他们又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 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等达二三十种。田赋则由天朝初时制定的每亩一斗七升五合，两 年中即增加到每亩七斗。 地皮刮下来，都进了大小王爷和地方官的腰包，于是盛行在天京的大兴土木、讲求排场的 奢侈风气又刮到了苏、浙新占区，许多王府官舍纷纷兴建起来。现在仍保留下来的壮丽宏大的浙江 金华侍王府、江苏苏州忠王府，都是在战火纷飞的两三年时间兴建起来的。尤其是苏州忠王府宫殿、 住宅、园林三部分，连后来的新主人李鸿章也为之惊叹： “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 宅。 ” “花园三四所，戏台两三座，平生所未见之境也。” （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 38）这座 建筑从 1860 年 6 月太平军攻占苏州开始，到 1863 年 12 月苏州失守， “匠作数百人，终年不辍，工 且未竣，城已破矣。 ” （ 《劫余灰录》 ） 李秀成自称他拥有百万雄兵，所以财大气粗，除了苏州的这座“园亭花木，无一不精”的 王府以外，在天京另建有一所更加恢弘巍峨的王府，有意无意地与大权旁落的天王比富争荣。他毫 不隐讳地向 1861 年访问天京的英国翻译富礼赐自夸他的新王府的壮丽。富礼赐在其《天京游记》中 说： “忠王又自夸彼之新邸，除天王宫外，为太平天国中之最佳最美的建筑物。 ” 富礼赐在忠王的旧王府住过，由忠王的兄弟亲自接待，他在书中写下了在忠王府的见闻： “筷子、叉、匙羹均用银制，刀子为英国制品，酒杯为银质镶金的。

“他（指王弟）把忠王所藏的许多珍奇的东西给我看。除了天王之外，只有忠王有一顶真 金的王冠。以余观之，此真极美精品也。冠身为极薄金片，镂成虎形，虎身及虎尾长大可绕冠前冠 后；两旁各有一小禽，当中则有凤凰屹立冠顶。冠之上下前后复镶以珠宝，余曾戴之头上，其重约 三磅。忠王又有一金如意，上面嵌有许多宝玉及珍珠，„„凡各器物可用银者皆用银制，刀鞘及带 均是银的，伞柄是银的，扇子、鞭子、蚊拍其柄全是银的，而王弟之手上则金镯银镯累累也。” 由此可知，有人说拥有百万雄兵的李秀成同时也拥有百万家财是可能的。 为了敛财致富，新封诸王一个个拥兵自重。当陈玉成为保卫天京上游门户安庆而浴血奋战 的危急关头，拥有百万大军的李秀成、李世贤兄弟一心经营其苏浙领地，始终未发一兵一卒前往皖 北助战，坐视安庆和庐州相继失守、陈玉成牺牲而不顾。直到庐州失守后 17 天，天京再一次陷入湘 军重围的时候，李秀成才看到大局动摇的危险性，组织十三王率领 60 万大军，救援天京。但因诸王 各怀私念而消极畏战，对阵 46 天，竟未把饥病交加的 2 万湘军打退，借口缺寒衣而各自散去。直到 天京沦陷为止，再也没有哪个王来解围了。 这些王爷们各回自己的安乐窝，享受荣华富贵，小王不听中王，中王不听大王，最后纷纷 叛变。李秀成苦心经营的苏州，也被其叛变投敌的心腹部属四王完整地奉送给李鸿章了。李秀成从 占领苏州到苏州失守，仅三年半时间，他拥有的百万大军就这样冰消瓦解了。腐败毒菌吞噬了李秀 成的百万大军。李秀成在苏州失守以后，率数百亲随狼狈逃回天京，而天京也在半年后失守。天京 失守时，李秀成保护幼天王突围出城以后，与大队离散，孤身逃到方山，解下缠在腰上的百宝囊休 息时被人发现，宝囊被人哄抢，他也被捉住送到清营，成了阶下囚。他在天京的两座新旧王府被抢 后都被大火夷为平地，与天王府一样只落得一片废墟，任凭野鸽飞来飞去了。太平天国的早衰早亡， 撇开政策上和军事战略上失误这些原因不说，单从农村进入城市之后，挡不住贪图享受和腐败之风 的诱惑，而且上行下效，愈演愈烈，终于导致百万大军转瞬间冰消瓦解。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深思。

中国古代当贪官的理由 黑暗赫克托尔

《明史》上记载了皇帝和监察官员之间的一个斗智斗勇的故事。 崇祯元年（1628 年） ，朱由检刚刚当皇帝。当时他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心想把国家治 理好。朱由检经常召见群臣讨论国事，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这 是宋朝传下来的一句名言，国民党垮台前也被提起过。据说，如此就可以保证天下太平。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对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给皇上写了份奏疏，问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 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太爷 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

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 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吗？我 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银五百两，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 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 户科给事中是个很小的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股级或副科级。但是位置很显要，类似总统办公 室里专门盯着财政部挑毛病的秘书，下边很有一些巴结的人。韩一良所说的“书帕银”，大概类似现在 中央机关的人出差回京，写了考察纪行之类的东西自费出版，下边的人巴结为其出的印刷费。那 500 两银子，按照如今国际市场上贵金属的常规价格，大概相当于 43000 多元人民币。如果按银子在当 时对粮食的购买力估算，大概有现在的 20 万元人民币。那时的正县级干部，每月工资大概相当于现 在的 1000 多块钱人民币。所以，无论是 4 万元或是 20 万元，都要算是惊人的大数目。 崇祯读了韩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罢，崇祯 拿着韩一良的上疏给阁臣们看，说：“一良忠诚鲠直，可以当佥都御史。”佥都御史大致相当于监察部 的部长助理，低于副部级，高于正司局级。韩一良眼看着有望一步登天。 这时，吏部尚书（类似中组部部长）王永光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人来，究竟谁做得过 分，谁送他银子。韩一良哼哼唧唧的，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让他密奏。等了 5 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刺了王永光几句。 崇祯再次把韩 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年轻的皇帝手持韩一良的上疏大声诵读，声音朗朗。念到“此金非从 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崇祯又追问韩一良：500 两银子是谁送你的？韩一良固守 防线，就是不肯点名。崇祯坚持要他回答，他就扯旧事。崇祯让韩一良点出人名，本来是想如他所 请的那样严加惩处，而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兴，拉着脸对大学士刘 鸿训说：都御史（监察部部长）的乌纱帽难道可以轻授吗？接下来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撤了他的 职。 （参见《明史》卷二百五十八） 韩一良宁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程，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 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他背后必定有强大的支撑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难道只 是怕得罪人？给事中就好像现在的检察官，检举别人乃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获得声望的源泉。 怕得罪人这种解释的力度不够。 细读韩一良的上疏，我们会发现一个矛盾之处。韩一良通篇都在证明爱钱有理，证明官员们不 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韩一良说得对，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确实不够花。而他开出药方，却 是严惩谋求俸禄外收入者。这恐怕就有点文不对题。 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 576 石大米，折成 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 11780 元。正司局级每年的名义工资是 192 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 3930 元人民币。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 90 石大米，合月薪 1840 元人民币。韩一良这位股 级或副科级干部，每年的名义工资是 66 石大米，折合人民币月薪 1350 元。 （参见《明史·职官志》） 我反复强调“名义工资”这个词，是因为官员们实际从朝廷领到的工资并没有这么多。那时候发的 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苏木，还有银子和钞票。不管领什么，一切 都要折成大米。于是这个折算率就成了大问题。 《典故纪闻》第十五卷曾经详细描述成化十六年（1481 年）户部（财政部）是如何将布折成大米的。朝廷硬把市价三四钱银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 30 石大

米。而 30 石大米在市场上值多少钱？至少值 20 两银子！假如按照这种折算率，完全以布匹当工资， 县太爷每年只能领三匹粗布，在市场上只能换一两银子，买不下二石（将近 200 斤）大米。这就是 说，朝廷几十倍上百倍地克扣了官员的工资。至于明朝那贬值数百倍、强迫官员接受的纸币，就更 不用提了。 总之，明朝的县太爷每个月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际价值不超过 1130 元人民币。

清代奢靡的宫廷生活 溥 仪

有一位解放后长大的青年，读《红楼梦》大为惊奇，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贾母、王熙凤这样的人 身后和周围总有那么一大群人。即使他们从这间屋走到隔壁那间屋去，也会有一窝蜂似的人跟在后 面，他们不嫌这个尾巴碍事吗?其实， 《红楼梦》里的尾巴比宫里的尾巴少多了。 《红楼梦》里的排场 犹如宫里排场的缩影，这尾巴也颇相似，如果没尾巴，都像是活不下去似的。我每天到毓庆宫读书， 给太妃请安，游一次御花园，后面全有一条尾巴。如果我去游一次颐和园，不但要有几十辆汽车组 成这尾巴，还要请民国的警察们沿途警戒，一次要花去几千块大洋。到宫中的御花园去玩一次，要 组成这样的行列：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地发出“吃—— 吃——”的响声，警告可能在前边出现的人，早早回避。在他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 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前小太 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应呼；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虽然腿脚其实无病。在这 后面，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样物件和徒手的太监。有捧马扎以 便随时休息的，有捧衣服以便气候或体温变化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在这些御前太监 后面是御茶房太监，捧着装有各样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等。更后面是御 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 竹茹水，夏天必有藿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丹、香糯丸、万应锭、痧药、避瘟散，不分 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如果没有坐轿，轿子就在最后 面跟随。轿子也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暖轿是围着灰鼠皮或貂皮的，凉轿轿壁是纱的。这个杂 七夹八的好几十人的尾巴，走起来倒也肃静安详，井然有序。然而这个尾巴也常被我搅乱。我年岁 小的时候，也还有好动的孩子性格，我高兴起来撒腿便跑。起初他们还亦步亦趋地跟着跑一阵儿， 我一停下来就又聚在我身后，喘吁不止。我大些以后，懂得了发号施令，便叫他们站一边等着，于 是除了御前小太监以外，那些捧盒挑担的便到一边静立，等我跑够了再重新贴在我后边。后来我学 会了骑自行车，下令把宫门的门槛一律锯掉，这样出入无阻地到处骑，尾巴自然更无法跟随，只好 暂时免掉。但除此以外，每天凡到太妃处请安和去毓庆宫上学等等日常行动，仍然要有一定的尾巴 跟随，也并不觉得累赘。相反，假如身后这时没有那个尾巴，倒会觉得不自然。明朝崇祯皇帝最后 上煤山的时候，那个从小长在身后的尾巴只剩下了一个太监。冲这一点，我想也够他上吊的了。 每日排场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莫过于吃饭。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术语，绝对不准

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就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的时 间——并无所谓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我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 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立在养心门的太监，他再传 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回声不等消失，一个犹如送嫁妆的行列 已经走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齐整，套着白袖头的太监们组成的队伍，抬着膳桌，捧着绘 有金龙的红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菜肴 是三桌，各种点心、米膳、粥品是三桌，另外各种咸菜是一小桌。食具是明黄色刻龙并有万寿无疆 字样的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罐。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 备下毒而设的。并且为了同样原因，菜送来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太监尝过，这叫“尝膳”。这些尝过的 东西摆好之后，在我入座之前，一个小太监叫一声“打碗盖!”其余四五个小太监便动手把每个菜上的 银盖取下，放到一个大盒子里拿走。于是，我就开始“用膳”了。 所谓食前方丈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隆裕太后每餐的菜肴有百样左右，要用六张膳桌陈放，这是她 从慈禧那儿继承下来的排场。我的比她少，按例也有三十种上下。我现在只找到一份“宣统四年二月 糙卷单”(即民国元年三月的一份菜单草稿)，所记载的一次“早膳”的内容如下：口蘑肥鸡、三鲜鸭子、 五绺鸡丝、炖肉、炖肚肺、肉片炖白菜、黄焖羊肉、羊肉炖菠菜、豆腐樱桃肉、山药炉肉、炖白菜、 羊肉片氽小萝卜、鸭条溜海参、鸭丁溜葛仙米、烧茨菇、肉片焖玉兰片、羊肉丝焖跑丝、炸春卷、 黄韭菜炒肉、熏肘花、小肚、卤煮、豆腐熏干丝、烹掐菜、花椒油炒白菜丝、五香干、祭神肉片汤、 白煮塞勒、烹白肉。这些菜肴经过种种手续摆上来之后，除了表示排场之外，并无任何用处。我是 向来不动它一下的。御膳房为了能够在一声传膳之下，迅速把菜肴摆在桌子上，半天或一天以前就 把饭菜做好，煨在火上等候着，所以都早已过了火候。好在他们也知道历代皇帝都不靠这个充饥， 例如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 我面前的菜。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太后或太妃们各自的膳房，那才是 集中了高级厨师的地方。太妃们为了表示对我的疼爱和关心，除了每餐送菜之外，还规定在我每餐 之后，要有一名领班太监去禀报一次我的进膳情况。这其实也同样是公式文章。不管我吃了什么， 领班太监到了太妃那里双膝跪倒，说的总是这一套： “奴才禀老主子：万岁爷进了一碗老米膳(或者白米膳)，一个馒头(或者一个烧饼)和一碗粥。进得 香!” 这种吃法，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呢?我找到了一本《宣统二年九月初一至三十日内外膳房及各等处 每日分例肉斤鸡鸭清册》 ，那上面记载如下：

皇上前分例菜肉二十二斤计三十日分例共六百六十斤 汤肉五斤共一百五十斤 猪油一斤共三十斤 肥鸡二只共六十只 肥鸭三只共九十只

菜鸡三只共九十只

下面还有太后和几位贵妃的分例，为省目力，现在把它并成一个统计表(皆全月分例)如下： 我这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四十四只鸡鸭，其中我这五岁的孩子 要用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此外，宫中每天还有大批为这六口之家效劳的军机大臣、御 前侍卫、师傅、翰林、画画的、勾字匠以及巫婆(称“萨玛太太”，每天要来祭神)等等，也各有分例， 一共是猪肉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斤。连我们六口之家自己用的共计用银三千一百五十二两四钱九分。 “分例”之外，每日还要添菜，添的比分例还要多。这个月添的肉是三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猪油八 百一十四斤，鸡鸭四千七百八十六只，连什么鱼虾蛋品，共用银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一两七钱，连分 例一共是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九分。显而易见，这些银子除了贪污中饱之外，差不多全是为 了表示帝王之尊的排场而糟蹋了。这还不算一年到头不断的点心、果品、糖食、饮料这些消耗。 衣着方面情形也相似。饭菜是大量的做而不吃，衣服则是大量的做而不穿。这方面我记得的不 多，只知道后妃也有分例，皇帝却毫无限制，而且全是一年到头每天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 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我手头有一份改用银元以后的报账单子，没有记明年代，题为“十月初 六日至十一月初五日承做上用衣服用过物料复实价目”，据这个单子所载，这一个月内给我做了：皮 袄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紧身二件，棉衣裤和紧身三十件，不算正式工料，只算贴边、兜布、子 母扣和线这些小零碎，共开支了银元二千一百三十七元六角三分三厘五毫。 在我结婚后的一本账上，有后妃们每年使用衣料的定例，现在把它统计如下： 我更换衣服，也有明文规定，由“四执事”负责，从“四执事库”里为我取换。单单一项平常穿的袍 褂，一年要照单子更换二十八种，从正月十九的青白嵌皮袍褂换到十一月初一的貂皮褂。至于节日 大典，服饰之复杂就更不用说了。 既然有这些劳民伤财、穷奢极侈的排场，就要有一套相应的机构和人马。给皇帝管家的是内务 府，它统辖着广储、都虞、掌礼、会计、庆丰、慎刑、营造等七个司(每司各有一套库房、作坊等等 单位，如广储司有银、皮、瓷、缎、衣、茶等六个库)和宫内四十八处。据宣统元年（1909 年）秋季 《爵秩全览》所载，内务府官员共计一千零二十三人(自然不算禁卫军、太监和苏拉)，民国初年曾减 到六百多人，到我离开那里，还有三百多人。机构之大，用人之多，一般人还可以想象，但其差使 之无聊，就不大为人所知了。举个例子说，四十八处之一的如意馆，是专门伺候皇帝后妃们画画写 字的，如果太后想画个什么东西，就有如意馆的人员先给她描出稿子，然后由她着色题词；写大字 匾额也是如此。什么太后御笔或御制之宝，在清季大都是这样产生的。 除了活排场之外，那些死的建筑和宫殿陈设，从小给了我很深的影响。黄琉璃瓦唯有帝王才能 使用，这不用说了，建筑的高度也是帝王特有的。这让我从小就确认，不但地面上的一切，所谓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就连头上的一块天空也不属于任何别人。每一件最好的艺术品或历史文物，尽管 陈设在那里无人欣赏，都是加强我占有一切的直观教材。在那些陈列品之间有一样东西值得一提的， 是“寸草为标”。据说这是康熙皇帝留下来的一种家规的象征。这位皇帝曾经这样规定：宫中的一切 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叫人 每天检查一次，少了一根都不行，这就叫“寸草为标”。我在宫里十几年间，这东西一直摆在养心殿

里，是一个景泰蓝的小罐，里面盛着三十六根一寸长的干草棍。这堆小干草棍儿曾引起我对那位祖 先的无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对辛亥革命无限的愤慨。但是我并没想到，康熙留下的干草棍虽然一根 不曾短少，而康熙留下的长满青草的土地被儿孙们送给“与国”的，却要以成千方里计。 帝王生活的日常排场，一时难以说尽，所造成的浪费，更无法加以统计。所有这一切暴殄天物、 浪费人工的举动，目的都不外乎表示“天子自与凡人殊”。为了这样的目的而立下的规矩，就把一切 不自然的东西看成自然，而把自然的又看成不自然。 宫里也有些规矩，并非完全出于摆排场，比如菜肴里放银牌和尝膳制度，出门一次要兴师动众 地布警戒，这本是为了防止暗害的。据说皇帝没有厕所，就因为有一代皇帝外出入厕遇上了刺客。 但是这些故事和那些排场给我的影响全是一样：使我从任何方面都确认自己是尊贵的，是统治一切 和占有一切的人上之人。

清代官场图 李 乔

捐官：官员之多如过江之鲫 对于候补官之多，时人讥为“过江名士多于鲫”、“官吏多如蚁”。江南又有口号云：“婊子 多，驴子多，候补道多。 ” 清代实行捐官制度以后，大量谋官者拿钱买到了官，但所买的仅仅是一个职衔，并不是实 缺。要想得到实缺，必须等有官位空出来才能递补。这种有官衔而无实缺，时时巴望着补缺的官， 谓之候补官。 候补官当时有“灾官”之称，意思是当这种官活受罪，如同受灾一样。这是因为候补官的 数量相当多，递补一个实缺极为不易。而当了候补官，大小总是一个官，因而需要维持相应的体面 排场，如雇用长随，酒食征逐，交际应酬，都是少不了的，这就需要花很多钱。而候补官由于没有 实际差使，也就没有丝毫收入，所以往往弄得穷困不堪，甚至饥寒而死。 《官场现形记》说： “通天下十八省，大大小小候补官员总有好几万人。”以江宁为例，宣 统末年，江宁的各种候补官数目如下：道员三百余员，府、直隶州三百余员，州、县一千四百余员， 佐贰杂职二千余员，共计四千余员。而江宁的官缺，合道、府、厅、州、县计之，才不满五十缺。 二者比例为八十比一。又如光绪年间湖北知县汪曾唯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说到湖北省候补官日见增 多的状况： “鄂省候补人员日见其多，道府六十余员，同（知）通（判）七十余员，州县二百六十余 人，佐杂几及千人。茫茫宦海，正不知何日得登彼岸也。 ” 由于僧多粥少，仕途拥挤，所以补缺的机会很少。或是等很多年才能补上，或是终身也补 不上。曾经捐过户部郎中的大名士李慈铭，在北京保安寺街居住时写过一副对联，叹补缺之慢： “保

安寺街，藏书十万卷；户部员外，补阙一千年。”有人作《补缺》诗云：“部复朝来已到司，十年得 缺岂嫌迟。 ”十年能补上缺就已经很知足了。某年元旦，开封府文武官员至抚署贺岁，巡抚以对联“开 封府开印大吉，封印大吉”求对，一候补知县对曰：“候补县候缺无期，补缺无期。”据说有个捐佐 贰杂职的候补官，十七年没补上缺，每日在街巷中散步自遣。一次在小巷中认识了一位寡妇，后来 二人结为夫妻。这位候补官自嘲说： “我总算补上缺了。”意思是补了寡妇缺丈夫之缺。 候补官长期补不到缺，便穷困不堪，乃至饥寒而死。清人欧阳昱曾说到他亲见亲闻的一些 候补官贫困不堪的状况：许多候补州县，贫至饭食不给，饿死在旦夕，不得已借高利贷以救眼前， 苟延性命，他日如何，在所不计。某候补知县到省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冻馁而死。死时 身上仅穿破衣破裤，床上唯有一破席。又有一候补知县因饥寒难耐，吞烟自尽。候补佐杂官较之候 补知县生活更苦。某候补巡检严冬只穿一件破夹袍，外加一件纱褂，两袖与前后身到处是破洞，内 用黑纸粘住，头戴破凉帽，脚穿破单鞋，冻得浑身颤抖，两脚站不稳。他对人哭诉说： “一身饥寒已 极，妻子又冻馁将死，无路可生，只有求死一法。 ”人至其家看时，见破屋中其妻与子女五六人卧在 一床，俱穿破单衣，饿已两日，大者不能言，小者不能啼。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到一位叫陈仲 眉的候补知县，到省十多年，因久无差事，吃尽用光，穷得不得了，结果寻短见上吊死了。有一首 竹枝词咏候补官初冬卖衣，企盼补缺云： “十月初冬天气寒，皮袭典尽客衣单。投供几载无消息，魂 梦时惊到了班。 ”“投供”是补缺的手续之一，即到吏部报到，开明履历，呈送保结，证明一切无虚 伪。诗里说，投供都几年了，也没等来补缺的消息，盼望补缺的心情使他们常常在睡梦中梦到补上 了缺。 候补官的心情都是非常苦闷和沮丧的。清末文人赵之谦捐了个江西知县，候补多年也没补 上实缺，于是自题书斋名为“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其所刻丛书也以此斋名命名），以寄托自己 的心情。“千七百二十九”指当时全国有一千七百二十九个州、县。其意是说这些官职只能“仰羡” 而高不可攀，可见其心情是非常苦闷和沮丧的。有一首《羊城候补南词》，也反映出候补官的苦闷和 沮丧，词中有云： “你因官热闹，俺为官烦恼。投闲置散无依靠，悔当初心太高„„三顿怎能熬，七 件开门少。盒剩新朝帽，箱留旧蟒袍。萧条，冷清清昏和晓。煎熬，眼巴巴暮又朝。„„穷通算来 难预料，只有天知道！安命无烦恼，安分休轻躁，几曾见候补官儿闲到老。 ”

做官的谱儿 清朝官吏有许多坏习气，其中之一就是摆官谱、讲官派。所谓官谱、官派，就是做官的排 场、派头。民国时有位深知清代官吏此习的人评说道：“前清旧官僚习气最为可恨，当其未得志时， 徒步而行，不以为苦；一登仕版，出入非肩舆不可，一若天生两足为无用者。不宁维是，一切起居 动作，均须依赖他人，甚至吃饭穿衣亦须奴婢相助。官愈大，则此种习气愈甚。 ”实际上，清朝官吏 摆官谱、讲官派的表现还有很多，包括衣食住行、说话办事等各方面。官场中人的普遍看法是：做 官就应当有官谱、官派，不然算什么官？所以，一旦为官，便要摆谱、讲派。即使条件不允许，也 要想办法硬摆穷讲。下分六个方面来看清代官吏摆官谱、讲官派的情况。 一、官员出门时鸣锣开道、仪仗威武的排场，尤能体现官谱官派。 《官场现形记》里的钱典 史说到州县官要靠鸣锣开道显示官的身份： “我们做典史的，既不比做州县的，每逢出门，定要开锣 喝道，叫人家认得他是官。 ”清制，各省文武官员自督抚到知县，外出时皆有仪仗，仪仗依官品分等 级。督抚的仪仗是所谓“八座之仪”，即：以小红亭（头亭）为前导，次为红伞（避雨之用）、绿扇 （障日之用）及鸣锣者四人，其后为肃静、回避木牌各二及官衔牌，再次为红黑帽皂役各四人，呼

喝不绝，再后面是骑而导者一人（俗呼顶马）及提香炉者四人，然后是本官所乘绿围红障泥大轿， 四人抬之，四人左右扶之（即八抬大轿），轿后为戈什哈（巡捕）二人和跟马二骑。《歧路灯》里写 学台出行时其仪仗走过的情景：“只见刺绣绘画的各色旗帜，木雕铁打金装银饰的各样仪仗，回避、 肃静、官衔牌、铁链、木棍、乌鞘鞭，一对又一对，过了半天。„„金瓜开其先，尾枪拥其后，一 柄题衔大乌扇，一张三檐大黄伞儿，罩着一顶八抬大轿，轿中坐了个弯背白髯、脸上挂着镜看书的 一位理学名臣。 ”如果官员出行走水路，则必择高大楼船，舱门贴红纸字条，旗、牌、伞、扇插列舱 面，也鸣锣开道，锣声一响，行舟让路，两岸肃然。出行鸣锣的次数，依官职而不同，其含义也不 同。州县官出行鸣锣，打三响或七响，称为三棒锣、七棒锣，意为“让让开”、“军民人等齐闪开” （一说“君子不重则不威” ） 。道府出行鸣锣，打九棒锣，意为“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 。节制武官的 大官出行，要打十一棒锣，意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 。总督以上官员出行，因是极品，打十 三棒锣，意为“大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官员出行时鸣锣开道，被认为是必行的官仪；无之， 则被认为不成体统。如郑板桥夜间出巡不鸣锣开道，不用“回避”、“肃静”牌子，只用一小吏打着 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为前导。时人对此都看不惯，他的朋友郑方坤说他“奇历落，于州县一席， 实不相宜” 。 二、京官到衙署时，皂隶要在门口迎接侍候。如是堂官，则有四名皂隶在前面扬声喝导而 进；如是司郎官，则有一名皂隶导引，只作遏声。清前因居士咏此官派云： “京官体统亦尊荣，舆从 临衙皂隶迎。分引诸司惟有遏，堂官对导共扬声。 ” 三、住宅要讲官派，表现之一是讲求宅第宏敞气派。如李慈铭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仍愿出 高价租赁宏敞的大宅。同治十三年（1874 年）起，他租居位于北京保安寺街的故闽浙总督季文昌的 旧邸，其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气派阔绰。当时他的年收入是一百二十三两银子， 而房租就达四十八两。表现之二是在宅门上贴上可以显示官派官威的“封条” 。北京宣南一带官宅多 贴有标有官衔和禁人“喧哗”字样的“封条”，以壮观瞻，以示荣耀，以警行人。有两首竹枝词是咏 封条上标有官衔的： “陆海官居各表之，衔条比户贴参差。长班领客无须问，但到门前便得知。” （《日 下新讴》）注云：“京城内外有职者，于所居临街大门之上，各贴官衔封条。”“居官流寓仕京朝，门 示头衔壁上标。待得春秋亲校士，红笺添并两封条。”（《燕京杂咏》）注云：“官宅禁示闲人。”红条 书主考官姓名、职务， “贴大门以示荣” 。又有两首竹枝词咏贴封条禁人喧哗。其一： “封条处处禁喧 哗，小小门楼也宦家。为问何人曾入仕？舍亲始祖作官衙。” （《草珠一串》）其二： “每做京员势必添， 两条四块甚威严。喧哗禁止偏难止，多半门前壮仰瞻。”（《增补都门杂咏》）关于禁喧哗的字样和所 谓“两条四块” ，《官场现形记》描写道：京官吴赞善家的“大门之外，一双裹脚条，四块包脚布， 高高贴起，上面写着甚么‘詹事府示：不准喧哗，如违送究’等话头” 。 四、吃饭讲排场，讲派头。一些官员食必方丈，根本吃不了。待客时，客已停箸，菜肴却 仍在上桌。知县大老爷吃饭的仪节是：一个神气活现的家丁快步跑到签押房门口，把门帘高高打起， 大喊一声： “请大老爷吃饭啦！ ”喊完再撑着门帘恭敬地肃立在那里侍候。 五、摆官谱、讲官派对于官瘾十足的人来说，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有的求官者官位还没 到手，就摆起了官谱；有的官却在已经失掉官职后，仍在摆官谱。 《官场现形记》里有个黄某，祖上 办盐，“到他手里，官兴发作，一心一意的只想做官。没有事在家里，朝着几个家人还要‘来啊来’ 的闹官派” 。某都统被革职回到家乡，但官习不改。每天起床后吸鼻烟时，便有仆人持官衔手本数十 份，立在旁边，依次呼手本上的姓名：“某大人拜会——”，“某老爷禀见——”，然后躬身待命。都 统吸完烟，便挥手令仆人出去。仆人走至中门，再大声呼曰：“道乏——”（拒见客人的客气话，意 谓你辛苦了一趟） 。如此程式，就像演戏一样。每日行之，都统便觉得心神舒泰，否则便寝食不安，

如患心病一样。 六、许多官僚自己摆谱还不够，家人婚丧做寿也要大讲排场。晚清上海知县叶廷眷上任三 年，其母做寿的排场一年比一年大。以寿筵为例，同治十一年（1872 年）为烧烤二席、鱼翅十三席、 次等鱼翅十二席；十二年变为烧烤二席、燕菜二席、鱼翅十四席、次等鱼翅十席；十三年又变为烧 烤三席、燕菜十席、鱼翅二十一席，另送同乡三十席（中等鱼翅五席、次等鱼翅十三席、海参十二 席） 。对本衙和外衙随官前来贺寿的差役仆人也请吃寿面、给赏钱，连县狱里的犯人也赏面赏肉。有 一年请吃寿面的数目竟达二千零五十碗。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张 鸣

1999 年该纪念的事情似乎特别多，令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但是有一个纪念是我们大家无论如 何都不应该忘记的，那就是“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似乎法定的纪念日是在 2000 年，其实那是运动 失败的日子（1900 年） ，而义和团真正兴盛是在 1899 年。近代中国发生许许多多的大事，要问哪一 个对西方人影响最大，恐怕只能是“义和团运动”。至少在当时，由于闹义和团并且攻打外国使馆的缘 故，中国真正成了西方大小媒体加上平头百姓关注的热点。据说世界著名的记者爱伦堡小时候，曾 经在学校里组织“义和团”，手抡皮带到处吓唬人。 一百年前的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北方几乎都处于一种狂迷的状态之中，村村有拳坛，家家练 神拳，京津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红布包头、手持大刀的义和团拳民，连小脚女人都练起了“红灯照” 和“黑灯照”（据说红灯照是少女练的，而黑灯照是成年妇人练的） ，跟男人一样抛头露面。大家最热 衷的事情就是烧教堂，杀教民和洋教士，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血腥味。义和团那个时候要算 是天底下最威风的人，可以横着膀子走路，碰着朝廷的红顶子蓝顶子官员，都叫他们下马下轿一边 站着，看着不顺眼，一把拉走就上神坛，三炷香一烧，如果黄表还升不起来，那么这人的脑袋就可 能要掉。 义和团能够闹起来，除了一些政治和社会因素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号称“刀枪不入”的神术。 如果不是信了神术，中央（西太后老佛爷）不会支持，老百姓也不会跟着起哄，按现在的话来说，“刀 枪不入”的神术，就是义和团的主打广告。这种神术，一来现代科学不支持，有“封建迷信”之嫌；二 来它们在洋人的枪炮面前也没顶事儿；三来也影响义和团的正面形象。所以在建国以来林林总总的 研究著述中，这种在当时无所不在的神术竟然被避讳掉了。或者一笔带过，甚至干脆一句不提，史 学“为贤者隐”的传统功能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中国古已有之“民间法术”，在明清镇压造反者的官 方档案里，不时地可以看到其有关记载，但是义和团的确将之“发扬光大”了。历史的原状是不可能再 现的，但是好在事情过去了才一百年，当时的资料还在，当事人的许多回忆也留了下来。现在探讨 起这个问题，还不算难。分析起来，当时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其实至少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是硬气功 的表演效应。中国武术中的确有号称“铁布衫”的功夫（如兼习童子功，又称金钟罩或者金钟扣） ，这

种功夫练起来非常繁难，每日要经过无数次的跌打磨炼，比如从杠上向沙坑里摔，用杠子和铁锤遍 身捶打，还要经过特殊的药水浸泡，配合以运气吐纳，连晚上睡觉都要睡在坚硬的木板床上，什么 东西都不能垫。如果坚持练上三年到五年，功夫才可小成。据武术界的人士说，练成这样的功夫， 只要有了准备，一般的冷兵器是可以抗一下的，但是火枪（即使是鸟铳）还是难以抵挡。义和团起 于直鲁地区，那里是传统的习武之乡，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有几个功夫高的实为应有之义，比 如著名的拳首心诚和尚就是有史可查的“浑身气工（功）”的武林好手。受西太后派遣前去查看义和团 “刀枪不入”真伪的刚毅和赵舒翘，曾被一位大师兄蒙了，估计他也有那么两下子。至于为什么鸟铳打 不透他的肚皮，也可能是在火药上做了手脚。 第二种情况是貌似硬气功的简易法门。当时，几乎满地都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真能练成“铁 布衫”功夫的又有几人？绝大多数都是用偷工减料的速成法造就的高手。鲁西南的大刀会与义和团的 渊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徐州道阮祖棠曾经派人暗访过大刀会。据他的 报告，大刀会所谓的“金钟罩”演练，“其习法时，贫者不受贽仪，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夜半跽而 受业。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以白布画符，其符字鄙俚不经，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 护金身等字样。传业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人代书之。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 即于灯上吸气，吹遍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诵咒之夜即能御刀，谓诵久火器亦不能伤矣。大致 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则饮刃也”。像这种夜半受业，燃灯焚 香，供井水，念咒吞符等等烦琐的仪式，实际上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借“神力”以济功力之穷， 所以才有了念咒的当天就可以御刀的“神效”。实际上，这不过是传业师傅的“猫腻”，即利用力学原理， 手法得当，可使刀砍不伤，受业者其实并无真正的功夫。所以说，“稍一顿挫”，即改变受力角度，仍 然会受伤。当然，真的练硬气功的人据说也要念咒，但人家是以练为主，念咒主要起的是神秘其功 夫、坚定受习者信念的作用，而这简易功法则相反。第三种情况实际上是第二种的延伸。在义和团 运动最兴盛的时期，各地拳众充分发扬了“群众首创精神”，大大地简化了仪式，并与巫师神汉的降神 附体结合起来，一吞符念咒，立刻来神，刀枪向肚皮上招呼，什么事没有。实际上，义和团的人在 练功上法的时候，是进入了某种气功态，有点武术底子，气质和心理状态如果又比较契合，人是很 容易进入这种气功态的。而且进入状态之后，人往往会有超常的“能耐”，比如蹦得高、蹿得远等等， 再加上师傅指导得法，手法得当，眼见得刀真的砍不进去。到了这个时候，不由得人们不信是关张 赵马和孙悟空、猪八戒之类附了体，别人怎么看另当别论，自己首先就信了自己“刀枪不入”。当然也 有些人状态不那么好，据时人讲，义和团拳民上法时，许多人都会像原始民族的巫师跳神一样，口 吐白沫，神志迷乱，但是也有所谓“明体者”，“神降之后，尚自知觉，不致昏迷也”。更有所谓“缘体者”， “谓与神有缘，不劳更请，但一顿足存想，其神即降也”。实际上，后两者的什么“明体者”、“缘体者”， 都属于状态不佳的，不操练则已，操练起来说不定就会出事，所以当时义和团各拳坛也常有“漏枪”、 “漏刀”的记录，就是说在自家练习的时候，刀枪也会有“入”的可能。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最后一种情形实际上是纯然的江湖骗术，也可以说是一种魔术和戏法。义和 团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江湖艺人自然也少不了往里掺和，原本是用来抵御或者吓唬洋人的“刀 枪不入”法术，在他们这里，就变成了表演魔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做县令的邹谓三在《榆关纪事》 中就记载了一次拳民在山海关的“魔术表演”。据他的记载，那场景还是相当轰动的：“当时街面纷传， 此系真正神团，众民眼见，用抬枪、洋枪装药填子，拳民等皆袒腹立于百步之外，任枪对击，弹子 及身，不惟不入，竟能如数接在手里以示众。众皆称奇，以为见所未见，奔坛求教者如归市。”这一 场热热闹闹的表演，结果却很扫兴，偏有不捧场的高人当场拆穿了戏法，原来是开枪者预先暗将“香 面为丸，滚以铁沙”充作枪子，开枪时，面丸化为青烟，而受试者手中先藏有铁丸弹子，这边枪一响， 那边即以快捷的手法将预藏的弹丸亮出，佯作接住射来的枪弹。应该说，这四种“刀枪不入”除了第一 种有点功夫之外，剩下的迹近骗术。四种“神术”哪一种也不可能真的实现“刀枪不入”，面对已经进步

到了后膛枪炮时代的洋人，根本一点用也没有。可是当时举国上下却对此相信得一塌糊涂，甚至当 洋人打进来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在洋枪洋炮面前接二连三地失灵时，人们还是固执地相信真 有“刀枪不入”那么回事。当时一位在华的英国人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说他的中国仆人即使亲眼见到 了义和团高喊“刀枪不入”向前冲锋，最后饮弹受伤毙命的过程，还依然坚持说这些人不是真的义和团， 而真的义和团是真的可以“刀枪不入”的。最为可笑的是，制造这种“神话”的人们，按理是明白他们的 “法术”并不是真的，可是当整个社会从老佛爷（西太后）到山野村夫都真的相信“刀枪不入”时，反过 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倒有点糊涂了，或者说昏了头，竟然真的相信自家可以“刀枪不入”。在义和团运动 高潮中，屡屡有义和团的师傅和大师兄、二师兄跑到有洋枪的清军那里，要求当场演示“刀枪不入” 的功夫，硬是挺起肚子让人家用洋枪往上打，不打还不行。当然，这些“勇士”们个个都被当场打穿肚 皮白白送了命。更有甚者，有人竟然广出告示，大肆招摇，预定时间在集市上公开演示“刀枪不入” 的法术，而且这种演示不是骗人的招法，而是真枪实弹的真来。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在人头攒动、 众目睽睽之下，好汉当场毙命。要不是自家玩的把戏弄昏了自己，何至于把人招来看自己丢命出丑？ 操纵迷信的人最后把自家也迷倒了，这种事情看来并不奇怪，至少在中国不奇怪。当一种病态行为 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爆发性蔓延时，而且又不断地得到一向受人尊敬的士大夫甚至朝廷的支持，其 自身就会像瘟疫一样具有极其强烈的传染力，可能把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吞没，甚至那些瘟疫的原 创者。 为什么那时的中国人会对一件原本子虚乌有的事情如此虔信，而且是举国若狂的虔信，其实不 能简单地用中国人愚昧、落后和迷信来解释，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以务实求验很理性的另一面。子 不语怪力乱神，老百姓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平时信神信怪信巫术，大多是在病笃乱投医、急 来抱佛脚的时候。太平无事的世道，除了胆小害怕的老太婆，谁也想不起彼岸世界的神神怪怪。“刀 枪不入”的神话之所以如此流行，当然前提是中国老百姓毕竟是有相信神话的传统。他们多多少少是 信神的，无论是庙里所供的泥胎，还是戏台上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神仙鬼怪，都对他们有莫大的 影响力。他们也可能相信巫术，有病有灾，当问医求药不灵的时候，他们会请巫婆神汉来跳神禳邪。 更重要的是，一向有实际功效的气功对他们也很有吸引力，而且气功在经过和尚、道士以及民间教 门的中介传播过程，已经与这些职业半职业的宗教家的“教义”和“法术”难分彼此。所以，当气功和硬 气功带有“实效”性的面目伴随着神巫的气息出现的时候，人们自然乐于相信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义 和团真有点像是民间神秘文化的大集合，如其组织分八卦（乾字团、坎字团之类），连服色也跟九宫 八卦有牵连；自称“佛教义和神团”；练功上法则称“安炉”；降神附体又是巫术，所附体的神灵却又不 是巫婆神汉们喜欢的狐仙鼬怪，而是“大教”（老百姓将官方承认的佛、道两教称为大教）的正神，再 加上些充满神秘色彩的符、咒和乩语，经过这些虽然粗糙但却有效的保护色的层层涂抹，没办法不 让老百姓沉迷其中而不能自拔。尽管有着如此浓厚的神秘文化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后中国 近乎绝望的情势，也不会出现这种朝野皆狂的错乱局面。从义和团身上，满族王公和很大一部分士 大夫似乎看到了某种能够可以抗衡西方力量的东西，从精神上的民心士气，到灵界的“刀枪不入”。这 一部分士大夫其实是处于落后和先进之间的状态，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走向。 此时的他们，对于“刀枪不入”其实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既然已经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在维新变法 中获取抗衡西方的力量， 他们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些“下九流”了。他们实在是太想把洋人赶出去了， 几乎到了病急乱投医的程度。中国人受洋人侵略，被洋人欺负，这是中国上层下层共同的感觉，没 有上层的掺和，老百姓当然也会闹“刀枪不入”，但闹到举国若狂的分上，却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 义和团之前和之后，“不安分”的农民都在玩这种把戏，前面有各种教门起义，后面有红枪会和神兵， 有点现代史常识的都知道，红枪会和神兵，喊着“刀枪不入”，抵抗过北洋军阀、日本鬼子、国民党。 然而，士大夫的鼓励，却使得“安分”的老百姓加倍地如痴若狂，因为从骨子里，老百姓还是相信那些 “知书达理”的读书人的。

在西方人当时的记录中，真正给他们的大兵造成损失和麻烦的，还是清朝掌握洋枪洋炮的正规 军。在起了部分作用的义和团的抵抗中，也依然是拳民们收罗来的洋枪，那些随身的武艺和勇敢精 神。“刀枪不入”的神术，除了在战前起到宣传表演、鼓舞人心的作用外，在战时几乎是一无用处，甚 至还可能起反作用，让人连应有的勇气也丧失掉了。举一个例子来说，当时北京西什库教堂只有几 十名洋兵，又没有连发武器，几万义和团将它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攻了几个月，就是攻不进去。如 果在场的义和团真拿出点不怕死的劲头来，一拥也就拥进去了，最多牺牲几十位好汉罢了。 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轰击，把义和团运动和它的“刀枪不入”一块淹没在了血泊里。从此以后，至 少士大夫最后一点抱残守缺的传统依恋被扫掉了，无论上层还是下层的士人，很少有人再会相信人 的肚皮能抗住洋人的洋枪。可悲的是，在安分的老百姓中竟然也开始流行恐洋病，以至于到了这种 程度，20 世纪 20 年代，流氓出身的军阀张宗昌，收罗了一群白俄兵，每次开战，只要高大而且金 发蓝眼的白俄雇佣兵展开冲锋，对方就会作鸟兽散。我们的历史学家每每热衷于引用八国联军统帅 瓦德西的那句说瓜分中国实属下策的“名言”，来说明义和团的巨大功业。其实，在那个时候，西方人 对中国人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其中最多的是悲怜中国人的愚昧。从那以后，一些传教士们开始了一 轮又一轮在中国兴办教育的热潮，其痕迹现在依然能够看得见。 一百年过去了，国人毕竟聪明了许多，在今天尽管一干有“功夫”的人推陈出新，敢说能让导弹改 变轨迹，使物质改变分子结构，甚至把地球给毁了，但再也没有人自称可以“刀枪不入”了，更不用说 当众演示以身试法了。

探寻中国古代的命价 吴 思 命价问题 清朝咸丰九年（1859 年）九月十八日上午，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福建布政使张集 馨，问起了福建械斗的情景，摘抄对话记录如下： 皇上问： “械斗是何情形？” 张答： “„„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皇上问： “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答： “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 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 皇上问： “杀伤后便如何完结？” 张答： “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

官。 ” 皇上问： “命价每名若干？” 张答： “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 在这里我初次看到“命价”一词。并且得知准确价格：30 洋元（西班牙银元） 。19 世纪 50 年代，大米的平均价格是每石 2.4 洋元，一条人命的价值不足 1800 斤大米，不过 2000 元人民币。 皇上的问题打破了一个美好的神话。所谓生命无价，儒家宣称的人命关天，并不符合历史 事实。人命是有行情的，天子还打听行情呢。 从主体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无价似乎讲得通：任何东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贵重，人都 死了，人用的东西还算个什么？不过，即使从这个狭隘的视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价的。 如今的艾滋病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只要吃得起昂贵的药物，艾滋病人可以尽其天年，在这 个意义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是因为买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的价格，取决于本人的支付意愿， 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 命价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两者余缺相对，变化纷呈。 官价 意识到命价存在之后，我才发现古人明白得很，甚至早就以法律形式给出了官价。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 年） ，户部（财政部）和刑部（近似司法部）奏请皇帝批准，颁布 了不同身份的人赎买死罪的价格：三品以上官，银一万二千两；四品官，银五千两；五六品官，四 千两；七品以下和进士、举人，二千五百两；贡生、监生二千两；平人一千二百两。 明朝也可以赎买死刑，但必须符合赎罪条件，包括年龄、性别、官员身份、亲老赡养等方 面的考量。 《大明律·名例》规定，死刑的赎价为铜钱四十二贯。在《大明律》制订时，这笔钱折合 四十二两白银，大体相当于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 从数字上看，明朝的命价比清朝便宜许多。实际上，清朝的白银购买力往往不及明朝的三 分之一，计算命价的时候也应该打个三折。另外，清朝经济要比明朝繁荣，人们的支付能力强，性 命也应该贵一些。最后，如果回忆一下咸丰皇帝打听到的行情，就会发现官价大大高于命价，福建 民间开出的 30 洋元，只能兑换 21 两白银。 明朝并不是以钱赎命的首创者。建立金国的女真族习惯法规定：“杀人偿马牛三十。”再往 前追，汉惠帝时期，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免死罪。性命可赎，其他肉体伤害也可赎。司马迁若家 境富饶，就可以免受宫刑，奈何“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 以钱物赎罪甚至赎命，一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 《尚书·舜典》中便有了“金作赎刑”的 说法。所赎之刑，从墨刑到宫刑到死刑皆可，但要满足“罪疑”的条件——断罪有可疑之处。

我看到的最完整的命价等级资料，来自西藏噶玛政权（噶玛丹迥旺布，1632 年-1642 年在 位）时期的《十六法》，和五世达赖时期（清初）的《十三法》。法律将命价分为三等九级，最高级 是“无价” ，或等身的黄金；最低级只值一根草绳： 上等—— 上上：藏王等最高统治者，无价。（《十六法》规定，上上等命价为与身体等量的黄金） 。 上中：善知识、轨范师、寺院管家、高级官员（有三百以上仆从的头领、政府宗本、寺庙 的堪布等） ，命价三百至四百两。 上下：中级官员、僧侣（扎仓的喇嘛、比丘、有三百多仆从的政府仲科等官员）,命价二百 两。 中等—— 中上：一般官员、侍寝小吏、官员之办事小吏（属仲科的骑士、寺院扎仓的执事、掌堂师 等） ，命价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两。 中中：中级公务员（小寺院的扎巴） ，命价五十至七十两。 中下：平民（世俗贵族类） ，命价三十至四十两。 下等—— 下上：无主独身者、政府的勤杂人员，命价三十两。 下中：定居纳税的铁匠、屠夫、乞丐，命价二十两。 下下：妇女、流浪汉、乞丐、屠夫、铁匠，命价草绳一根。 《十六法》规定，下下等命价为 十两。 这套法律不仅规定了命价，还规定了“血价”——五官或四肢受伤致残，伤人者要根据具 体情况，向受害者赔偿所属等级命价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从上述数字看来，明末清初藏区的命价与明朝相比偏高，与清朝相比偏低，总体相差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无价”的字样。我们知道，这是主体自我估量的感觉。法律表达了这 种感觉，恰好表明了谁是法律的制订者。不过，自我估量归自我估量，世界历史经验证明，最高统 治者的生命并不是无价的。1533 年，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囚禁了印加国王阿塔华尔帕，双方谈妥， 国王性命的赎金是一大笔金银，金银要在囚室内堆到伸手所及的高度。这间囚室长约 7 米，宽约 5 米，据说堆积了黄金 13000 多磅，白银 26000 磅。这就是印加国王的命价。顺便说一句，皮萨罗得 到金银后，照样处死了国王阿塔华尔帕，只把烧死改成了绞死。这是一锤子买卖，不讲信用也难以 报复。

如何看待官定命价的巨大价差呢？在当代人看来，蕴涵了人命不平等观念的法规不是很可 恶吗？这要看怎么说。一、二品贪官犯了死罪，法定赎金是 12000 两银子，如果坚持“与民同罪”， 1200 两银子即可赎命，岂不是纵容大贪官犯罪？清朝督抚一级的大员，每年合法的养廉银就有 10000 两，够他们赎 8 条命了。反过来，寻常百姓每年收入 20 两银子，也要 12000 两赎金，这条法规便形 同虚设。人们对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确实不同，支付意愿也不同，命价在事实上就不可能相同。清 朝根据这些不同定出不同的价格，买不买听凭自愿，比起明朝的一刀切来，应该是一个正视现实的 进步。 实际上，当代的命价也不一样。同样死于交通事故，在现实操作中，赔农民的钱往往不及 赔城里人的一半。美国的价差也不小。“9·11”事件后，联邦赔偿基金确定的遇害者赔偿办法据说 有很大差别：如果遇害者是家庭妇女，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能得到 50 万美元的赔偿。如果遇害者是 华尔街经纪人，他的遗孀和两个孩子却能得到 430 万美元。这种差距招致许多受害者家属的强烈抗 议，美国政府被迫承诺修改赔偿金发放办法。但是话又说回来，真要修改了，是压低华尔街经纪人 的命价呢，还是提高家庭妇女的命价？经纪人一年就可能赚三五十万美元，纳税额也非常高，压低 了明显亏待人家遗属。把家庭妇女的赔偿金提高到 430 万美元，纳税人又会有意见：干脆你把我这 条命也拿走算了。 买命计算之一 最典型的买命，即以钱换命，发生在绑票和赎票的交易中。关于这套规矩及其术语，蔡少 卿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写道： 如果土匪绑架到一名富家女子，就像抓到了一个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种行为就叫做 “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就像逮到了一头肥猪，称之为“拉肥猪”。如果绑架到财 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 。 赎票的价格和付款时间的限制，由匪首根据被绑户的经济状况和具体要求评定，是有所不 同的。在绑架未婚少女的案子上，如果这年轻妇女要求天黑之前回去，那就是一种特殊的“快票”， 即当天付款当天赎回。如隔夜再赎，婆家就不要了。因此快票得款特别快，索价比较低。赎票除用 现金外，鸦片、粮食、武器、马匹等均可抵偿。 土匪勒赎票价的高低，没有统一的规定，主要根据被绑架者家庭的殷实状况，同时也随时 间地点之不同而有所变化。据民国陆军少将钱锡霖 1918 年报告： “山东土匪抢架勒赎，动辄数万元， 少亦数百元。 ” （陆军部档 1011，2，269）这个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时报》载，1917 年，“濮县盐商姜振卿，因事赴聊，半途为匪架去，声称赎资六万元。” （ 《时报》1917 年 9 月 14 日） 同年，山东土匪毛思忠攻陷曹县，架走绅民杨希儒等 3 家 6 人，各家属邀公民李翔臣为代 表，赴毛思忠处求情。毛思忠云： “汝来义气可钦，看汝之面，减去一万元。回籍后速备军费二万元 送来，即放六人去也。 ” （ 《时报》1917 年 9 月 11 日） 山东土匪的绑架勒赎，后来发展为四处抢掠，逢人即绑时，票价就降为“三百元、百余元、

十元即可，甚至无钱可缴者用鸡子一百个亦可赎票” 。（《时报》1923 年 9 月 1 日） 河南土匪绑票勒赎的情况，与山东土匪相似，“从前只拉富户，今则不论贫富，逢人便拉” （同上） 。洛阳地方的土匪竟扬言： “贫富都要，不值一双鞋，亦值一盒纸烟。”（《时报》1927 年 7 月 31 日） 1927 年，洛阳城曾多次发生土匪绑架小商菜贩、城市贫民的案件。某日，“城中郭某，使 子出城，负粮一斗，归至关盐店地方，遇匪四人，欲架子去。郭子言：我家贫，架去亦不值钱。若 要肩上麦，可以相赠。匪不听，必强之去。时方午，郭子呼救，匪情急，乃乱刀将郭子砍死。”（同 上） 绑票术语，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吊羊、接财神、请猪头、养鹅生蛋、肉票、架票、绑票、 新票、彩票（富人）、当票（穷人）、土票（农民）、花票（女人）、水头（票价）、压水（说票者）、 叫票（讲票价） 、领票（赎回肉票）、看票（看守人质）、票房（拘留肉票之处）、票房头（管票房的 头目） 、叶子（肉票） 、叶子官（看管肉票的头目） 、滤叶子（审问拷打肉票） 、撕票（杀人质）等。 我们详细分析一下这种交易。 首先，所谓买命，譬如买儿童人质的命，意味着儿童的性命在土匪手里，儿童自己掌握不 了自己的命运。土匪掌握了人质的性命，却不在乎人质的生死，只关心钱。人质的亲属关心孩子的 生死，不那么在乎钱。即使不算亲情只算钱，养育儿童的花费，儿童未来对家庭的贡献，也是一笔 可观的大数。而对土匪来说，这个数字无非是绑架、看守和喂养人质的那些花费，感情更是扯不上。 对同一条性命的估价如此不同，这就是交易的基础。 其次，票价差异巨大，因为肉票的价值确实不同——赎命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不同。 这一点无须解释。不过这个道理隐含着一个逻辑推论：当平民百姓普遍贫穷时，绑票也会逐渐无利 可图。我们看到，票价在 10 年间下降了数十倍。这时候当土匪的风险依然，收入却未必足以糊口了， 土匪也就不能再当，大乱便可能转向大治，真所谓物极必反。另一个推论是：所谓“吃大户”，“劫 富济贫” ，号称也是一种道德，其实在经济上这是合算的买卖。后来竞争激烈，生意不好做了，就要 吃到小户头上。势之所至，不得不然。非把经济选择说成道德选择，未免有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之嫌。 再次，滤叶子（审问拷打肉票）、叫票（讲票价），这些都属于定价程序，是绑票者确定赎 票者的支付能力的过程。这方面出现误差，不能成交，便要出人命。 最后还要注意，掏钱赎票者并不是人质本人，而是他的亲属、代理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 这些利益相关者对人质的性命的估价，对人质生死与自身利害关系的预测，直接决定着掏不掏钱、 掏多少钱。这道弯子可以绕出无数离奇故事。 美国记者阿列霍·利利乌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多次与中国海盗出航，亲眼看着海盗绑票 勒赎。在《我与中国海匪同航》一文中，作者写道：海盗说，一般一条性命值几百元。有时有些亲 属不在乎人质的安危，还希望海匪杀掉他算了，这样亲属们还能早日继承遗产呢。但这样的事情很 少发生。 作者转述的一个“狗人”故事，算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

在重庆附近的一个村庄中，住着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名叫高良泰。因为在一般情况下， 每个富足的中国人迟早都会列入被绑架者的名册之中，所以他们总要另外准备一些钱作为被绑后的 赎金之用。土匪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后来高良泰最终落入了土匪之手。这位商人对此并没有太多 的担虑，只是马上派出一名土匪送一封信给他的弟弟，要他把土匪提出的赎金带来。他认为这件事 定会毫不迟疑地得到解决。 但情况恰恰相反，他的弟弟非常愿意看到高良泰仍被监禁着，这样他就可以分享这位不幸 者的所有财产了。于是他写了封信给土匪，要求他们把他的哥哥当作一名囚犯，并许诺每月付给他 们一定的看管费用。这样，高良泰被土匪装入了一只仅能容下身体的竹笼内。 整整 14 年中，这个不幸的商人一直待在这个竹笼之中。在此期间，他的身体都快变形了， 丑陋得令人毛骨悚然。在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中，他得以获得自由，然而他却再也无法站立行走了， 只能像狗一样，用四肢在地上爬行。 后来，作者见到了这个“狗人” ，果然不能行走，需要人架着。他已经当了海盗头领，追踪 他的迁居澳门的弟弟，寻机报复。 而作者所见到的最离奇的买命故事，是一个英国人讲述的。 1932 年 9 月，两个英国人，医生的女儿廷可·波利和一家英国洋行的雇员，在辽河边上的 牛庄被中国土匪绑票。土匪为这两张洋票开出了天价。 下边是土匪写给人质父亲的信： “第一封信想必已经收到，但数天来何故迟迟不复？波利女士的赎金为七十万大洋，科克 伦先生为六十万大洋，外加一百枝步枪、三万发子弹、两百盎司上等烟土、五十码黑缎、一百只金 戒指、三十只金手表、两挺重机枪、五万发子弹、四枝毛瑟枪、一百二十把左轮手枪、一百二十枝 来福枪并配子弹。倘若一个星期内不予答复，就割下波利女士和科克伦先生的耳朵奉上。倘两个星 期内不见答复，就毙了他俩。万勿以为我等心慈手软，仅危言耸听而已。不照此办理，定然说到做 到。 ” 信里还提到，如果日本人一周内撤出满洲，他们就无条件地交还洋票。 价格如此巨大，就连印加国王的命价都不及此数，但土匪硬是开出来了。对此，绑匪北霸 天和波利有一段对话： 波利说： “我俩都是小人物，你怎么老是看好我们值一大笔钱。肯掏钱救我俩的只有我父亲， 可是他的钱根本就不多。 ” “你们政府会掏钱的。 ”他肯定地说。 “不，不会的。他们为什么要掏钱？假如你们中谁被绑架了，你们的中央政府会为了他出 大把大把的钱吗？当然不会，你心里一定很清楚，对政府来说，你我都算不了什么。”

“那么让日本人掏钱，他们有责任，就该负担这笔钱。” 我转过脸去，不耐烦地耸耸肩。关于赎金的争论，每次谈到这里就卡住了。随你怎么解释， 北霸天总认为日本人应该、能够而且愿意为我俩出钱。 离奇的是，后来日本人确实掏钱了，他们出面谈判，达成了协议。1932 年 10 月 20 日，日 本人用马车拉着两个红色的大箱子，装了崭新的票子，从中国土匪手里赎回了英国人质。这就意味 着，中国土匪看得比较准，比英国人质更清楚地认清了形势，算清了利害。 据说，由于人质危机，英国海军开进了中国内河，威胁日本说：如果他们不解决此事，英 国就要自己解决。这样一来，英国人质的生死就成为英国介入满洲、干预日本统治的借口。日本人 不能让这个借口成立，英国的介入对他们巩固自己的统治太不利了，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 向土匪付了成箱子的钱。在这里，英国人质的命价，取决于日本人肯花多少钱避免英国军队介入所 造成的麻烦。 官府在赎票问题上的计算和谋略还可能更加复杂。人质亲属赎票的计算比较简单，只要考 虑支付能力和自身利益就行了。官府则不然。首先，官府凭什么掏钱？人质是官员的儿子吗？其次， 如果面对某种压力，譬如面对外国政府的压力，政府不得不赎票，那也要考虑让土匪得逞的负作用。 赎票和退让可以解决眼前的危机，但是由此形成的激励却给将来造成了更大的隐患。这是眼前利益 和长远利益的换算。总之，官府与亲属一般是有矛盾的。亲属赎票不必考虑外部效应，政府则不然。 政府是秩序第一，亲属是亲人安全第一。 1923 年 10 月至 12 月，德国的助理教士 F.Strauss 先生在湘西南的洪江一带被土匪绑架，土 匪开价 12 万元。传教士在《被湘匪绑架的八十天》中写道： “迄今为止，与土匪的所有谈判都失败了。土匪们坚持他们的要求——钱或生命。考虑到 我的生命有危险，洪江的将军们不敢对土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但为我支付一大笔赎金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明智的。于是拖延就成了不了了之的办法。 ” 最后，这场人质危机是曲线解决的。当地驻军的首领张将军答应收编一股土匪，但是有一 个条件：释放传教士。这股期盼招安的土匪便出面与绑架传教士的土匪谈判，用 800 吊铜钱从绑架 者手里赎出了传教士，然后完成招安。 这个价格似乎只比当时的土票稍高一点，不足 12 万元开价的 1%。之所以能够成交，是因 为另有一种利害计算。这股土匪不能敲诈另外一股土匪，不给面子，就意味着将来结仇，在长期关 系中处于受威胁的地位，使自己的生命承受更大的风险。通过这一系列算计，官府没有屈服让步便 救出了人质，赎票者没花多少钱就得到了招安，绑匪没有白忙还落了人情。大家都高兴，危机就这 样摆平了。 买命计算之二 1929 年 5 月，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颁布了《清匪奖励办法》 ：凡军警搜捕匪首一 名，赏现大洋三千元。搜捕匪徒一名，赏现大洋一千五百元。因剿匪而阵亡的官长，每名发抚恤金

五千元，士兵发一千元。 张学良出手阔绰，命价开得太高了。1929 年 12 月，东北各省制定出实施细则，给土匪的 命价打了三折，官兵的命价分别打了二五折和八折。奉天省规定：捕获匪首一名，赏一千元，捕匪 徒一名赏五百元。因剿匪而阵亡的官长，发抚恤金一千二百元，士兵发八百元。这些经过修改的价 格，与当时土匪绑票的要价比较接近，更贴近市场行情。 这里出现了两个命价：土匪的命价和官兵的命价。土匪的命是官兵们拼命夺来的，买土匪 的命，等于买官兵去拼命。为了简明，我们只讨论官兵的命价。 军阀买官兵的命，不同于亲属赎买人质的命。赎票买命，好比百姓买粮是为了自己吃。军 阀买官兵的命，好比糕点厂的老板买粮是为了加工出售。在军阀的计算里，官兵的性命是一种资本， 只要运用得当，就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高于命价本身的价值。不过这种投资的风险非常大，使用 不当，很可能血本无归。张家父子是打天下的人，需要考虑的因素多，账目比较复杂，不容易算清 楚。本文开头提到的福建械斗就比较好计算一些。 皇帝听到的汇报说，小姓械斗是因为不堪大姓的欺凌。这种欺凌，很可能体现为某些争议 田产的分配和占用。历史上，福建、广东一带的械斗，往往为了争夺产权不明的沙田，而田地的价 值是可以算清楚的。小姓为了免于欺凌而博命厮杀，意味着欺凌所造成的损失比较大，值得雇人拼 命，或者用本族的人命去换。大姓也认为，为了维护欺凌小姓的体制，即使付出人命的价钱也是合 算的。譬如，死了 20 人，支出命价 800 元，而夺到的田地价值很可能超过 1000 元——而寥寥数元 钱恐怕难以挑动众人集体拼命。 买命争利是历史上的寻常事，在国际上也不新鲜。光绪三十年（1904 年）十月九日，日俄 战争期间，日本人向关东马贼开出的命价如下： 1.凡生擒俄兵者赏银四十元，抓获军官者加倍。 2.凡击毙俄兵缴获其肩章、军帽、刀剑者赏银十五元，击毙军官者加倍。 3.凡缴获俄军良马者赏银三十元。 4.战斗中负伤者赏银五十元，战死者加倍。 5.凡勇敢善战建功者，给予破格奖赏。 除了上述赏金之外，日本还负责向关东马贼供应武器弹药，发放军饷，承诺战后安排工作。 结果，数以千计的关东马贼多次与俄军战斗，切断俄军的电话线，充当日军的向导和侦察员，甚至 直接冲锋陷阵。在日俄战争中，关东马贼为日军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日本人的这笔投资得到了 丰厚回报。俄国则相反，丧师失地，血本无归。 买命计算之三：重大历史事件 我读到过的数目最大的人命计算，发生在 1230 年。《元史》列传三十三，有两处耶律楚材

劝皇帝不要杀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上千万平民的性命掌握在皇帝手中的时候，元太宗窝阔 台如何决定其生死，如何估量其价值。 《元史》说，太祖（成吉思汗）之世，每年都在西域打仗，无暇经营中原。中原一带的大 多数官吏私自聚敛财富，资产多至巨万，而官府却没有储存。因此，窝阔台汗即位的第二年（1230 年） ，近臣别迭等人建议道： “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很有名的重 大建议。别迭等人把国库空虚归咎于农业，误以为汉族农民对国家财政没有什么帮助，不如空出这 块地方放牧。这种政策也确实在一些地方实施过。别迭建议的“悉空其人” ，有人认为是大屠杀，把 中原一带的汉人杀光。这类事情，成吉思汗的骑兵很擅长，但也未必用得着一刀一箭地苦干。只要 空出地来，汉人流离逃亡，大规模死亡必定出现。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是高度汉化的契丹贵族，这从他名字所依据的“楚材晋 用”的典故就能看出来。耶律楚材知道，农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大于牧业。他对皇上说： “陛下即将讨伐南方，军需从哪里出？如果均平确定中原的地税、商税，征收盐、酒、铁 冶、山泽之利，每年可得五十万两白银、八万匹帛、四十余万石粟，这些物资足以供应军需了，怎 么能说‘无补’呢？” 皇上说： “你为朕试试看。 ”于是，耶律楚材在燕京等十路建立了征税体系。1231 年秋，皇 帝到大同，十路的税收登记册和征收来的金帛都陈列于廷中。皇帝看了，笑问耶律楚材： “你一直在 朕左右，人不离开就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还有如你这么能干的吗？”当天，拜耶律楚材为中 书令（宰相） ，事无巨细，都先与他商量。 上述白银、粮食和布帛的总数，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大约可以折为 70 万两白银。这笔钱 救了多少中原汉人的性命呢？当时占据北方的金国人口在 6000 万上下，金国设中都路（今北京一带） 等十九路，扣除人口最多的南京路（开封一带）和山东东路（今山东半岛一带） ，人口再折一半，比 耶律楚材设置的十路少一两路，仍有 2000 万条性命，平均每条命每年可以贡献三分五厘银子，约等 于人民币 14 元。皇上为什么不降旨扫空汉人？关键就在这 14 块钱。 我不知道农业能比牧业多提供多少税赋，但是，即使牧业对军需和国用毫无贡献，汉人性 命的价格，也不过 14 元/年。换个角度说，汉人以每人每年 14 元的赎金，从皇帝手里买下了自己的 性命。这个交易隐含的制度前提是：平民的性命不属于自己，生杀予夺由暴力统治集团说了算。 两年后，同样的事情又在开封重演。在攻克汴梁（今开封）的前夕，蒙古大将速不台派人 向皇帝请示报告。速不台建议：“金国人抗拒持久，我们的士兵多有死伤，城下之日，应该屠城。” 速不台的建议是有根据的。按照成吉思汗时代的规定，攻城时敌方如果抵抗，就属于拒命，城破之 后必须屠城报复。 耶律楚材闻讯后， “驰入奏” ，对皇帝说： “将士们辛辛苦苦数十年，想要的不就是土地和人 民吗？得了土地，却没有人民，土地又有什么用？”这番话说得比较虚，压不住皇上的杀心， “帝犹 豫未决”。于是耶律楚材很实际地说：“能工巧匠，厚藏之家，都聚集在这里了。如果都杀了，以后 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皇上同意了这个说法，下诏只杀姓完颜的，其余勿问。开封城内 147 万人因此 获救。

我还见过关于这场对话的更详细的记载，但一时想不起出处。我记得耶律楚材把开封工匠 每年能够生产的弓箭和盔甲的数字都报了出来，并且与蒙元每年的军需做了对比，扎扎实实地证明 了他们对国家的用处。算清了用处之后，皇上才同意饶人民一命。 当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人民的生存权，与牛羊猪鸡的生存权 一样，说到底，还是自己用肉蛋奶和皮毛换来的。具体到某个品种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是靠比较 高的生产力水平竞争来的。耶律楚材先生的作用，无非是帮助皇帝认清了汉人的真实价值，纠正了 别迭的错误估计。 卖命的计算之一 严景耀先生在《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介绍了一个土匪的个案： 刘某是东北的一个佃农，为了从地主那里佃租土地，他与其他佃农竞争甚烈。按照当时的 规矩，佃户在第一年要预付地租，第二年才能耕种。1927 年收成很差，刘某交不起租。他知道，如 果不能在当年年底或来年年初交满租银，他就不能再种这块地了。但是他因歉收无力付租。 秋收后，刘某离开家乡，参加了土匪组织，出外抢劫。到了来春，他交齐了全部租金并且 继续租佃。他的东家对于他能够全额付租非常高兴，因为其他佃户在那年都付不起田租。 第二年，年成又不好，刘某又照去年一样干了一番。其他佃户对于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产 生疑心。最后，他们肯定他当了土匪。否则，哪里来这么多钱？刘某因为被疑为匪，一不做，二不 休，就干脆参加土匪群了。他说： “我一被拖进匪群，我就被介绍给其他匪徒，我发现我的邻村有许 多人都和我一样被迫为匪。 ” 其实这个土匪个案并不典型。按出身行业计算，农民当土匪的比例排在第四位，但我们不 妨先借此分析一下。 直截了当地说，刘某为什么当土匪？为了保住租佃的土地。对佃户来说，土地可不是什么 等闲的产业，而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命根子，是“命产” 。一般来说，物质资源都是“身外之物” ， 但是，随着资源的匮乏程度逐渐逼近甚至突破维持生存的底线，身外之物便逐渐演变为“等身之物” ， 成为性命所系的“命资” ，可以提供“命资”的生产资料就是命产。 在资源瓜分完毕的社会格局中，维持生存的底线是一条血线。血线之下，各种物资都获得 了命资的意义：一碗饭可以延续一天的性命，一杯水也可以等于一条人命。突破血线必定导致流血， 要么自己失血折命，要么博命威胁他人，劫夺活命之资。 简而言之，刘某当土匪是为了保住命产，从而获得命资，由此保住性命。 当土匪的风险并不小。田志和、高乐才两位先生根据档案、志书、报纸等材料编制了清末 民初（1931 年前）的东北匪首名录，共开列了 1638 名土匪的匪号或姓名。其中，给出下落的共 732 人，占全部名单的 44.6％。我大概算了一下，假定那些下落不明的人（约 55％）全部逃脱了惩罚， 在有下落的 732 人中，因土匪生涯而死亡 626 人，仍然占到总数 1638 人的 38.2％，占有下落者的 85.5％。

38.2％，这就是当土匪的死亡概率。 土匪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又如何呢？说来话长。与通常的印象和传闻不同，除了暴饮暴 食的机会多一些外，匪众生活和收入的一般状况，未必能超过普通自耕农，很少有财富积累，其风 餐露宿、颠沛流离又苦于自耕农。这种基本估计，与大多数土匪向往招安，愿意“吃粮当兵”的状 况也是吻合的。当然，匪众的收入不能代表匪首，匪首在分红中占大股。当年梁山泊好汉分红也是 如此，抢劫来的财富，留寨 50％公用，其余 50％再一分为二，11 位头领分一半，七八百个喽罗分 另外一半，收入差距高达六七十倍，还不如清末民初的土匪来得平等。 以 38％强的死亡率，换取仅够维持温饱的生存资源，这便是土匪的生意。这条以性命搏取 命资的活路，其实是拿未来数年间的较低死亡率，替换目前旬月间的较高死亡率。 什么人愿意做这种死亡率将近 40％的生意？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 “察哈尔盗匪案件执行死刑人物一览表”， 1917 年 1 月至 12 月， 被枪决的 108 名盗匪出身如下： 1.无业游民 38 人。2.苦力 21 人。3.士兵 19 人。4.农民 8 人。5.小贩 5 人。6.匠人 4 人。7. 佣工和商人各 3 人。8.伙夫和工人各 2 人。9.医生 1 人。 另据陆军部档案中处决的土匪出身职业统计，民国三年（1914 年）至民国十四年（1925 年）， 山东、安徽、河南南阳、东北地区、贵州等地共处决土匪 1105 人，其中：1.游荡无业 860 人。2.当 兵 70 人。3.佣工苦力 53 人。4.务农 33 人。5.其他 78 人（包括手工工匠、小贩、拉车、剃头、唱戏 等等） 。被处决的 1000 多人中，没有一个来自上层阶级。 在这两份统计中，农民都排在第四位。请设想一下，假如刘某被地主夺佃了，失去了命产， 而他又没有别的本事，眼前还有什么出路呢？一是卖命当兵，二是卖力气当苦力。这恰好就是排在 第二和第三位的土匪出身。这两个行业虽然没有命产，却能“以身为业”，用血汗换取命资。 再设想一步，假如刘某被军队遣散，或者被老板解雇，他却如何是好？这时候，刘某的身 份就成了无业游民，即土匪的最大来源。当时的无业游民，大体是挣扎于血线之下的社会集团。在 较大范围的陆军档案统计中，土匪中无业游民的比例高达 78％，而且立场也最为坚定，他们是土匪 团伙中的永久性骨干。 由此看来，刘某为了保住佃权而当临时土匪，竟然有了避免沦为专业土匪的意义。奈何行 事不秘，引起了佃权竞争者的怀疑，风险陡然增大，被迫转为专业。 卖命的计算之二：制度建设 同样是以命换钱，发展水平却有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 低水平的马贼，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收入不稳而且风险巨大，这是性命与钱物的直接交 换，属于破坏性比较强的低级阶段。高水平的马贼，发下通知（飞叶子） ，立下规矩，坐等人家纳贡

交费，与官府收税相似。此时，性命换来的乃是一种制度，这是收入稳定而且破坏性较小的高级阶 段。 《关东马贼》介绍说，专有一种“吃票”的土匪，一般不抢劫，不绑票，依仗雄厚的武力， 在交通要隘、商旅必经的道口、山货下山必经的山门河口等地方设立关卡，对货主、商旅的货物加 以提成。他们常在一个地方坐等吃票，或季节性派出喽临时设卡吃票。反抗者、逃避者、报官者命 运难卜。 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东北东部、东南部开放，采参的、放山的、打猎的、淘金的、采 药的、放排的，多得很。匪帮在路口、旅店、客栈、车铺、赌场、妓院、货栈、车站、码头、渡口 等要隘地方设下暗卡、底线、坐线，经过者必须被吃。一般而言，吃票少则一成，最高三成。 可以想象，只要能够坐吃，土匪就不会辛辛苦苦地冒险抢劫。问题在于，要有许多人命和 精神的投入，多年的苦心经营，拉好保护网，布下侦查网，铲平反抗者，赶走竞争者，吃票制度才 能有效建立。不过，一旦建立了这种制度，既得利益集团只需付出维护制度的成本就行了，不必再 刀刀见血地苦干。那时，有能力抢劫却不必抢劫，甚至还要禁止抢劫。而处于低级阶段的土匪，只 能靠抢劫为生，被迫过着刀头舐血的日子。如此一比，高下立见。 海盗的情况也是如此。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90 年-1810 年），经过几代人的潜伏发展，华 南海盗进入了鼎盛时期。穆黛安在《华南海盗（1790-1810） 》第五章中介绍了“海盗的进账”，总共 开列了四条财路。抢劫和绑票属于临时性收入，是海盗早期收入的主要来源。征收税费则可以带来 稳定的高收入，是海盗鼎盛时期的主要收入方式。作者讲述了这种收费体制的创建经过： 19 世纪初，广东有 22 个盐场，其中大多数都位处该省最南端的州府——高州、雷州、琼 州、廉州。大部分盐都是用帆船运往各地的。大型运盐船队每年四次集中于电白，将盐运往 400 英 里之外的广州。 早在 1796 年，海盗便已开始涉足盐业。那时，小股海盗每隔一定时期就袭击一二艘盐船。 后来，在西山军的旗帜下，随着其组织愈趋完善，技巧也愈趋熟练。他们已能集拢 70 至 100 艘船对 整个运盐船队实施截击。到 1801 年时，他们更以 300 艘帆船组成的大型船队，明目张胆地袭击尚未 离开电白港口的运盐船只。到 1805 年时，他们已足以控制运盐航线。因此，当时广州盐价猛涨，尽 管皇帝下令各盐船均要配置乡勇护航，但收效甚微。盐商不久便发现，直接与海盗进行谈判，向他 们交纳大笔费用以换取盐船的安全航行更为方便。 由于地方会党的帮助，海盗们成功地使得上述活动日趋完善，以至于每一艘开往广州的船 只都发现，不购买保险费就难以成行。海盗收取保险费的比率是 100 包盐交纳 50 元。有时候，海盗 甚至还为交纳保护费的船只护航。1805 年，一支运盐船队每船向海盗交付 200 西班牙银元，海盗便 将其护送至广州。通过收取盐船保护费，海盗一年四季便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 为了使这一收入来源不至枯竭，海盗毫不客气地对那些不愿听命的船只进行打击。一旦实 施这种打击，其行为是十分残忍的。1805 年 6 月 28 日，在大洲盐场，有 70 艘进行抵抗的官盐船被 海盗焚毁。几天后，另有 110 艘盐船又被化为灰烬。同年 9 月 13 日，120 艘海盗船袭击并焚毁了停 在电白港的 90 艘盐船。至该年年底，不在海盗控制中的官盐船仅有 4 艘。随着保护费的不断缴纳和 收取，海盗和盐商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加强。最终，盐商甚至开始将粮食给养和武器弹药提供给海

盗。 海盗可能也以同样的方式控制了鸦片贸易„„ 海盗能够向海面上的各种船只征收保护费，表明其势力达到了顶峰。无论商人、船主、舵 手和渔民要把船驶往何方，都必须向海盗购买保险。他们按规定交付钱款之后（有“号税”、 “港规”、 “洋税”和“勒税”诸种名目） ，便得到海盗首领签字的路条执照。 虽然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购买临时的特许执照，但是一般来说，这些保护费是按年征收的。 保护费很是昂贵，有些地方，商船按其货物价值交纳银钱，每个航次所交费用在 50 至 500 元洋银之 间。在另一些地方，一艘远洋商船离港出海时要交 400 西班牙银元，返回时要交 800 元。家底殷实 的船主单程一次便要交几千两银子的事也并非鲜见。 收费保险制在广东西部发展得十分完备。到 1803 年时，广州以西的贸易，无处不在海盗的 保护之下。一年后，他们又将其势力扩张至珠江三角洲，有 70 艘大船在澳门附近岛屿长期驻扎，每 天都有船出海拦截往东航行而未交保险费的船只。到 1806 年时，这一带所有船只都难以自保，很少 有船只胆敢未获海盗许可而自行出海。 海盗首领对执行保护者和被保护者双方达成的协议十分严格认真，或者说，在整个海盗联 盟内都很重视这一点。当海盗进行海上拦截时，被拦截者只要出示缴费证明即可放行。如果违反这 一规定，海盗首领会断然下令部属对受害者进行补偿。有一次，一位海盗头目误劫了一艘受保护的 渔船，大盗首不仅命令他将船归还原主，还勒令他为这一错误向船主赔偿 500 西班牙银元。 转述至此，我已经感到界限模糊了。百姓服输认账之后，海盗与执行高税率政策的官府到 底有什么区别？似乎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民众来说，无论向谁交纳税费，反正都没有选择 权和退出权。如同对海盗制定的税率没有发言权一样，民众对官府的政策也没有发言权。明清两代， 官府都实行过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其作用相当于百分之百的高税率，他们并没让老百姓投票表决。 这时候，到底谁比谁好呢？我不知道。在聘请护航者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海盗的安全服务似乎 比官家水师更可靠。因此，一旦有了选择空间，民间竟选择了海盗。 博命集团及其制度背景 在讨论卖命问题时，我们没有提及社会环境。至少有两点环境因素，不提出来便有失公正。 一是地主的租子太重，搜刮太狠。假如上文提到的刘某是自耕农，免了租子，就不至于去 当土匪。不过，要求地主不利用争夺佃权的形式取利，又有些不近情理。大概土改或土地革命的合 理性就在这里。 二是政府失职。按照正式规定，遭遇灾荒，农民去县衙门报告灾情，不仅可以免税，还可 以获得救济。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不作为的官府，不肯或不能掏钱护住血线。任凭匮乏突破生死 边界，制造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庞大群体，然后再耗费大笔军费剿匪杀人，这正是我们中 国人非常熟悉却又徒唤奈何的官府惯技。 血线防护的缺失，这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吃人”

特征。 在血线失守的社会里，官与匪的界限难以划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也同样很难划清。 民国初年，严景耀先生到河南省某县作调查，县长向他诉说了这种难处。 县长说，在两年县长任内，他对于灾荒的事件穷于应付。他说，别处的灾民跑来我县抢走 粮物，老百姓就来告他们的状，可是我无能为力。因为，首先我知道那些被告并不是土匪而是灾民； 第二，我没有那么多的警察和卫兵去抓这些土匪。即使我抓了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牢房收容他们。 当我说这些老百姓（这些土匪）是捉不完时，他们就控告他们的亲属、叔舅、表兄弟等， 并要我去抓他们。在过去株连亲属是合法的，但是现在的法律是不允许株连亲属的，于是老百姓就 说我包庇匪类，或诬我贪赃纳贿。 第二年，真奇怪，也是个悲剧。我们县到处灾情严重，全县老百姓都去当了土匪，到处都 可以听到强盗、绑票和暴动的新闻。我简直没有办法行使我这个县长的职能，因为这些土匪都是不 能抓的，而且他们实际并不是土匪而是灾民。 在这个故事里，县长和老百姓都遇到了命名的困难。说是土匪，那些人明明是灾民。说是 灾民，他们又铤而走险，干了谋财害命的勾当。为了避免道德判断，我们不妨使用“博命集团”这 个中性称呼，只关注他们以命换命的特征。这个集团在暴烈程度、专业程度、违法程度、临时或永 久程度等方面有很宽的跨度。 据《东方》杂志第 30 卷第 1 号报道，1934 年旱灾之后的江浙地区，灾民无米充饥，便纷 纷拥往富户商家抢米。他们所用的办法，有的是和平的“坐食” ，有的则是暴动。仅浙江一省，发生 较大规模抢米骚动的就有嘉兴、海宁、桐乡、长兴、临安、萧山、嘉善等县。 农民的闹荒，不仅表现在抢米分粮方面，而且表现为焚屋焚仓、抗租抗官，待到政府将他 们视为“匪”而大肆镇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背井离乡，甚或真的沦为匪寇了。 由此可见，在临时土匪和平民之间，还存在闹荒这样一种过渡状态。闹荒有比较明显的道 德合理性。任何产权安排，任何权利设置，任何法律规定，如果大规模地漠视人命，漠视人类之生 存底线，恐怕都难免遭到血的报应，为这种制度辩护也难以令人心服。 综合平衡 最后，我们从“集团交易”的角度，对上述买卖关系做一个总结。 一、皇帝、军阀或匪首之类的暴力集团首领，他们是“招兵买马”的人。在性命交易中， 他们是买主，士兵是卖主。为了将暴力行业中的这两大集团区别开来，我们类比资本家和工人的概 念，称首领们为“血本家” 。血本家与士兵构成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出钱越多，兵马就越多，打江山坐天下的希望就越大。未来的预期 收益高了，也更能吸引人才。军政制度中的许多内容，都体现了这方面的交易。譬如贵族制度、军 功封侯制度，就是针对血本运营的高级人才设置的卖命激励机制，类似经济领域中的股份制或期权

制。 “抓壮丁”则是赤裸裸地喝“兵血” ，剥削卖命者的“剩余价值” 。 血本家永远是有竞争者的。即使是最高层的皇帝，有时也不止一个，更何况还有中层的大 小军阀与下层的土匪海盗山大王。“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血本家之间往往掐得你死我活。春秋战 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直到民初的军阀混战，再加上每个朝代的末尾和开头，都是他们 拼命表演的时代。 二、血本家招兵买马之后，获得了生杀予夺的暴力强权，因此掌握了平民的性命。平民百 姓想要活下去，就要以劳役或贡赋自赎。这又是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凭借生杀予夺的实力，努力从百姓手里榨取更多的赎金，可又要掌 握分寸，以免求益反损。倘若杀光抢光，破坏了再生产能力，正如耶律楚材警告的那样， “以后就什 么也得不到了” 。即使不杀，管得太严也未必合算。固然可以把民众当牛马奴隶驱使，但防不住人家 偷懒，反而不如把皇粮承包下去，不少收钱还落得省心。不能过分的另一个理由，即赎金开得越高， 不要命的人就越多。搜刮到血线之下，不让百姓活命，反正都是一死，拼命就成了合算的选择。老 子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境。 不同类型的血本家与民众的关系不同。流寇不怕杀光抢光，反正是一锤子买卖。土匪就好 一些，通常不吃窝边草。军阀吃不吃，取决于驻防时间的长短，有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至于皇 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除非逼急了，饿疯了，一般不肯杀鸡取蛋。但是随着官僚代理人的暗自加 码，皇粮和劳役往往征收过度，逐步走向杀鸡取蛋的结局。 三、在上述两类交易关系中，活动着三个社会集团：士兵——血本家——民众。和工农兵 一样，血本家也在创造历史。血本家勾挂两边，霸占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血本家搜刮的财富则是官 兵与民众双方的关键性重合点。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血本家搜刮的数量，决定了他们招兵买马的数 量和质量，因此决定了他们的实力，又决定了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而搜刮所得的具体数目， 偏偏又受制于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受制于血本家与民众的关系。在这些彼此矛盾的因素之间， 谁玩得高明，谁善于发挥儒家兵家和法家的智慧治民治军治吏，在综合平衡中争取最大收益，谁就 有希望攫取天下。

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灭杀 游 乡 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人口灭杀事件，都是战争造成的。古代中国的战争非常频繁，在商 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 61 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 242 年间，各种战争达 448 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 222 次。 战国时的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臂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 载：秦国攻魏杀 8 万人，战五国联军杀 8.2 万人，伐韩杀 1 万人，击楚杀 8 万人，攻韩杀 6 万人， 伐楚杀 2 万人，伐韩、魏杀 24 万人，攻魏杀 4 万人，击魏杀 10 万人，又攻韩杀 4 万人。前 262 年，

击赵白起杀 42 万人，又攻韩杀 4 万人，又攻赵杀 9 万人。以上不完全统计，杀人已达 130 万之多。 此外，秦人战死的数字还没有计入。 战国末中国人口 2000 万人。可中国军队却远远超过欧洲。秦始皇守五岭用兵 50 万，防匈 奴 30 万，修长城 50 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 130 万（其中受宫刑者达 70 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 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 （《汉书·严安传》） 。 秦始皇三十六年（前 211 年） ，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 秦始皇就把陨石坠落地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 秦始皇的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后，20 多 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几乎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下面是历史记载的 14 次较大规模的人口灭杀事件： 1.秦末农民战争 从公元前 205 到公元前 195 年西汉建国初，共历 10 年。秦朝末年全国有 2000 多万人口， 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都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 70%。也就是说，大城市的人口剩 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 《史记·平 准书》 ） 。 2.汉武帝伐匈奴 汉武帝在位 50 多年（前 140-前 87） ，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 3.西汉末年混战 公元 2 年，全国人口 5959 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 57 年，人口只剩下 2100 万，损失率达 65%。20 年间，西安的人口从 68 万减到 28 万，大荔从 91 万减到 14 万，兴平县 从 83 万减到 9 万，绥远县从 69 万减到 2 万。 4.三国鏖战 公元 156 年，人口 5007 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 208 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 为 140 万，公元 221 年人口下降到 90 万，损失了 98.3%。诗人描述为“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 、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 208 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 动荡后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 1%！一直到公元 265 年，三国人口总计才 767 万。 5.西晋八王之乱 从公元 291 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 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 16 年之久，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许多城 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使西晋初年并不十分发达的经济，受到更为严重的破

坏。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 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 又大疾疫，兼以饥馑” ， “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6.南北朝混战 公元 311 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原人口的 1％-2％。 后赵地盘很小，皇帝却有五个皇后，一万多名姬妾宫女。他死了以后，儿子日夜与五个皇 后母亲淫乐，被岳父杀掉，灭绝了皇族。 皇帝石虎，一次征集美女 3 万人。仅公元 345 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而不情愿者被杀达 3000 余人。为容纳美女，石虎分别在邺城、长安、洛阳兴建宫殿，用人力 40 万。而朝廷的苛捐杂税，迫 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 前后衔接。前燕进围邺城，后赵的数万宫女，不是饿死，就是被士兵烹食。 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 事败之后，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 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斩。石宣的幼子才 5 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 衣带都被拉断，但仍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石虎死后，登基 33 天的 儿子，被另一个儿子杀掉。183 天后，又被另一个儿子杀掉。103 天后，一名汉族将军冉闵杀尽皇室， 下令： “凡杀一个胡人者，官升三级。 ”霎时间，仅首都邺城屠杀胡人 20 万，总共造成数百万人的死 亡。 北朝的北齐，辖有 2000 万人口，到北周时人口仅 900 万。南朝刘宋辖有 469 万人口，到南 陈灭亡时只剩 200 万人，损失率达 60%。 7.隋朝役民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 年） ，文帝杨坚的次子杨广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父亲和哥哥杨勇， 霸占父亲最宠爱的陈夫人。他扩建洛阳皇宫，每月役丁 200 万人。修运河，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 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役夫达 543 万余人。昼夜开掘，男人不足， 女人充数，死者过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只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到江都享受骄奢淫逸的腐朽生 活。又三次率军进攻高丽，伤亡无数。 隋末至唐初，从公元 611 到 628 年 18 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 136 次，有 50 多位 称帝称王者，均统兵 15 万人以上，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 890 万减至 290 万，人口由公 元 606 年的 4602 万人，减到 639 年的 1235 万人，损失率 73%。 8.安史之乱 公元 755 年至公元 763 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历时 8 年。唐朝皇帝为夺回江山，竟乞求匈 奴、回纥帮忙收复洛阳，应允其任意抢掠三日，使洛阳成了一片废墟。历时 8 年的残杀，使黄河流 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 900 万户锐减至 200 万户，3/4 的人惨死于变乱之中，

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 755 年，全国有 5292 万人口，到 760 年，全国人口仅余 1699 万。损失率 68%。 9.黄巢起义及唐末之乱 当时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黄巢占长安，其部属“杀人满街，巢 不能禁” 。待到官军反扑长安，城内百姓都向着官军， “巢怒，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 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 《旧唐书》记载：黄巢率领全军围陈州近一年，数百 (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乡民、俘 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并称之为“捣磨寨”。陈州四周的老百姓 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 毒” 。 唐末到五代十国，前后历时 80 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 58 个皇帝， 有 42 个死于非命。 唐武宗（841 年-846 年在位）时，全国有 496 万户，后周世宗（955 年-960 年在位）进， 仅余 120 万户。到宋初为 200 万户。损失率 76%。 10.金、元灭两宋 宋宣和三年（1122 年） ，全国人口 9347 万。到元初至元十一年（1274 年），人口仅剩 887 万。损失率高达 91%。 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杀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灭西夏，屠八十余万人。蒙古人数次西征， 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 忽必烈屠杀了中国 1800 万人，中国北方地区有 90%的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 大军屠杀前，估计有 1300 万—2000 万人，屠杀后竟然仅剩下不满 80 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 古军队的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 7000 多万人口。蒙古人在中国境内实施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 纪录，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1985 年版。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如果杀死蒙古人要偿命，杀回回罚银 80 两，杀汉人则 只需罚交一头毛驴的价钱。汉人娶新媳妇，头一夜一定要让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 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也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 11.元末混战 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里说，“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 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 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 他们把人肉叫做“想肉” ，意谓食之而使人想也。 “淮右之军”即朱元璋之军，这个吃人上瘾的军队， 何尝考虑过民意！

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出身微贱，生性残暴。他在生计艰难之际为郭子兴收留重用，完全借 郭子兴而兴，得势后却忘恩负义。朱元璋的好友杀了都元帅，朱元彰又杀了好友，当上都元帅。1366 年，朱元彰救应遭难的皇帝，在龙舟上把皇帝推入长江，建立了明朝。他杀来杀去，先征服了中国 人，才转向驱赶已经式微的蒙古人。 夺得天下后，朱元璋翻脸不认人， “火烧独角楼”，大杀功臣、朝臣。据史书记载，胡惟庸、 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杀人达 10 万之多。朱元璋在位 30 年，杀人 20 万，基本上将功臣杀光。连毫 无二心的幼时放牛娃朋友徐达也不放过，可谓冷酷残暴到了极点。 朱元璋赐给常遇春美妾，可常遇春的元配砍掉了美妾的手。朱元璋派人杀了常遇春的元配， 将其肋骨砍成小块煮熟，由朱元璋分发给常遇春及众大臣食用。 明朝最著名的酷刑莫过于“剥皮楦草”，就是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来，再塞上草。历史上的 皇帝很少用这种酷刑，只有土匪、流寇和酷吏才下得了手，而明初的几个皇帝竟都乐此不疲。剥皮 时如果让被剥皮者早死了，明朝竟规定： “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须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 以示警戒。他惩治官僚，如空印案、郭桓案，数万人被连累致死。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 每年都有数万人。但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不能自拔，严嵩的贪污款就相当于好几年的国 防预算！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用了 46 名妃妾、宫女殉葬。在以后的 70 年中，这种野蛮的制度又在 皇帝与诸王中流行。 朱棣比起乃父来，毫不逊色。1402 年，他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导致几十万人战死沙场。建 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曾一次枉杀 1.4 万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 方孝孺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孺一家，灭“十族”就杀掉 873 人！对于方孝孺的妻女，丧尽天良的 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军营，让士兵轮奸，一个女子一日一夜要受 20 余名男子的凌辱。有被摧残致死的， 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永乐末年，他大肆屠杀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 3000 人之多。 明成祖死亡（1424 年）的当天，30 多名宫女都被饷之于庭，吃完以后，被带上殿堂，哭声 震动殿阁。殿堂内置有小木床，使宫女立在床上，梁上结有绳套，把她们的头放在圈套中，然后撤 掉小床，将其吊死。据说，这样殉葬比活埋要痛快得多。 12.明末混战 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明末清初国内混战 54 年。明末全国人口为 1 亿，到清世祖时 全国人口只剩下 1400 万人了。锐减 80%多，损失人口 8000 多万。 1628 年（崇祯元年） ，陕西的大饥荒弄到人相食的地步，正是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明 王朝灭亡的序幕。李自成的大顺军的战马，饮的是俘虏的血。战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上了 战场，战马一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 食壶浆，以迎义师。一名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名大顺军兵士，向他们讲述自己的苦难。一个大顺军

小头目说： “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活在世间？”就把老农杀了。 明崇祯十七年（1644 年）八月初九，张献忠攻陷成都，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 杀，仍然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 忠每日杀一二百人，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 10 万，亦不算多。清军一来，他就逃了。在大军 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 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 以充军粮。单就此点来说，实在独步中国大屠杀史。 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张献忠的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 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 “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 弁。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 遥望如送葬俑” 。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 “分屠各州县”，名曰“草 杀” 。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唤数十只狗下殿，群狗嗅到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 “天杀” 。他想杀读书人，就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每屠杀一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 打下麻城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 “好看！ 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眯眯地说： “你 的脚就最秀美。 ”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兵败溃退，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为 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刨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 飞舞而取乐。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在圈外用矛戟刺杀， 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 《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 13 年后（1659 年） ，县里清查户口，全县仅存 32 户，男 31 丁，女 23 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 县志》卷十九记载： “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 14 户。” 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努尔哈赤 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 “杀穷鬼” 。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 富户” 。共杀辽民 300 多万，辽东地区的汉人基本被杀光。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 济南，城中积尸 13 万。 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 80 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 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 数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 “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 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没有一人敢反抗，甚至没有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 “跪!”呼啦 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清军在江阴一县，就杀了 17 万人，全城仅 50 人幸存。嘉定三屠杀了 50 多万人。1649 年， 清军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暴乱，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 “附逆抗拒”州县及汾

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 年攻破广州时屠城， “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 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 张献忠的屠杀与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 600 多万锐减至 50 万，只剩下 10%左右。整个中 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胆敢反抗的居民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 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 100 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只留最后 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满清入关后，对明代朱姓宗室，可谓残酷至极。除鲁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 其余几乎全部斩尽杀绝。崇祯的长子被多尔衮绞死，其次子隐姓埋名在民间数十年，不慎暴露了身 份，年已 70 多岁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迟处死。明朝永历帝尽管逃到了缅甸，还 是被清朝抓回云南，全家被杀。 1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 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 ，全国人口为 39110 万人，起义失败后，全国人口为 27566 万人， 相互屠杀损失了 1.1 亿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 9 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 204 个，抗 击清政府从 16 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 400 余名，提镇等一﹑ 二品大员 20 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 2 亿两，相当于 4 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 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14.太平天国起义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军在起义后的 6 年中，不过牺牲 4000 余人。然而 1856 年 的内讧，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 6000 余人，又在天京大开杀戒，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 官员 2 万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 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惨厉之至。 “洪杨之 变”最终导致了十几万人被杀。 同治三年（1864 年） ，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数十万人。整个天京城所余 3 万多名太平天国将士，无一投降，全部战死或者自杀。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时有 100 万人口， 到光绪登基时，十几年的时间，南京只剩下不到 50 万人口。 太平天国爆发（1851 年）前夕，中国人口为 4.3 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 年）后，中国人 口只剩下 2.3 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 2 亿人，其中只有 4000 万人直接死于战争，这是何 等的残酷！以后直到 1911 年，全国人口才恢复到 3.4 亿人。